原标题：导演陆川深度解密:“我们”为什么风靡美国

陆川接受采访。

　　北京时间4月8日晚11点，《我们诞生在中国》在LANDMARK SUNSHINE剧院举行纽约首映，当天的首映礼也吸引了以伍迪-艾伦为首的众多好莱坞大咖前来捧场。其实在两地首映前，《我们诞生在中国》就在美国做了观众试映场，陆川是如何拍出这部让美国观众兴奋不已的电影?究竟需要怎样的一种情怀，才能够让这部作品成为中国自然电影的开山之作?陆川也通过片方向读者揭秘了不少电影拍摄的幕后。

　　《我们诞生在中国》让美国观众对中国的了解更加清晰而完整，与此同时对于中国的一些偏见和误解在这部电影面前也不攻自破。

　　挖坑躲掩体，跟拍雪豹18个月

　　电影里一共出现了五种动物，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雪豹，数量甚至少于大熊猫，而在青海玉树捕捉它们的影像对陆川来说形如煎熬。“因为那里天气多变，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下雹子，一会儿出太阳一会儿下雪下大雾，特别让人崩溃——这组镜头你们可以在片尾的彩蛋里看到。”

　　“雪豹特别擅长运动，运动半径达80公里，所以经常一两个礼拜才能拍到有用的镜头。而且它的视觉听觉都非常敏锐，它远远地看到你就马上跑掉了。”陆川还揭秘，当时他们还在地上挖了很多坑，挖了很多掩体，就让摄像躲在里面偷拍。最终，观众看到的这些雪豹影像都是在18个月的摄制时间里面不断地过去拍，慢慢积攒起来的。

　　其实拍摄五种动物没有哪一种轻松。“比如说金丝猴，你可曾注意到摄影师的拍摄角度，永远是逆光或侧逆光，拍出来毛发都是闪亮的，这就意味着摄影师一定要去找时间找角度。”陆川解释，拍野生动物就够难了，但摄影师还要努力找光线的角度，“当我看到第一批素材的时候，我挺感动的，真的。我还以为是打光拍摄，真的是很棒。我觉得他们是地球上最厉害的摄影师。”

　　陆川透露，当时没有想到，英国的团队把BBC拍野生动物最好的金牌摄影师全都带过来了。“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中国野生动物的幸运，因为有这么好的摄影师来记录它们的生存。”

　　为了孩子，抹掉雪豹嘴上血迹

　　虽然说物竞天择，但《我们诞生在中国》和我们从小看到大的《动物世界》以及BBC一系列关于动物的纪录片有很大不同，里面的动物总是温情脉脉，很少出现捕食场景。对此，陆川解释道：“其实每个动物都拍到了一些残忍的东西，但迪士尼说，这不行，孩子看了会很怕。比如说雪豹，我们现在用的是比较诗意的捕猎场景，即便如此，后期的时候还是要把它嘴上的血擦掉。”

　　陆川说，雪豹咬死那动物之后满嘴是血，而后期特效就把它每根毛上的血都擦干净，所以观众现在看到雪豹的嘴是干干净净的。“这就是迪士尼的电影，我会比较尊重他们。如果这是一部完全以我为作者的电影，我会把这些残忍的东西完整地保留下来。但这部影片是要在全世界范围内给孩子们看，给那些爱动物的人士去看，我觉得残酷这一面就要稍微压制一些。不过，雪豹那个故事表现生存的挣扎还是让我留下来了，这一点，其实我挺感激的。”

　　家庭，是让每个人共鸣的主题

　　这次《我们诞生在中国》在美国上映的声势浩大，其中还有个原因就是之前该片在美国的观众试映场非常成功。陆川说：“迪士尼的团队告诉我说是87分，据说是近十年打分最高的三部电影之一，这让我很吃惊。观众们看得很激动，结束后举手提问，问题也特别多，我在上面听着就会觉得很骄傲，他们说没想到中国这么漂亮，中国动物这么可爱……”

　　《我们诞生在中国》让美国观众对中国的了解更加清晰而完整，与此同时对于中国的一些偏见和误解在这部电影面前也不攻自破。陆川称，“我觉得电影在讲一个大家都能看得懂的故事，因为家庭，包括动物家庭是每个人都能产生共鸣的主题。像淘淘有了个妹妹，不再是独生子女了，于是失去了家庭地位，然后寻求独立;像熊猫母女，当丫丫看到女儿走了，很是伤感。雪豹是我最心爱的故事，它们艰难的生存，就全然如中国人生存的缩影，而这必须是要中国人去解释的。”

　　导演自话

　　陆川：从崩溃到享受

　　早在《可可西里》陆川就深刻探讨过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此次《我们诞生在中国》是陆川在多部商业电影后重回人文课题。陆川坦言，当初迪士尼找到他拍摄的时候心有点不安，因为他没拍过这种类型的作品，“关键是要花很多时间。”

　　陆川说，“我问迪士尼制作周期有多长，他们说三年吧，我就有点崩溃了。但是后来觉得机会难得，我又特别喜欢野生动物，西北又是我特别喜欢的地方，我定期会去那边。最重要的是和迪士尼合作，让我接下了这个项目。迪士尼对创作的态度让我感觉很温暖，我想用几个动物来讲一个故事，传递生存的精神。我是一个故事片的导演，想把自己的一些理念带到自然电影中去。他们说好啊你试试，所以我就写了一个故事梗概，他们很喜欢很接受。”

　　陆川透露道，“这是一部让我回归自己的一部电影，没有负担，没有包袱，没有任何杂念，只要把它做出来。我很享受做这个过程，每天都很享受。”

　　据悉，当年陆川拍《九层妖塔》的时候，同时也在拍《我们诞生在中国》。这对一个导演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何平衡好两部电影的创作?他表示，世界上有很多导演都是在拍一部片的同时启动另一个电影项目，“比如说吕克·贝松，他在拍《地球》的时候也拍了别的故事片，他把他要的点提出来，拍的那个过程是交给整个摄影团队去做的，片子拿回来之后，他会在剪辑台上重新构架这个故事，然后再重新去做这个后期，所以差不多我们的这个制作是相类似的。”

　　他还说：“在《九层妖塔》这个项目之前，《我们诞生在中国》就已经开始运行了，真到拍的那一天，我去了拍摄地点，摄影师说，导演你可以回去了，导演不能在现场，因为除了摄影师以外，最多一个助手，他们都住在帐篷里面偷拍。所以后来的18个月当中，我基本上每两天三天看一次素材，然后给他们发邮件，打电话告诉他们要拍怎样一种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