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读书日临近，四川绵阳书城的读者渐渐多了起来。因为不少读者是冲着传统文化经典来的，书城用了近20个书架展示这些图书。

　　“近几年，我们书城传统文化经典图书的销量增长很快，《论语》《史记》《世说新语》《古文观止》最热销，去年有一家单位一次就团购了600多册《古文观止》。”绵阳书城卖场主任胡中海介绍，除了这些经典，一些从前很少有人问津的古籍，现在每年也有一定的销量。

　　绵阳书城是全国实体书店、网络书店的一个缩影。过去，戏说历史或对经典的“二手”解说一度受到追捧，如今读者更愿意从原汁原味的经典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不少专家学者认为，传统文化经典阅读的热度正在逐渐提升，虽然说不上迅猛，但稳定而持久。

世界读书日前夕，安徽合肥方兴社区组织望湖小学洞庭湖路校区的孩子们开展书香进公园活动。张大岗摄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江苏南京，市民扎推进书店过周末。方东旭摄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1、经典热销：从学界走向大众

　　中华书局出版的《论语译注》最早于1958年问世，作者是语言学家、文献学家杨伯峻。50多年来，虽然这部书一直是文史学者和大学文科生的重要参考书，读者基本局限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圈子里。七八年前，《论语译注》每年的销量稳定在1万册左右，2015年增加到15万册，2016年就超过了30万册。

　　“老百姓有阅读传统文化经典的需求，而且越来越理性，‘挑’整理者，‘挑’图书版本，《论语译注》因此成为很多传统文化爱好者的首选。”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说，近些年，不仅是面向大众的译注本、普及版本销量在增长，很多学术性比较强的繁体竖排古籍的销售也呈现出上升的势头。他回忆，20世纪90年代这家以出版古籍而闻名的出版社一度遭遇困境，经过一系列改革，2011年销售码洋首次超过3亿元，而5年之后的2016年，就突破了6亿元。这些数字的背后，除了出版社自身的努力，与国人对传统文化热情的提升也有着密切关系。

　　传统文化热的受益者不只是中华书局。凤凰出版社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由教育部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组织学者对134种古代文史名著进行选译，总字数达到1000万字，出版几年来已销售一万多套。与此同时，还有不少非专业古籍出版社纷纷涉足古籍出版领域，特别是策划出版了大量传统文化经典普及本。根据读者的年龄、层次，一部经典可以衍生出繁体竖排本、简体横排本、注释本、文白对照本、幼儿本、老人大字本，不同人群的阅读需要基本都能得到满足。

　　中国版本图书馆编审杨育芬在对2016年图书选题数据进行梳理时发现，2016年传统文化图书共有3万余种。其中，有关《论语》图书出版数量有200余种，《史记》有100多种，《红楼梦》也有100多种。在200多种《论语》中，注释译文、通俗读物和少儿读物占七成多，研究类图书占两成多。

　　2、三十年变迁：回归经典

　　“经典能够跨越时代，体现一个民族文化的根本价值。同一部经典，在不同时代能够给我们不同的启示。”顾青说，20世纪80年代有过“文化热”，21世纪前十年有过“国学热”，如今又有传统文化的热潮，每个时期都离不开经典阅读，每个时期又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在顾青看来，改革开放之后，刚刚经历过“书荒”的人们，出于对知识的渴望，可以称为一个填补空白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热”主要由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来推动，普通老百姓参与不多。

　　“2003年以后的‘国学热’则主要由电视媒体推动。一些学者登上大众媒体，成为全民偶像。”顾青认为，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自然会开始对文化进行反思，虽然学术界对身处其中的明星学者大多评价不高，但这次“国学热”真正推动了大众对传统文化的热情，“在普遍的焦虑中，传统文化给人们带来一种新的安慰。在此之前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但毕竟不是源于本土的思想，老百姓难免有所隔膜。通过一些学者的通俗讲述，大家听懂了自己老祖宗的道德学问，可以说是适应了当时文化反思的需要。”

　　“由于普通读者阅读文言文典籍存在困难，对原典的兴趣不大，更多的是借助明星学者或其撰写的普及读物来了解传统文化，这也符合传统文化传播的规律。”顾青分析，目前正在兴起的传统文化热，与党中央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有直接关系，“不论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统文化的系列重要论述，还是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都让我们对传统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和理解。”

　　近年来，经典原本的阅读越来越受到读者的推崇。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修订版、点校本《十三经注疏》等整理本传统文化典籍，正在引领着读者走近更准确、更真实的传统文化，而楼宇烈的《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牟钟鉴的《中国文化的当下精神》、张岂之的《中华文化的汇通精神》等学术著作也对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重新进行了梳理。

　　3、教育为本：夯实文化自信

　　“在进行经典阅读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那些在大众媒体普及传统文化的学者，他们让很多原来远离传统文化的普通人感受到了传统的可爱。”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曹辛华说，除了少数专家学者，普通读者大多无法直接阅读经典原文，如何引起这些人对传统文化的阅读兴趣，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环节。在此之后，才是传统文化经典的普及。

　　“出版人、学者都应该有一种精品意识，杜绝那些水平低劣的出版物，共同维护一个健康的传统文化阅读市场。”顾青呼吁，那些学问深厚的知名学者应该主动承担起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把准确、生动的传统文化知识传递给大众。

　　对于传统文化经典普及，凤凰出版社社长姜小青提出了三点看法：一是内容选择经典化，传统文化有很多东西，但不是所有传统文化都需要普及，要选择经典，要对当代生活、价值观、精神追求有积极意义。二是形式表达要大众化，尤其在如今的网络时代，如果还是采取几十年不变的做法，千篇一律给经典做注释、讲解，就很难真正做到传统文化的大众普及。三是传播方式要现代化、多元化，仅仅靠纸本或仅仅靠网络传播，都不行。

　　向大众普及传统文化，学校教育更为系统，影响也更为深远。《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要将优秀传统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

　　“这几年，传统文化逐步热了，很多基层教师已经率先在学校教育中开展传统文化教学，有些卓有成效，但也有走偏的，盲目复古，甚至有些迷信被掺杂其中。至于校外的各种国学班，也是鱼龙混杂。”顾青认为，把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国民教育，需要构建中小学中华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编写中华文化幼儿读物，推动高校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这些都对出版人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学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特别是阅读经典，不仅需要合适的教材、读本，而且必须有合格的教师来指导学生。”曹辛华认为，现在的中小学语文教材，选用的传统文化经典篇目有限，而且主要侧重字词句的解析。深入开展传统文化经典教学，对中小学教师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未来如果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势必要加大师资队伍的力量。

　　“我们的民族精神从哪里来?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从哪里来?都是从传统文化中来。”曹辛华说，只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明成果，积极参与世界文化的对话交流，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就会不断夯实文化自信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