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德米拉

俄罗斯汉学家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俄罗斯汉学家柳德米拉在中国生活的时间并不短，从1994起她开始在中国定居，到2010年回到俄罗斯，这一待就是16年。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以及个人研究的目的，柳德米拉从2006年到2017年出版了7本关于中国文化的图书，作品包括《中国符号体系》《中国四大美女》《中国八仙的故事》《喜鹊登梅》《天下有名和尚》《中国传统的节日》和《长绿竹子》。同时，她还在《人民画报》连续数年发表关于中国文化的文章。

　　目前，回到俄罗斯的柳德米拉，还会每年在莫斯科、喀山、下诺夫哥罗德、新西伯利亚等城市的大学讲授中国文化相关课程。她还致力于出版儿童题材作品，以促进中俄儿童更好地了解彼此的国家和文化。

　　记者：您早年在校期间学习的专业是医学，为什么后来“弃医从文”，开始从事中国文化相关研究工作？

　　柳德米拉：我小时候有三个理想：做记者、当医生、当一名东方语言学家。这是三个不同的职业，但对于我来讲，却很难抉择以后从事它们其中的哪一个。高中毕业以后， 我顺利地考上了医学院，也就此认为毕业后可能会成为曾经理想中的医生。

　　然而，在医学院学习期间，出于对语言学的喜爱，我接触了很多有关格鲁吉亚和阿拉伯国家文化方面的知识，也喜欢上了这两个国家的手写文字。可能是由于我的国家与这些国家距离较近的原因，我当时并没有主动接触与中国文化相关的图书。正当我决定离开医学院，开始攻读阿拉伯语专业的时候，父亲的朋友偶然间给了我一条建议。他告诉我，如果要换专业的话，那么就去读中文系。

　　这让我感到很惊讶：中国当时在经济方面并不发达，而且去中国对我来讲困难重重。这位父亲的朋友似乎很有远见，他认为汉语是世界上与众不同的语言，而且中国已经开始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未来将会成为世界领先的国家。

　　于是，我听从了他的建议，并在俄罗斯东部城市赤塔进行了中英互译专业的学习。事实上，直到现在我也没有为当初的选择感到后悔，我也一直将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作为我的人生目标之一。

　　记者：您在中国生活了16年，您认为自己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程度如何？

　　柳德米拉：毕业之后，我便开始在大学工作，成为了一名中文教师。工作20年来，我也自认为是一位称职的中文老师。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随我的丈夫来到中国，他也是一位汉学工作者，当时被派遣到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工作。

　　因为从事中文教学工作多年，我对自己的中文水平还是比较有信心的。有一次，我上街打了一辆出租车。但是上车以后，我却意外地发现，我和司机都听不懂彼此说的中文。这件事对我的打触动很大，我也把它当成一次教训：学习一门语言，不是在学校或者某个培训机构学习几年就能够完成的，它需要用一生的时间去认知、发现和不断探索。即使在中国生活了16年，我也依然觉得，关于中国我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

　　柳德米拉受邀参加2018年中外文学出版翻译合作研修班

　　记者：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决定在中国长期定居？

　　柳德米拉：经过那次刻骨铭心的教训，我才决定和丈夫留在中国生活。1994 年至2010年的16年间，我一直居住在中国，在北京住了15年，在上海住了1年。我还走访了中国大江南北的很多城市，感受不同地方的文化、传统、历史、民俗、文学和艺术。我还去了偏远的农村地区，去探寻那里人民的生活方式，与他们共度中国传统节日—— — 春节。

　　在中国居住的日子里，我每次上街都会随身携带一个笔记本，记录下我的见闻。我的中国朋友们甚至对我的这种做法表示不满：每当我们一起出去吃饭时，落座之后我都会拿出我的笔记本，他们就会假装不高兴，抱怨道：“和柳德米拉一起出去吃饭总是不能尽兴，她老是有那么多的问题！”

　　因此，我也积累了很多有关中国文化方面的资料，我依据这些资料和研究成果，出版了三本书。在中国的这些年，也是我实现自我蜕变的过程，我慢慢意识到我正在做有价值的研究工作。当我回到莫斯科之后，我成为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研究员，我希望能一直从事这项工作。 

　　记者：就您目前出版的作品而言，您是如何准确地传达这些年自己在中国生活中的见闻和感受的？

　　柳德米拉：尽管从地理位置上来讲，中国和俄罗斯是邻国，但是两国人民对彼此国家的了解，依然存在诸多不清楚、不确定的地方。这也是我一直想要做的工作：通过自己多年在中国的见闻，使俄罗斯读者了解中国人民现阶段的生活、风土人情，以及优秀的中华文化传统。我很高兴地看到，很多读者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内涵，他们也看到了我对中国的爱，因此情不自禁地爱上了中国。 

　　记者：您在工作中是否遇到瓶颈和困难？

　　柳德米拉：我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当我刚刚开始中国文化研究工作之时，我在中国很少能发现可供我研究使用的图书。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讲，如何收集信息变成了一项艰巨的工作。但是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出版行业也开始日新月异地发展，中国的图书品种每天都在增加，我也对这么丰富的图书品种感到震撼。

　　我很喜欢中国的一句谚语：有志者事竟成。对于现阶段而言，最大的困难可能就是如何尽可能多地去展现中国文化的多面之美。对于汉学家而言，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以及更细心的研究。

　　记者：近年来，中国出版在持续推进与海外国家的交流和互动。就您看来，中国作品“海外化”存在着哪些问题？

　　柳德米拉：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汉语写作对于海外汉学家来讲太难了。实际上，俄罗斯有很多汉学家，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能够流利地阅读中国图书。而在能够流利阅读中国图书的汉学家中，又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掌握中国诗歌和散文的翻译技巧。

　　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程，而俄罗斯对这项工作的资金扶持力度也比较弱。不过还是有很多译者在默默地工作，例如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研究所的年轻译者一直在翻译中国青年诗人的诗歌作品；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圣彼得堡的译者就已经翻译了他的作品，因此俄罗斯读者对莫言的了解程度也比较高。

　　此外，尽管俄罗斯商业化出版氛围日渐浓厚，但俄罗斯读者还是对中国散文和诗歌的兴趣浓厚。目前，在俄罗斯图书市场，每年都会有多达30部中国作家作品出版上市。 

　　记者：在您看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开展为中国和俄罗斯带来哪些机遇或挑战？

　　柳德米拉：“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和倡议沿线国家在文化、文学、翻译和出版等领域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对于成年人来讲，改变他们某些认知可能稍显困难，这就让我们可以从教育和影响小读者这方面下手。因此，我们可以共同出版更多的儿童题材作品，让他们更加全面地了解邻国。

　　目前，我也在为孩子们创作关于中国的图书。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看到很多小读者对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他们也非常希望能够来到中国。我想让这些孩子知道，即使以后不成为汉学家，他们与中国也是永远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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