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但对于西方人民仍然是“神秘”而落后的，所以为什么我的第一部作品是用英文写作的，因为就是要写给西方民众尤其是我周围的人看的。

——李彦

 李彦，加拿大华裔中英文双语作家、翻译家，滑铁卢大学文化语言研究系中文教研室主任、孔子学院加方院长，曾获中外多个文学奖项，长期致力于中加文化交流活动。

初见李彦老师时，恰逢她带领加拿大教师团参观圆明园。在和风暖阳中我们同行、畅谈，她性格直爽又不乏感性，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让人意外的是，她的写作，竟是从一篇“扫盲贴”开始的。

 用英语写作，向西方展示真实的中国人

1987年，刚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英语采编专业毕业的李彦被分配到新华社对外部，本来打算做一名记者的她，却在此时接到了加拿大温莎大学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还有全额奖学金和助教金。因为自幼喜欢白求恩的故事，李彦对白求恩的故乡——加拿大充满了憧憬，用她的话说，“这个机会实在难得，因此毫不犹豫地放下一切，毅然决然就来了。”

8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但是西方社会对中国却仍然十分隔膜。李彦是当时温莎大学历史系录取的第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又能用比较流利的英语交流，所以她的到来可“乐坏了”学校的教授们，“不光是历史系的教授，政治系、宗教系、哲学系、社会学系、经济系，甚至还有数学系的教授都来找我咨询，他们都想了解中国过去几十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就跟大家讲讲中国的历史和现状。”

当时学校的图书馆里有上百本介绍中国的图书，但大部分由来华传教士所撰写，且偏重于对义和团运动的回忆。书中描写的中国人基本上都是愚昧无知落后的。这让李彦很沮丧：这些书籍明显地带有偏见和误解，对中国人的了解是浅表和片面的，根本无法展示普通中国老百姓真实的心态和思想。

李彦萌生了将真实的中国历史和中国人写出来，给老外们“扫扫盲”的想法。“起初我只是想写点儿什么，用简明易懂的方式，告诉周围的西方人他们所希望了解的事情。我用所掌握的历史知识结合所见所闻，将跨越二十世纪八十年之久在中国发生的主要历史事件写了出来。”

第二年暑假，李彦用三个月的时间，一面在校园里打工，一面在计算机房里用英文写作，以回顾的方式完成了近5万字的初稿。初稿完成后，李彦拿去给教授看，他觉得“你们所经历过的生活简直不可思议”，并建议她投稿发表。

李彦认为，“面对历史演变，人们自然是有欢乐，也有悲伤的，但我的目的，是描述出普通中国人面对生活变迁时的思想矛盾和曲折心态，展示出中国文化丰厚深邃的魅力，以及中国人微妙复杂的情感世界。”

之后几年里，李彦将初稿不断完善，修改成小说的形式。Daughters of the Red Land讲述了在大时代背景下，一个中国家族的兴衰史，通过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悲欢离合来观察社会的变迁。1995年这部小说在加拿大出版，不到三个月就获得了加拿大全国小说新书奖提名，获得提名的五个人中，李彦是唯一一个母语不是英文的作者。

小说Daughters of the Red Land及中文版《红浮萍》

作家的自我审视和“修订”是难能可贵的。2010年，李彦尝试将自己的小说Daughters of the Red Land翻译成中文，中文名为《红浮萍》。15年后回看1995年出版的英文版小说，她直言，受到阅历和年龄的局限，年轻时对历史及人性的理解还是有“浮浅”之处。所以在翻译中文版小说时，经过15年的沉淀，她能够从更加客观、冷静的角度去观察和描述历史与人性，中文版相对于英文版来说，更趋成熟。

“你问我为什么第一本书要用英文写，因为本来的目的就是让海外读者能够通过阅读直接对中国国情、中国历史及中国文化有所了解。”

关于身份，不把自己当作家的作家

小说获奖后的事情，就像是被命运推着走一样：李彦获得了滑铁卢地区文学艺术杰出女性奖，进入滑铁卢大学，开始教授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文学、汉语等课程，并逐步成为文化语言研究系中文教研室主任、孔子学院的加方院长。

当被问及她更喜欢哪种身份时，李老师说，“我的主业是教师，教书是我的本职工作，能够面对面与青年学子们交流十分快乐。近年来，我用自己独特的创作教学法教他们汉语，这种过程令我很满足，这是我很喜欢自己工作的原因；而长期以来我一直在做中外文化交流的工作，这也是我最感到快乐的事情以及最引以骄傲的身份。”

 李彦在滑铁卢大学教授汉语课程

身为孔子学院的加方院长，李彦在教课之余也带领同事们利用节假日和周末时间举办各种文化交流活动：组织中文竞赛，举办中国文化展览和演出活动，并每年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

组织加拿大教育代表团访华，了解感受中国的发展及文化，也是她近年来所致力的交流项目。“来过中国的加拿大人都感到特别震惊！因为看到的中国和他们以前在海外媒体上所了解到的中国完全不一样。几乎所有人都立即喜欢上了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美食和中国人。” 

李彦在圆明园讲解

关于作家的头衔，李彦直言，她并不把自己当做一个专业作家来看，“写作只是一种业余爱好，被某件事所触动时才会动笔。没有灵感时，绝不会逼着自己为了保持‘作家’的头衔而硬写。灵感来了，可能熬几个通宵，一气呵成写出点什么东西来。”

“我”的白求恩情结

之后，李彦老师又用英语创作了长篇小说Lily in the Snow（《雪百合》），用中文创作了长篇小说《海底》《嫁得西风》，以及中短篇集《羊群》《吕梁箫声》《不远万里》等作品。

谈到《不远万里》，她似乎更加“偏爱”这部新书。《不远万里》由《尺素天涯》和《何处不青山》两个中篇组成，书名取自毛泽东写给白求恩的话——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精神。其中《尺素天涯》的副标题为“寻找白求恩与毛泽东珍贵合影照片始末”。作者从一张新发现的珍贵照片入手，设法采访到照片的拥有者——一位加拿大老人比尔，这张照片就是白求恩寄给他的母亲莉莲的。莉莲和白求恩同是加拿大共产党组织里的战友，关系密切，白求恩组织医疗队赴华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的建议；下编《何处不青山》，副标题是“献给赴华八十周年的白求恩医疗队”，这部分以比尔来华捐赠照片并与多位加拿大友人前往白求恩战斗过的太行山为线索，回顾了白求恩和医疗队同事们在抗日战争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彰显了他们的崇高精神境界。书中很多照片、信件、遗嘱等素材都是根据李彦几十年来在加拿大对白求恩研究资料的搜集以及采访得来。

《不远万里》由《尺素天涯》及《何处不青山》两部分组成，2018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我在海外寻找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毛泽东和白求恩合影照片的时候，一个偶然的契机发现了加拿大老人收藏的照片，挖掘出来他母亲和白求恩当年的情感故事，《尺素天涯》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的第二年获得了上海市新闻奖一等奖；2015年我带队到太行山——白求恩牺牲的地方采访，通过进一步的调查，完成了《何处不青山》，并在2018年获得人民文学非虚构文学奖。这部作品角度独特，通过描写白求恩和他的战友们之间的情感世界，展示了一个英雄的成长过程，他如何从一个普通的外科医生成长为毛泽东口中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的？其实英雄的成长跟普通人一样，他勇敢坚强、热爱生活，也有自己的缺点，也会耍脾气，但是他为了信仰和理想，甘愿抛弃奢侈富裕的生活，并为了人类社会的平等公正而献出生命！这个转变过程是如何完成的呢，只有亲自读完这本书，你才会知道。”

“几十年前，我还是一个年轻人，或者说颇为理想主义的年轻人，夜深人静的时候，躺在床上，看着窗外的月亮，感到一天又过去了，人很快就老了。几十年来，我一直在思索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才是值得我们在短暂的生命中去追求的？通过对白求恩一生的探求和追索，我得到了解答：对人道主义、国际主义精神的理想追求，是可以使一个人最充实、不虚度年华的。在生命结束的时候，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每个人都会感到欣慰，无可遗憾。就像白求恩1939年躺在太行山的土炕上，留下感人肺腑的遗嘱，坦然离去那样。所以直到今天，不管多大岁数了，我仍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翻译，这是一个责任重大的职业

2013年，李彦在尝试把自己的英文小说Lily in the Snow（《雪百合》）改译为中文版本《海底》时，进一步对自己在中英文翻译方面的实践经验进行了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有益的思考，并介绍给国内高校从事翻译领域研究的青年学子。

Lily in the Snow（《雪百合》）及《海底》

谈到翻译，她直言，这是一个责任艰巨的职业。

“由于用目标国家语言创作的中国作家非常有限，所以中国文化及中国文学进入海外视野，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还只能通过翻译。”李彦说。而译者是否对作品背后的潜在文化以及西方文化有足够的了解，直接影响到翻译的质量以及读者的接受度。

“中国译者如果对西方文化不了解，哪怕翻译得再准确，读者不容易接受，因而也不会奏效；而外国人在对中国文化缺乏透彻了解的情况下所翻译出来的中国文学作品，也难免出现错译。”

李彦顺手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在“鲁迅文学院”参观时见到中国人所翻译的英文小册子时引起的困惑，一个是英文杂志《路灯》上外国译者所犯的错误，来说明译者必须对双方的文化都具备较高的素养才能胜任这个职业。

此外，谈起在“走出去”以及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文学作品如何更好地对外传播、中国人如何赢得在世界舞台上的话语权时，李彦认为，怎样才能选择推介出真正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以及怎样制定出有效的翻译策略，丝毫不亚于如何具体提高翻译技巧的重要性，前者更值得我们深思、改进，才可避免出现南辕北辙、弄巧成拙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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