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篇文章选自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世界汉学通讯》（2020年3月30日 第一期）。

《世界汉学通讯》由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主办，关注并分析国内外汉学与文化发展、就世界文化尤其是一带一路相关文化热点展开讨论，对民心相通背景下的国际格局及国家治理相关话题展开深度分析，为相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对未来治理的贡献

作者：【英】马丁· 阿尔布劳

在西方学术思想中，“治理”一词曾处在一个相对安全，但又模糊不清的位置。在二十世纪后期全球治理理念下，“治理”一词经受了更多考验。但是，中国近期将其带出学术性讨论，带入公共论述的中心。在这方面，中国贡献最大。

首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两卷《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做出了积极贡献。这两卷书内容丰富、范围广阔，覆盖了公平、法律、原则、权利、责任等诸多领域。它包括一系列概念，构成了一个健康社会的基础。在这个社会中，人们能够追求自身价值，分享他们在和平与安全方面的愿望。

过去十年中，中国将原创思想和实践创新注入到“治理”这个旧概念，使其重获新生。基于文化、意识和实践，中国形成了其独特的方法，让“治理”成为一个活力四射的概念。中国方法适用于世界和中国，我会逐个予以解释。 

“全球治理”的明确解释来自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发布的《天涯成比邻》报告（1995）。那时，来自26个国家、具有丰富国际经验的、受人尊敬的公务员，共同提出了建议，涵盖人类和地球安全，管理相互依存的经济，改革联合国以给予公民社会更大发言权，并将法治延伸至全球舞台。

钱嘉东，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大使，在全球治理委员会发出了中国声音。他曾在1964-1976年间担任周恩来总理外事秘书。在此之前，他曾于1954年在韩国和印度尼西亚参加了中国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的相关会议。他是中国不断参与国际事务的一个缩影，其中包括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走上了一条不断提高在国际组织中参与度的道路。邓小平1974年在联合国大会上阐述了毛泽东主席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推进，中国全力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现在已成为派驻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

多边主义一直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一项核心原则，中国一直寻求与自身贡献相匹配的发言权。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不断提高，领导上海合作组织发展。201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后，成员已从1996年的5个国家增加到8个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始于习近平主席2013年9月13日在哈萨克斯坦的讲话，现在中国已经与138个国家和30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文件。有时候，人们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与上述多边机构性质是一样的。我认为这种观点不正确，导致人们无法理解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一个是包容性发展战略，另一个则是基于规则的服务机构。

多边机构属成员制，有具体的合作框架，既覆盖各类合作行动，又包括各类规章制度，后者用于管理成员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东盟、石油输出国组织、欧盟等机构各有不同，却都属于此类范畴。不管多边机构是否将发展列为目标之一，它们都依赖于把机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具体官员。

从这个意义上讲，联合国当然是最大的多边机构，其雇员超过4万人，有其职业路径，并可能终身服务。这不是一个世界政府，但在很多人看来，特别是在美国看来，联合国具有中央政府的特点，而美国传统上敌视这一概念。通常来说，私营部门雇员可能面临风险，而公共机构官员工作条件更好，因此更易招致对其官僚主义的指责。 

在西方民粹主义政客眼中，多边机构比本国机构招致更多批评，但指责言论基本一样。相关言论认为官员脱离了自己的祖国，希望成员国重获自身主权。批评者可以将重点放在职权滥用上。当然，有时一些员工可能确实为了自身利益去推广这些多边机构，而不是为了应该服务的更广泛的群体。这种行为有时被叫做“制度俘获”。

全球化加重了民粹主义对多边主义的反应。的确，多边机构与基于规则的全球经济秩序密切相关，后者允许公司进行跨国界自由贸易。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应加深了其这些多边机构的敌意，因为多边机构支撑了经济全球化。

但是，我在此想强调的是“一带一路”与之前发展计划间的巨大差异。它既不属于全球化，也非新的多边机构。当然，许多国家参与其中，但它们在双边层面，或在多个双边层面的基础上进行合作。每个参加方独立地与有授权的中国机构达成共识，为了一个具体的共同目标进行借款、贷款或者投资，比如开发港口或兴建铁路。这些将成为长期战略的一部分，以中国为主要合作伙伴，发展国家间的互联互通。

王义桅教授，在其著作《一带一路：中国崛起给世界带来什么》中率先用英语对此进行了权威解读。他写道，一带一路 “不是一个实体或机构，而是一个合作与发展的概念和倡议”，写的非常精彩。无独有偶，我想结合这个理念，重点阐释“一带一路”倡议以目标为中心的本质。

“一带一路''合作是通过完成具体项目，促进交通、贸易、金融融合与繁荣，达到促进公共福利的确切目标。这些都有可衡量的成果，能够弥合文化鸿沟。

“一带一路”的精神在于其以目标为中心的本质。它匹配了当代需求，使合作伙伴将分歧放在一边并达成互利。它比乌托邦式观念更先进，后者要求各方必须相互理解才能共同合作。相反，它代表了一种我更愿称之为“务实的普遍主义”观点，即所有人保留各自珍视的价值，同时为共同利益做出贡献。 

从“务实的普遍主义”角度来看，全球治理不再是各种机构组成的框架，而是多个项目组成的网络，致力于确保人类在地球上的未来，或者是习近平主席著名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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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中国正在发展完善一种全球治理方法，其有别于传统的西方观点，并为国际合作带来新的可能性。迄今为止西方给予的主流回应中，并不夹带意识形态等先决条件。事实上，希腊、意大利和波兰等西方国家政治各不相同，但均已与中国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务实观点驱动了“一带一路”合作，也同样启发了上述国家。

但在国家治理方面，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回应更多是由意识形态驱动的。这可以理解，因为在西方眼中，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是由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决定的，因此西方国家别无选择，只能反对中国国家治理思想。

事实上，中国不仅采纳了治理、民主和公平等古代西方思想，也融合了价值、责任和诚信等现代思维，这给西方带来了巨大挑战。西方自1917年俄国革命开始，一直认为共产主义是破坏基本自由的一个阴谋。

长期以来，中国创造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新形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国文化，这种文化早于卡尔·马克思。确实，马克思坚持按社会关系进行生产的思想与中国古代思想有很大相似性，后者重视社会关系，认为其是繁荣社会的基础。在这方面，马克思比西方人更加东方化，这只是他不被祖国认可的众多原因之一。

正如我在《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角色：走向全球治理理论》（中文版本将很快由位于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书中指出的那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汇集了中国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政治经济学等各类理论思想的先进性，它构成了中国治理的基础，而习近平主席详细阐述了它。西方受到了挑战，应该以同样先进的方式加以应对。但西方却付诸于专制、独裁和威权等口号，这仅是西方媒体日常言论冒犯中比较温和的那些。

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治理带领我们超越了自由民主等传统概念，进入到人民与政府间关系转型中。在我撰写本文时，中国爆发了新冠疫情，从最初的武汉蔓延到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从某些方面讲，这场危机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中国治理的特殊之处。

如何公布危机爆发本身揭示了一个治理问题。识别病毒的医生随后因散布虚假谣言而受到官方训诫。训诫随后撤消，他本人因病毒感染生病并不幸去世，凸显出中国面临的一个关键治理问题。但是，正如我要指出的，这是一个普遍性问题，对任何公司式组织都一样。

在其他地方，除了把中国描述为一个文明、一个国家外，我还将其称为一个公司。这有点夸张，但中国肯定是一个公司式实体，其规模世所罕见。

人民与变革和重建计划紧密相连，这个计划要求每个人都为百年目标和众多次级目标做出贡献。中国共产党要求党员遵守党纪，人民遵循十二种社会主义价值观。每个社区、企业、政府机关、社会团体都必须有其相应的共产党架构。

其结果是中国实现了惊人增长，人民享受繁荣。有层级结构的公司机构可以快速、可靠地向下传递指令，困难在于如何促进下级向上级反馈意见。

这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在西方国家，政府和公司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压制所谓的“吹哨者”，“吹哨者”目的是引导领导者关注下级雇员的不当行为，或引导公众关注领导者的犯罪行为。同样，下级人员可能有好主意，但上级人士很难知道。对于所有大型组织来说，这是一个很难摆脱的结构性问题。

相比之下，意识到疫情爆发后，中国治理的优秀一面很快得到证明。不到十天，中国就在武汉建成了一所医院，令世界为之惊叹。为遏制病毒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证明了中国人民在支持国家事业时的非凡纪律和勇气。

中国在此次应对疫情和改革开放其他领域中取得了非凡成就，部分归功于它的管理体系。但在此次疫情中，绝大部分应归功于中国治理的自身特色，而非中国与其他大型机构的共同特点。

中国的社会治理具有其自身特点，不应简单地与西方代议制民主思想进行比较。事实上，如我近期在《参考消息》（2020年1月3日，11版）上发表文章所指出的那样，在我们所生活的全球化时代，中国治理应被视为一种全新的治理方式。

当今，所有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都是控制、引导技术，这些技术驱动我们经济和社会关系发展。在上个世纪早期，现代主义处于鼎盛时期，出现了“专家治国”一词，用于描述技术专家和无人系统控制政府的治理方式。

目前，西方民粹主义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从上述“专家治国”中获益阶层的一种反应。任何现代民族国家都有层级制度构成，中国人民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各个层面对国家机器进行监督和检查。相较于系统式管理，中国更青睐人的管理，这让我在上述那篇文章中建议，用一个新的术语“人为管理”，即“人治”来进行描述。

未来，技术创造机器人，无人驾驶车辆可以载客，人工智能设计疫苗。系统包围人类，而人类在这个系统中的位置将成为一个生存性问题，与我们人类物种在这个星球上的生存相匹配。

本文作者

马丁· 阿尔布劳（Martin Albrow），英国著名汉学家，现任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因倡议和研究全球化理论而享誉国际。他是最早提出“全球化”的三位学者之一，上世纪90年代就以《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一书奠定了在全球化研究领域的先锋地位。曾任英国社会学协会主席，该协会《社会学》期刊主编，国际社会学协会《国际社会学》期刊创刊人及主编。荣退后，阿尔布劳从未停止学术研究。在5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拥有剑桥大学博士学位，于1989年成为威尔士大学名誉院长。此后，他在许多机构任访问教职，包括慕尼黑埃里克·沃格林学会（Eric Voegelin）讲席教授，伦敦政经学院、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北京外国语大学讲席教授。他是美国华盛顿特区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研究员、德国波恩大学“法学文化”凯特汉堡高级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现居伦敦。

《世界汉学通讯》长期向全球业内专家学者征稿，优秀作者将有机会被聘请为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特聘顾问，并受邀到北京语言大学进行文化或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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