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明建 吴梦宇
摘要：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是中国学界, 尤其是翻译界的热门议题。论者所关注的, 大多是翻译层面上的问题, 如何提高译本的翻译质量、翻译数量和传播渠道等。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翻译逐渐增多, 但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地位并未得到较大提升, 海外更多的还是将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了解当代中国和社会现实的窗口, 而相对忽视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价值。因此, 仅仅通过提高翻译质量和数量, 扩大出版发行渠道, 恐怕难以达到预期效果。中国当代文学译介已进入一个新阶段, 现在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是如何以更有效的话语方式推介中国当代文学, 即如何在当代世界文学语境中, 阐发中国当代文学“中国经验”中的本土性与世界性关系及其世界文学意义, 树立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形象”, 提升其文学地位, 使中国当代文学成为中外文学交流的人文品牌, 促进当代中外文学和文化的深度交流。
关键词：中国当代文学译介; 文学性与世界性; 当代世界文学语境;中国文化“走出去”
作者简介： 查明建，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学、比较文学。吴梦宇，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
0.引言
文学是文化的集中体现, 也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学作品译介是文化传播和文化形象构建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中国当代文学, 反映了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思想、情感, 是当代中国人经验世界、心灵世界的生动写照。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 对世界理解当代中国、促进中外人文交流, 具有重要作用。中国当代文学译介, 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构成部分, 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话题。近年来, 国家推出了诸多重要举措, 设立重大海外译介项目。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译介现状和评价, 已有众多学者做了资料搜集、整理和述评工作, 并对中国当代文学如何“走出去”“走进去”, 提出了建设性建议。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译介, 可谓不少。除莫言外, 余华、苏童、贾平凹、阎连科、王安忆、刘慈欣、韩少功、残雪、刘震云、池莉、毕飞宇等作家的作品, 都有或多或少的译介。但从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译介与接受的整体状况来看, 其效果与国内学界的愿望和预期相去甚远。莫言、贾平凹、阎连科、毕飞宇等还获得了一些重要的国际文学大奖, 但中国当代文学的地位并未得到应有的提升。研究者都注意到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存在一个普遍现象, 即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文学地位较低, 读者甚少。众多学者都在寻找症结之所在, 提出建议和解决方案。有的学者认为, 是翻译质量问题, 需要进一步提高翻译质量。有的认为, 是翻译的范围比较小、翻译数量有限, 难以形成影响。总之, 目前学界讨论中国当代文学译介问题, 关注点主要还是在如何提高翻译质量, 扩大翻译范围和出版发行的渠道方面。翻译质量, 当然是吸引海外读者阅读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因素, 毕竟翻译质量高, 具有可读性, 才能吸引读者读下去。有了相当的翻译种类和出版数量, 中国当代文学才能以比较完整的面貌, 出现在海外读者面前。但我们纵观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 可以发现, 翻译文学在译入语中的文学影响和文学地位, 并不是由翻译数量和翻译质量所决定的。翻译质量高、出版种类多, 数量大, 并不必然地提升中国当代文学的地位。由此我们反思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现状, 就会发现更为关键的问题, 即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阐释问题。文学地位的建立和提升, 首先是作品需具有较高的文学品质和文化内涵。但同样重要的, 是如何阐释作品的文学价值和文化意义。如何向海外读者介绍、解读、评价中国当代文学, 直接关乎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文学形象。因此, 有学者指出:“赢得书评舆论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关键前提” (刘亚猛, 朱纯深2015:8) , “在一般意义上的翻译质量得到保证的前提下, 我们应将注意力转向国际文学评论尤其是译评” (同上:12) 。
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地位不高, 甚少获得海外读者关注，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其一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文学价值”的漠视。许钧(2013:11-12) 指出：“在法国主流社会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接受中，作品的非文学价值受重视的程度要大于其文学价值, 中国文学对法国文学或其他西方文学目前很难产生文学意义上的影响。因此，目前我们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更多向外译介中国文学作品的问题， 而且是如何引导西方公众关注作品所具有的文学、诗学价值的问题。”有学者注意到, 在海外, 中国当代文学“常被看作是了解中国历史、政治和社会的窗口, 而作品的文学性则很少受到关注” (马会娟2013:69) 。“把中国的文学还是更多看成了一种社会学的、历史学的材料来了解, 而不是更多从文学层面来重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 (陈晓明, 唐韵2013:30) 。西方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非文学性认知, 一是由于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成见。中国1950至改革开放前的当代文学, 确实存在政治性强而文学审美性不足的现象， 西方读者由此认为:“中国文学就是枯燥的宣传说教” (Lovell 2005) 。1979年后, 中国当代文学进入新时期，开始了文学的变革, 无论是文学观念、文学价值观, 还是文学主题和创作方法, 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西方读者和评论者依然带着这种成见来看待新时期的文学。二是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偏见。西方读者“希望阅读的是能够直接言说并抨击政治的中国文学作品, 在解读和评论中也总是刻意突出政治性和意识形态的功用” (吴赟2013:74-75) 。有学者根据近些年来英国主流媒体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评价情况指出:“英国主流媒体在评价当代中国文学作品时, 有一种倾向, 往往以政治批评代替审美批评, 把读者往禁书上引导, 把文学往政治上引导, 把小说往现实上引导。即使是分析文学作品, 其评论也没有触及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与文学性, 而只停留在浅显的故事情节介绍与简单的评价层面” (陈大亮, 许多2018:160) 。正因为将中国当代文学只是作为了解中国当代社会、政治等方面的材料, 因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价值和意义甚少关注。其二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介, 既缺乏又不到位。有学者指出:“面向各界精英的英美高层次刊物上极少刊发主要从文学角度谈论中国作品的书评” (刘亚猛, 朱纯深2015:8) 。即使是不多的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介, 也很不到位, 难以起到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推介作用。由于文学观和文学价值取向、审美期待、文学评价标准的不同, 国外汉学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与国内差距非常大。且不说西方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解读, 即使不带政治和意识形态偏见, 从文学层面所作的解读, 也很难获得文学评介的效果, 真正起到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推介作用。且以贾平凹的《废都》和《浮躁》在海外的评介为例。海外有2篇以贾平凹创作为论题的博士论文, 其中的一篇研究结论是:“《废都》主要刻画了一群生活在都市里的文化人, 时代突变引发的价值体系变化令他们在道德和思想上都有无所适从之感······在时代巨变的狂澜中, 他们失去了伦理和道德依傍, 走向堕落的泥淖, 并在自身堕落的过程中伤及他们所爱的人” (转引自姜智芹2017:66) 。“贾平凹之所以能将这种悲剧意识以艺术的形式向读者进行成功传递, 正在于作者本人内心的悲剧意识的存在” (转引自杨一铎, 禹秀玲, 周毅2014:18-19)。另一篇从女性主义角度解读《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红高粱》和《废都》, 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为何当代男性气质的重建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于女性问题” (同上) , 其结论是:以庄之蝶为代表的中国男性知识分子对男性气概的寻找最终无果而终, “《废都》不过是一曲感伤中国男性知识分子失去男性气概的挽歌” (转引自姜智芹2017:66) 。论文所研究的问题如此浮表, 得出的结论如此肤浅, 如何能让海外读者认识到《废都》的文学价值？至于《浮躁》, 《亚洲华尔街日报》的评论文章指出:《浮躁》“以唐传奇的方式讲述着当代改革主题”, “给西方读者呈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这部小说并没有一味称颂改革的成就, 而是反映了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的评论认为：“这是一部极为难得的小说, 描写了中国一个小镇上的农民······在十年改革中所经历的浮躁生活。作品情节曲折, 充满着对生活的真知灼见。”《柯克斯评论》上的文章说:“这是一个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的故事, 曲折微妙而又躁动不安。乡土习俗和诗学意象使得这部描写改革时期新旧冲突的小说既真切感人，又给人以启迪” (转引自姜智芹2017:66) 。这些介绍和评价, 虽然给予《浮躁》褒扬和积极评价, 但这样停留在故事层面、拘囿于乡土叙事的言不及义的评价, 怎能引起海外文学读者的兴趣？贾平凹的作品很长时间未得到海外充分的译介,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被定位于乡土文学范畴, 再加上作品中大量的方言、土语, 更加深了这种认知。实际上, 贾平凹多次表达了他对文学大境界的追求。如果仅从他创作的乡土题材和故事层面来评介他的作品, 那他作品的价值就会被大大低估, 更遑论揭示其世界文学价值。我们可以进一步发问:贾平凹的创作是完全的乡土叙事文学吗?乡土叙事是其最终目的吗?贾平凹乡土叙事的寓言性和象征意蕴什么?在贾平凹的乡土叙事之上或更深层的, 有哪些与西方/世界文学的经验是相通的?贾平凹的乡土叙事创造了哪些“文学意义上的中国经验”而不仅是“现实意义上的中国经验”?贾平凹对文学大境界的追求是如何在其作品中体现的?贾平凹的创作有哪些世界性因素?如何向海外阐说贾平凹作品的世界性意义？刘亚猛和朱纯深 (2015:8) 认为：“中国文学作品英译除非赢得英语读书界有影响书评家的正面评析及解读, 几无可能在英美读书话语网络中引起广泛兴趣及议论。”要想“赢得英语读书界有影响书评家的正面评析及解读”, 一时可能还难以做到。比较可行的途径, 就是中国相关学者对已出版或即将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译作, 在西方报刊上发表书评, 针对西方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存在的误解和偏见, 做出恰切而到位的评论。美国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专家、翻译家白睿文认为:“中国当代文坛非常丰富多彩, 有很多经典作品, 很可惜的是那么多经典没有翻译到国外, 没有得到海外的认可。这不是因为作品不好, 而是因为海外视角还没有关注到它, 作品还没有被开发。我认为中国文坛和世界其他文坛一样活跃, 一样充满活力和魅力, 没有什么觉得惭愧的地方” (转引自吴赟2014:52) 。白睿文指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中国当代文学不是不好, 而是“还没有被开发” (同上) 。没有被开发, 不是说翻译质量和翻译数量问题, 而是说, 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价值和世界性意义, 没有得到很好的阐发, 因而没有得到“海外视角”的关注。
我们在讨论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时, 有时过于强调莫言、贾平凹等作家的乡土题材和乡土叙事性, 纠结于作品中方言、土语的翻译问题, 而淡化了本土经验中的世界性意义。如果只有本土性而没有世界性, 中国当代文学只会处在当代世界文学的边缘, 而难以成为文学意义上的世界文学。陈思和 (2013) 指出:“只有当作家以本土文化经验和独特表达方式回答了人类共同的问题并被世界所认同和接受, 才真正具有世界性。它不属于某个国家, 而属于整个世界”。四十年来, 中国人经历了社会的变革、时代的变迁、世界观的变化、生活方式的改变, 这些成为当代作家丰富的创作资源, 呈现出“不可思议独一无二的‘中国景象’” (张清华2011a:62) 。“没有哪个民族的文学还有着当代中国这样丰富的经验内容与巨大资源。如果说当代中国文学在世界格局中具有某种不可替代和不可复制的特殊性与意义的话, 那么应该是在这里” (同上) 。创作资源和生活经验本身还不是文学, 还需要以“有意味的形式”转化为文学的表达和叙事, 即将“可以叙述的经验”, 转化为“文学意义上的中国经验” (张清华2012:73), 才能成就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为作家提供了“写什么”的丰富资源, 而要使其成为文学和文化意义上的“中国经验”, 还需要看“怎么写”。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创作方法, 对中国当代作家“怎么写”给予了极大的启迪。如果说, 在1980年代前期, 中国当代文学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因陌生而感到“新、奇、怪”, 尚处在接近、模仿、借鉴的阶段, 那么到了80年代后期, 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已经积淀到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经验中, 转化为解放想象力、探索个性化文学创造的力量。彼时的中国当代作家不仅能比较自由、灵活地运用现代主义各种创作方法, 还有了自己的创造发明, 走向了自己的现代主义本土化写作。从模仿到自我创化, 从中国式的“现代派”、寻根文学、先锋小说, 到新写实主义、新历史小说, 直至今天莫言、贾平凹、余华、王安忆等作家持续而稳定的创作, 形成了在世界文学语境中, 与世界文学共时性同步发展的中国文学格局和文学气象。20世纪世界文学的诸多创作方法、文学主题等, 几乎共时性地出现在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中。陈晓明 (2013:25) 指出:“我们说莫言小说是本土化的, 它同时又是非常西化的———更恰当地说是具有世界性的”, “在莫言的小说里, 可以找到当代国际学界最热门的所有的主题:传统的变异、地域文化特色、人性多样性、异化的历史、认同的政治, 它们是现代性的表达, 同时又充满后现代的杂糅多元的意味。”莫言是中国当代文学作家群体的代表, 其作品所兼具的本土性和世界性的特征, 在贾平凹、阎连科、余华、张炜、苏童等人的作品中, 也屡见不鲜。应该说, 莫言所代表的, 是中国当代文学共同体的集体性品格, 是“中国经验”的共同特质。他们的创作丰富了世界现代主义文学的样式, 其所体现的“中国经验”和世界性意义, 以中国式的现代主义文学面貌进入当代世界文学版图之中, 与其他国家的现代主义文学形成了对话和互文关系。“中国经验”是在与世界文学的吸纳和互动中生长的。中国文学评论界提出的“中国经验”概念, 其不言而喻的前提, 就是世界文学的背景和视野。“在世界视野出现之前, 也不存在一个中国经验的问题” (张清华2011a:52) 。“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史来看, 正是在中国作家逐渐获得国际性视野的时候, 他们的本土意识才逐渐增强起来, 在表达本土经验方面才有了一些起色和成功;反过来, 也正是他们渐渐学会表达本土经验的时候, 才获得了一些国际性的关注和承认” (张清华2011b:10) 。“恰恰是在与西方现代小说的强烈对话语境中, 汉语小说表达的中国经验才更具有时代感, 更具有当下中国的深刻性。中国经验并不是简单地重复传统, 也不是在固定的符号和风格的体制中来维持, 而是在世界性语境下的碰撞、沟通与交融等变革活动中, 在思想文化和艺术表现方法两方面, 才真正有新的当下性的中国经验产生” (陈晓明, 舒晋瑜2017:176)。可见, “中国经验”作为对四十年来中国当代文学观察、反思和总结的视角和方法, 不仅仅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角度来回顾、反思中国当代文学历程, 同时也内在地隐含了世界文学的视角和眼光, 既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特质的凝练, 同时也是对其世界文学品质的发掘和揭示。如果说, 中国当代文学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吸收与创化, 以及与当代世界文学主题的共现, 只是中国当代文学世界性的外在表现形式, 那么, 其深层的世界性品质, 则是对“人”的关注和对世界文学最高境界的追求。正因这两点, 中国当代文学超越了本土经验和本土性意义, 而与当代世界文学在文学精神上相沟通。新时期文学的转型, 是以“人”的重新发现和“文学是人学”命题的张扬为起点的。张韧(1997:112) 认为:新时期文学20年, 经历了二次“人”的发现:第一次是非人获得人的价值的发现, 第二次是人自身的局限与多重性的发现。前一次是发现人的尊严和价值, 后一次则是人自身的发现, 反躬自问,发现善与恶、美与丑、良与劣的人性复杂性与自身的种种弱点。过去被压抑的“文学是人学”的话语, 也得到解放和阐扬。莫言、贾平凹等作家, 就是在“文学是人学”的话语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因此, 莫言 (2015:614) 认识到:“翻译过来或翻译过去, 仅仅是第一步, 要感动不同国家的读者,最终还依赖文学自身所具备的本质, 也就是关于人的本质。”莫言 (2002:20) 深有体会地说:“我的作品是中国文学, 体现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和风情。同时, 我的小说也描写了广泛意义上的人, 我一直是站在人的角度上, 一直是写人。我想这样的作品就超越了地区、种族、族群的局限。”“一个作家能不能走得更远, 能不能源源不断地写出富有新意的作品来, 就看他这种‘超越故乡’的能力。‘超越故乡’的能力实际上也就是同化生活的能力。”莫言的高密东北乡, 似乎很本土, 但与沈从文的“湘西”、狄更斯的“伦敦”、哈代的“威塞克斯”、川端康成的“雪国”、肖洛霍夫的“顿河”、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马尔克斯的“马孔多镇”一样, 具有了世界文学意义。它由经验的故乡, 经莫言的文学创造, 升华为一个具有作家个性化特征的文学世界。之所以能如此, 是因为莫言 (2000) 的“人”的意识:“高密东北乡是我童年经验的基础上想象出来的一个文学的幻境, 我努力地要使它成为中国的缩影, 我努力地想使那里的痛苦和欢乐, 与全人类的痛苦和欢乐保持一致, 我努力地想使我的高密东北乡故事能够打动各个国家的读者。”新时期作家运用西方现代主义创作方法, 不仅是为了突破过去政治诗学的文学观和创作方法, 也是为了获得一个观察世界、感知生活、认识人性的新视角。运用现代主义创作方法, 他们穿透历史, 反思传统, 透视现实, 重新观照生活, 将对中国当代人的生存处境与状态的思考, 以“有意味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此过程中, 形成了强烈的世界文学意识和对世界文学境界的追求。贾平凹 (2005:162) 多次谈到文学境界问题:“文学或多或少, 或大或小, 都是要阐述着人生的一种境界”。他认识到:“那些现代派大家的作品, 除了各自的民族文化不同、思维角度不同外, 更重要的是那些大家的作品蕴有大的境界和力度, 有着对人生的丰富体验和很深的哲学美学内涵” (转引自孙见喜2001a:418) 。因此, 他对“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命题, 提出了自己的辩证观点:“越有民族性地方性就越有世界性, 这话说对了一半。就看这个民族性是否有大的境界, 否则就难以走向世界” (转引自孙见喜2001b:299) 。莫言也说他从福克纳和马尔克斯那里得到的最重要的经验, 不是文学创作技巧、现代派手法和叙事模式, 而是观察生活的方式和对社会、人生、人性的认识。他从《百年孤独》获得的借鉴是“马尔克斯的哲学思想, 是他独特的认识世界、认识人类的方式” (莫言1986) 。正是对世界文学最高境界的追求, 奠定了他们创作的世界文学的立意和气度!因为他们相信:“中西文化在最高境界上是相通的” (转引自孙见喜2001b:299) 。中国当代作家根植于本土, 从本土生活中获得对生活和生命的感悟, 继而又超越本土, 将本土性的感受上升为世界读者普遍可感知的生命体验和人文情怀, 引起共情和共鸣, 而“达到最高的人类相通的境界中去”(贾平凹2005:162) 。因而赋予了其创作以世界性品质, 其世界文学意义, 也在与当代世界文学的互动与互文中, 呈现出来。
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文学意义, 不是因为它是人类文学的一部分, 也不是从达姆罗什关于文学跨文化流通和阅读模式意义上而言的。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文学意义, 是其文学品质及其独特的世界文学价值所决定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译介, 如果译而不“介”, 专注于“译”的研究, 而对如何“介”听之任之, 那么, 中国当代文学很可能会长久地停留在作为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现实的“窗口”阶段。“中国经验”是当代世界文学经验中最富特色的部分。如果在“介”的过程中, 不着重突出中国当代文学的内涵及其世界性意义, 而只是故事性的介绍, 或者只是强调其“本土性”, 那么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读者印象中所留下的, 仅仅是“中国经验”的外壳和关于当代中国很浮表的东西, 不仅无助于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 反而会强化西方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偏见。莫言说:“世界需要通过文学观察中国, 中国也需要通过文学来展示自己的真实现象” (刘莎莎2012) 。葛浩文也说:“美国读者更注重眼前的、当代的、改革发展中的中国。除了新闻报道, 他们更希望了解文学家怎么看中国社会” (罗屿2008) 。如果中国当代文学是窗口的话, 那么, 这个窗口也应该是文学的窗口。从这个窗口所看到的, 应该是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生命状态、生活理想、精神追求, 乃至困惑、不安、躁动, 文学家是如何“文学地”呈现出来的。中国当代文学译介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现在面临的重要问题, 是如何以更有效的话语方式来推介中国当代文学, 即如何在当代世界文学语境中, 阐发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价值及其世界性意义, 树立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形象”, 使海外文学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兴趣, 使中国当代文学不仅走出去, 更能走进去。提高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文学地位, 关键在于如何文学地评介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价值, 如何阐释中国当代文学的“中国经验”的本土性与世界性, 如何认识中国当代文学中本土性与世界性相辅相成、共生融通的关系。海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虽可与中国的当代文学研究构成互补, 但针对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文学地位现状, 在做海外推介时, 还是应以中国的研究成果为主, 借鉴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家研究成果, 基于海外读者的接受情况, 对已出版和即将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译作, 在海外报刊、媒体上发表书评, 对尚未译介的中国当代文学, 积极地进行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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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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