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新思想和新理论不断产生，翻译在文化交流与互鉴中的作用与使命愈加凸显。在以开放的心态继续接纳国外优秀文化成果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积极翻译和传播中国文化，将中国优秀文化成果推介到各国，改写以输入为主的文化交流模式，增强国家软实力与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翻译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要通过翻译活动进行。翻译拉近了世界各国的距离，架起了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桥梁。在历史长河中，佛经翻译、科学技术翻译以及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作品翻译有力推动了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

翻译活动推动文化交流

在佛经翻译领域，以鸠摩罗什和玄奘为代表的翻译家将古印度的佛教文化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只有交流互鉴，文明才可以充满生命力，中国拥有五千年灿烂文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能够与多种外来文化相融合。中国文化与域外文化的交往主要始于佛经翻译。南北朝时期的鸠摩罗什通过翻译实践使中国有了系统的大乘学说，打通了华夏文明和古印度文化的交融，堪称丝绸之路中外文明互鉴的使者先驱。200多年后，玄奘法师为消弭中国佛学思想分歧，以坚定的意志西去天竺，搜集了大量佛教典籍，回归大唐后更是耗时19年翻译佛经，是推动世界两大古文明之间交流的成功使者。

在科学技术翻译领域，对西方科学技术著作的译介在明清之际达到高峰。翻译在中国古代技术发明的对外传播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以火药为例，唐朝怛罗斯战争之后，中国工匠将包括火药在内的众多中国技术传到大食（古阿拉伯），通过翻译阿拉伯人的书籍，欧洲人得知了火药的存在。明末清初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是一个重要而特殊的时期。明朝末年，中国通过译介引进西方的科学理论与技术。明末徐光启译介了《几何原本》，被誉为“中国向西方寻找思想的第一人”；李之藻译介的《浑盖通宪图说》和《同文算指》将西方的天文学知识、算数知识以及一部分几何知识引入中国。这个时期，西方科技著作的译介大多通过与传教士（如利玛窦和汤若望）合作完成的。传教士将科学技术传入中国的同时，亦将中国的经典译介到欧洲，实现了中西文化大规模的互通与共融。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出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林则徐和魏源组织翻译了多种西方图书，1862年京师同文馆成立，1868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成立，对西方科学技术的翻译与教授蔚然成风。自此，译西书、办西学成为晚清引进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主要方法与途径。

在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作品翻译领域，中外文化之间交流频繁。早在公元3世纪，《论语》便传到日本。隋唐时期，中国典籍的翻译在日本、韩国盛极一时，滋养了日本、韩国的民族文化，成为日本大和族、韩国高丽与新罗文化的基石。除日、韩之外，哲学领域的翻译远达欧洲。位列六经之首的《易经》自17世纪初期起漂洋过海，西传至欧洲，对欧洲哲学产生深刻影响。清末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深重。出于“欲求知彼，首在译书”的目的，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译书汇编社，编译了大量欧美法政原著，日译西书在中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文化运动后，为开阔国内民众视野，许多知识分子译介了大批哲学、社会科学和外国文学作品，为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创造了新的契机。

在文化交流总体处于“西学东渐”的时期，美国女作家赛珍珠于20世纪30年代将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译介到西方。赛珍珠在翻译《水浒传》时采用了异化翻译策略，保留了中国文化特色，向西方世界传达了四海之内皆兄弟、五洲震荡和为贵的思想。杨宪益和戴乃迭这对中西合璧的神仙眷侣携手翻译了《红楼梦》《楚辞》和《儒林外史》等著作，用毕生精力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作出巨大贡献，让西方读者深刻领略了中国经典著作和中国文化的魅力。

推介优秀文化成果

历史证明，文化互译在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翻译助力下，历史鼎盛时期，中国与各国之间文化交流频繁，滋润和丰富了其他国家的文化，同时以海纳百川的心态包容并蓄，积极吸收各国文化的精华。积弱之时，中国努力谋求出路，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和思想。如今，中国更多地参与到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中。然而，中外文化交流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处于不平衡的状态，世界各国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还不够充分。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新思想和新理论不断产生，翻译在文化交流与互鉴中的作用与使命愈加凸显。在以开放的心态继续接纳国外优秀文化成果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积极翻译和传播中国文化，将中国优秀文化成果推介到各国，改写以输入为主的文化交流模式，增强国家软实力与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第一，加大翻译出版合作力度。翻译出版合作是中外文化交流和互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有力推手。中国文化“走出去”，仅仅依靠中国单方面展示自己的文化与文明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与各国文化进行合作与交流。互相翻译出版对方经典作品，借助主流媒体或出版机构发声，不仅可以实现文化的平等双向交流和文明互鉴，也有利于更好地传播中国故事，促进中华文化的弘扬与传播。

第二，加强翻译人才建设，提高译者双语文化修养与认识。人才在文化交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翻译人才的培养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的工作。高端的翻译人才不仅需要对各国文化和习俗有所了解，深入了解原著的文化内涵，还应具备扎实的国学功底，以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促进文化交流与互鉴为己任，这样才能担负起将各国文化“译进来”，将中国文化“译出去”的重要使命。在培养合格的本土翻译人才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外籍翻译家的作用。应该加强中外译者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在文化互译中适当选用具有双重文化基因的译者参与作品翻译与润色，确保翻译质量。

第三，采用异化与归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翻译既要注重可读性和可懂度，也要注重原文的韵味。异化翻译策略，即保持原著在目的语文化中折射出的差异性，是深化文学及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翻译时可以采用异化与归化策略相结合的方法，在文化交流中求同存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才能有效促进文明之间的交融与互鉴，实现世界文明的良性传播。

（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语境下英语新闻写作者的文化身份建构研究”（18YYB012）阶段性成果）

（作者曹洪霞，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