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诗玲（Julia Lovell）是英国汉学界知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家，曾成功地将鲁迅、张爱玲等中国作家送入西方文艺界门槛甚高的“企鹅经典”。她的翻译观内涵丰富，值得我们去辨析和取法。蓝诗玲关注翻译文学的内外部生态环境。她对中国文学在英美文化多元系统中的地位以及译入语文化意识形态、诗学观念和赞助人的认识，影响着她的文本选择和翻译策略。蓝诗玲洞悉翻译之“忠实性再创造”的本质，重视语言差异和文体考量，关注文化差异和读者接受。

随着我国第四次翻译高潮的持续推进、国家“走出去”战略的深入实施，国内西方汉学、典籍英译等方面的研究方兴未艾，大有成为“显学”的趋势。但是，我们对西方汉学界新涌现出的一批，主要从事现当代中国文学作品译介的翻译家们的关注还远远不够。他们才华横溢，佳译频出。英国汉学家蓝诗玲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对她的译作及译论的研究，国内尚不多见，本文是一次尝试。

一、蓝诗玲其人其著

 蓝诗玲生于1975年，毕业于剑桥大学中文系，获现当代中国文学博士，曾在剑桥大学讲授中国历史与文学，现为伦敦大学贝伯克学院讲师。蓝诗玲是西方汉学界著名的文学翻译家，与美国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一起，可谓英美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的“双子星座”。

蓝诗玲的译作包括韩少功的《马桥词典》（2003）、欣然的《天葬》（2004）与《中国证人》（与Nicky Harman等合译，2008）、朱文的《我爱美元》（2006）、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2007）、张爱玲的《色·戒》（2007）以及最新出版的《阿Q正传及其它中国故事——鲁迅小说全集》（2009）等。从这份清单可以看出，蓝诗玲是位非常高产的译者。自2003年起，她平均每年翻译一部中国当代（或海外华裔）作家的作品，每部译作的推出都会引发当地媒体的热议和好评。其中，《色·戒》和《鲁迅小说全集》还进入了在西方知名度与门槛都非常高的“企鹅经典”丛书（Penguin Classics）。在此之前，中国现当代作品中，只有钱锺书的《围城》于2005年被该丛书收录。

除了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之外，蓝诗玲主要从事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史、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史等方面的研究，曾出版《文化资本的政治：中国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追求》（2006）和《长城：中国与世界关系3000年》（2006）等专著，后者已被翻译成多种其它欧洲语言。2011年，皮卡多出版社（Picador Books）还将推出她的最新专著《鸦片战争及其后续》（The Opium War and Its Afterlives）。此外，蓝诗玲还是《卫报》、《泰晤士报》、《经济学人》和《泰晤士文学副刊》的专栏撰稿人，并在《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诗歌评论》、《中国评论》、《国际体育史》等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论文。

二、蓝诗玲的翻译观

 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过程，其间涉及主体（译者）、本体（内容）、载体（渠道）、受体（译文对象）、目的（翻译意图）、环境（文化）及效果（译作在目的语文化中的接受）等因素。因此，译者的翻译观不仅仅是翻译指导思想或翻译过程中所遵循的翻译原则，而应该是译者对翻译环境、翻译目的、翻译过程、翻译产品、翻译主体以及翻译活动本身等一切与翻译相关的外部与内部、客观与主观、宏观与微观诸因素的观念和看法。翻译观对译者的翻译活动具有决定性作用。蓝诗玲的翻译观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关注翻译文学的生态环境

2. 翻译是忠实性再创造

3．重视语言差异与文体考量

4．重视文化差异与读者接受

三、结语

 总而言之，在当前语境下，译者的翻译活动受到翻译文学在文化多元系统中地位的限制，深受译入语文化意识形态、诗学观念和赞助人系统的影响。作为一个深谙中华文化的西方学者，蓝诗玲一方面受到这些外部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彰显了一位高瞻远瞩、富有使命感和明确目的性的翻译家的高尚情怀和主观能动性。她重视研究翻译中的内外部因素，洞悉翻译之“忠实性再创造”的本质，注重辨析英汉语言差异和进行文体风格考量，考虑翻译中的文化差异和译语读者的接受视域。蓝诗玲的翻译观对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有诸多启示，值得我们去认真借鉴。

原文作者，覃江华；已发表在《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5期PP：117-121. 题为《英国汉学家蓝诗玲翻译观论》。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