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金泰成（김태성），中国文化译研网（CCTSS）会员，韩国著名翻译家，韩国汉声文化硏究所所长。1959年出生于韩国首尔, 毕业于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系, 获文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湖西大学等多所高校的中国学系所，负责《人民文学》韩文版翻译工作兼任编辑总监，获第十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奖项。多年来，金泰成先生一直潜心从事中国当代作品的翻译工作，已出版一百多部中文图书的韩文版译作，涉及中国哲学、历史、政治、当代文学与艺术等多个领域，最具代表性的译作有铁凝《无雨之城》、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舒婷《致橡树》、北岛《城门开》、林贤治《鲁迅评传》、梁文道《我执》、朱天文《荒人手记》、唐诺《阅读的故事》等。

访（采访人：程熙）：您长期以来在介绍中国、翻译和出版中国图书、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做出突出贡献，在韩国翻译界和出版界发挥着重要作用。您个人翻译作品的数量已逾百本，差不多以平均每年5~6本译作的速度翻译出来，并获得第十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奖项。我们很想了解，您是如何理解翻译和文学翻译工作的？一个好的译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精神和素养？

金泰成：美国诗人和文学评论家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曾经说过：“翻译是第二次创作”，这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翻译工作的艰难与不易。但是我并不完全赞同这个观点。我认为，即便是添加适当的修饰词汇或内容，翻译也不会是创作，也不该成为创作。创作就是创作，而翻译永远只能是翻译。从本质上讲，翻译是一个修辞转换过程。所谓修辞，是指融合了一种语言所蕴含的文化、思维、历史记忆和表达方式等一系列因素的语言系统之和。翻译就是将不同修辞体系表述文本中所包含的形象、思想、主题以及行文风格最大限度地以另一种语言展现出来。翻译工作不是以“创作”为中心，而是以“转换”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为前提。如果没有这个前提，翻译只会成为歪曲的文本，造成读者阅读的障碍，是对原作的一种“损伤”。

当然，这并不表明翻译过程中不存在缺失的成分。借助柏拉图的模仿学说，可以把翻译喻为“对原作的模仿”。原作（对应模仿理论中“诗歌”要素）是对自然的模仿，翻译则是对原作的模仿。诗歌在模仿自然的过程中存在失真的部分，同样，翻译过程中也会出现破坏原作的情况。究其原因，每一种语言都有其自身的基质，有其他语言无法取代和替换的特质与韵味。然而，翻译也不应成为一项“因噎废食”的工作，同样应该警惕那种将翻译的必然缺失当作借口，把翻译看作“文本的任意转换”，从而造成对原文的不合理歪曲与破坏。

进一步讲，我认为翻译是解释学的一种方法论。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译者的任务》（“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1921）一文中提出“可译性”的概念，因此，可以说不存在不可翻译的文本，只是涉及译文“贴合度”的问题。翻译最本质也是最高超的境界即为对原文“既不改变也不损伤”，即用另一种修辞系统原原本本、完完整整地转达给读者。但是每一种语言都是一套各具特色、不可替代的修辞系统，完全不受损的、理想状态下的完美翻译是根本不存在的。但是，不可“替代”不代表不可“转译”。

比如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押韵，中国古代人特定生活经验和历史文化中所创造的典故与成语，在翻译为其他语言的时候，就会发生不同程度的转换变形与韵味淡化，在一定程度上无法避免译文的损伤。但是，尽管如此，如何将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差异最小化，才是翻译家所需要完成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举个例子，有的韩国译者把中国的“豆浆和油条”翻译为“豆乳和油炸饼”，那韩国读者是如何理解这两种食物呢？很多韩国读者认为，原来中国与韩国生活方式相同，也吃这些东西。中国的“豆浆油条”与韩国的“豆乳油炸饼”虽然是大同小异的食物，但是其饮食的时间、地点、制作方法及其文化含义是截然不同的。这就是对原词的歪曲和误解，将会损伤“豆浆和油条”所包含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含义。这类无法在译文的落地国找到相对应实物的词语，应该直接采用拼音注释的方式，对词语进行注音，再对其进行人文、社会、地理等方面的延伸性阐释。韩国读者对中国文学作品的阅读期待，不是为了寻找中国与韩国的相似点，而是为了看到与己相异的中国社会与生活方式。因此，在翻译的“可译性”基础上，尽可能缩小语际书写间的差异是翻译家的使命和义务。

翻译是一种服务。译者服务作家，也服务读者。翻译对于文学而言，就像是“文学的女仆”。如果一个庞大的家族只有主人没有女仆，生活将会很难有序地维持下去。一种具有丰富矿藏的文学，如果没有译者和翻译工作的服务，就无法充分发挥其巨大的内蕴和影响力。译者的原则就是为作品提供优质的服务。“女仆”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应该是译者自发而感的。作为一名合格的译者，应该具有熟练的双语、甚至多语的技能、丰富的人文地理知识以及高标准严要求的翻译态度，同时，也应对原作所属国家抱有喜爱之情，努力提高译文的品质与可读性等。没有这种意识与职业操守的人，绝对做不好翻译，也绝对不能做翻译。

访：我们知道，您不仅在翻译领域卓有成就，而且在韩国出版界也具有一席之地，曾推介和促成中国两百余部作品在韩出版与发行，并积极发挥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广泛的行业影响力。作为资深翻译家，您认为在当前以商业利益为风向标的出版市场环境下，翻译是否能够免受其染指？或者译者如何更好地发挥自己在出版环节乃至图书市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金泰成：举个韩国的例子，目前占据韩国国外文学图书市场的主要是西方文学与日本文学，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不仅只是文学作品的品质，同时与出版界长期以来形成的出版传统、读者市场偏好息息相关。过去一百年，韩国因受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全球化（19世纪末至20世纪范畴内的“全球化”）与日本殖民统治的影响，韩国文化长期以来被西欧文化、日本文化、日本式西欧文化（脱亚入欧之后的亚西欧文化）所支配，出版界也不例外。改变这种出版与阅读偏向的最佳办法之一，就是让翻译不再仅为一个独立的翻译环节，而是形成在翻译、出版、阅读三者之间能够多向互动的良性循环系统。只有这样，翻译才能更大限度地发挥其在整个出版界乃至阅读界所产生的影响力。

21世纪初，韩国出现一股日本小说的阅读热，这也表现了韩国在政治上抵制日本文化的传统的逐渐消除与民族主义思想的衰退。这些社会文化变革使一些翻译家开始翻译日本优秀作品，因而滋养出一批追求新质文化滋养和热爱日本文学的读者群体，快速形成了不亚于当时西方文学的广大日本文学市场。相比之下，韩国出版界的中国当代文学市场还不够成熟，究其原因，一是翻译质量不够好，二是没有形成翻译、出版、阅读和市场拓展等一系列的良性循环运作系统。坦白来讲，目前控制出版系统的不是艺术性而是市场性。从通俗和实际的层面来看，一个高质量的翻译作品所产生的市场效应和读者反映，会让出版社在一定程度上更加重视译者的意见和观点，更加尊重译者的遴选标准和推介的作品，这样一来译者在出版系统内就会更有话语权与影响力，由此而产生第二效应（synergy）。文学翻译在本质上是对文学的一种服务，好的文学翻译就是要驱逐那些“鱼目混珠”的作品，更好地以文学去沟通世界。翻译家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向外应该是更广泛地影响出版界和阅读市场，向内应该加强自己的翻译技能与人文素养，提高翻译作品的质量。

访：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必要手段，不仅是转换文字形式，更是一种文化建构方式。您认为，跨文化语际的翻译工作是如何在全球化潮流中发挥起更宏观意义上的社会文化价值的呢？ 

金泰成：韩国几大综合类出版社一直保持着出版世界经典文学丛书的传统，并在整体上呈现出倾向欧美文学的偏好。韩国最大的熊津出版社所出版的“企鹅古典系列”丛书109册中，包括欧洲文学80本，北美文学22本，亚洲文学4本，其他地区2本；民音出版社所出版的 “世界文学全集”丛书234本中，欧洲文学作品占据153本，北美文学44本（均为美国作品），亚洲文学17本，拉美文学13本，其他地区仅5本；文学村出版社的“世界文学全集”110本中，欧洲地区文学作品占据68本，北美18本，亚洲15本（除莫言的《十三部》之外，其余均为日本文学作品），拉美文学9本。这组数据表明欧美文学依然占据着韩国读者的主流文学阅读市场，同时也意味着韩国人的精神世界仍旧被欧美文学所控制。韩国这种“文化偏食”现象，是基于20世纪的全球化所形成的局面。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席卷世界的全球化也称之为“西化”，不同于我们当下的“全球化”概念。对于当时的亚洲地区来讲，“西化”意味着“文明”，通过西化我们才能克服落后、蛮夷的生存状态，才能成为国际社会的成员之一。这种全盘西化的结果之一就是导致西方文化霸权的畅通无阻。韩国社会中存在的对西方文学的“文化偏食”现象，在短时间内是无法扭转和改变的。有些学者提出要用东亚文化来克服欧美文学霸权的弊端，这种想法过于意识形态化，同样也是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的一种变形。

解决这一问题的策略之一需要重新理解我们当下所说的“全球化”。现在的“全球化”是双向性或多向性的，与过去的不可同日而语。在当下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过程中，地方化（localization）或本土化也在同步进行，可以说两者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结构上不可分离。过去全球化的核心力量主要来自西方，由发达的欧美国家垄断世界；而当下全球化的动力则是来自世界各方，虽然有几支突出力量的存在，但是各方都承担着一定的分量与地位，在相互制约中渐趋一种和谐共处的状态。每个民族和国家通过与国际的双向交流与合作，共同推进与形成一种更为成熟的文化全球化格局。文学翻译不仅将成为文化全球化形成过程中最有价值的一种介质，也是摆脱西方文化霸权的有效实践方法之一。

2010年至2014年，韩国仁川文化财团每年4月都会举办“AALA”(Asia,Africa, Latin America，亚非拉)文学论坛，其目的在于将亚洲、非洲和拉美地区的作家聚集一堂，共话各地区文化发展与国际推广事宜，推进非西方国家的文学合作与交流，以努力填补和促成更为综合、全面与平衡的世界文学格局。我与大陆地区的刘震云、毕飞宇、阎连科、王安忆、迟子建，台湾地区的朱天文、李昂等诸位中国作家一同，连续五年参加了该文学论坛活动，感到非常有意义。但是，这种高屋建瓴式的一年一度的文学论坛交流会，更多的意义上是对理想型文化全球化格局的设想与探讨，其中许多话语层面的论述与共议也还需要落实到具体的翻译工作和出版合作当中，将宏观的文化构想与微观的文化实践工作结合起来，促进各地区读者之间的交流与理解，由此才能改变“文化偏食”的现象，实现真正的文化全球化景象。

访：我们知道，您从大学开始便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学，一直到最后取得文学博士学位，之后留在高校继续从事中国文学与汉语教育方面的工作。一直以来，您在任教期间也坚持进行翻译工作。近几年，您开始脱离学院体制，专注于进行文学翻译工作，促成您这一转变的动机或机遇是什么？

金泰成：每个国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接受情况不同。在韩国，几乎每所大学都有中文系，发表许多关于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与成果，国家也会对研究所需要的相关经费给予一定的资助。但是问题在于，这些研究成果与广大读者往往处于一种隔绝的状态。这些没有广大的读者群、只为学院化生产而撰写的论文，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知识的浪费”。有关当代中国及其文学的经验和知识被“关”在了大学之中——大学内的很多学者大批量生产学理性与高质量的论文，大学外的读者群却依然对中国当代文学懵懂无知，缺乏对当代中国的了解与熟知。专业性的学术研究固然重要，但是当前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韩推广的最大障碍还是缺乏大众化的书写。大众化书写是连接广大韩国读者与中国当代文学最快捷的方式，而翻译则是最具代表性的大众化写作之一，也是可与中国文学携手同行的最为轻松愉快的方式。这也是我为什么要走出学院而专注于翻译事业的重要原因之一。

访：您在翻译的过程中，一定会感受到中韩文学事实上存在的差异，您是如何看待这种差异性，及其在两国文学翻译、文化交流中的意义的？ 

金泰成：法国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曾说，“翻译是在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一种差异性游戏”，而任何翻译都会源自于跨文化交流的需要。对中韩文化之间固有的差异的认识，是我从事文学翻译、进行中韩文化交流工作的一个出发点。文学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通过文学之“镜”了解和认知中国，给了韩国读者一次很好地反观自我的机会，同时，也可以借此而镜鉴中国当代文学的精髓与表达方式。与韩国文学相比，中国当代文学最具能量之处，就是“讲故事”（story telling）的方式与传统。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稠密、历史悠久的国家，众多的人口与悠久的历史这两大资源为“讲故事”源源不断地输入异彩多姿的营养和能量。中国“讲故事”的叙事传统主要源于古代所谓的“俗文学”（元明清时期的戏曲、说唱文本以及小说等）。不过这种“讲故事”的传统与西方的叙事传统有所不同，比如在西方学者的眼中，作为“四大奇书”之一的《三国演义》并不能称为小说。20世纪6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毕晓普（John L. Bishop）便曾在《中国小说的几点局限》（“Some Limitation of Chinese Fiction”，1956）一文中批判过中国的小说叙事方式，他以为：第一，中国小说因为出自说书人的“话本”或“章回体小说”，缺乏对细节性描写的追求；第二，对故事情节与作品的整体结构的考虑不够精细，这也影响了听众或读者的反应与接受；第三，中国小说主要追求读者所喜爱的通俗与愉悦相关的主题，因而题材过于官能化，偏向于日常世俗层面的展示；第四，人物形象过多，心理描写太少，因而造成人物塑造过于扁平化；等等。面对毕晓普所提及的这些中国小说的“局限”，我反而认为这是中国小说“讲故事”传统中非常重要的正面特质。毕晓普所定义的小说大抵依托的是西方小说美学的标准，因而他并没有充分认识到中西文化的差异性。这种评判标准最大的不足，就在于以西方小说的美学标准来评判中国小说。在韩国，《三国演义》比《圣经》更为畅销，甚至有的出版社当年收益的百分之八十全靠《三国演义》一本书，这是西方人很难想象和理解的。不管其美学结构形式如何，中国“讲故事”的传统则是非常贴合广大韩国读者的接受习惯的。中国著名作家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委员会给他的颁奖词为——“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从而也肯定了中国小说中非常丰富的对民间生活、社会话题和历史经验的重视，以这些作为“讲故事”的素材。刘再复教授也曾强调，中国过去一百年的历史动荡和大苦大难、改革开放以后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以及对这种变化与历史的反思，均已成为中国当代小说重要的题材来源，并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特殊优势。

王德威(David Wang)对中国文学的价值有过一个评述，“在泪与笑之间，小说曾负载着革命与建国等使命，也绝不轻忽风花雪月、饮食男女的重要性。小说的天地兼容并蓄、众声喧哗。比起历史政治论述中的中国，小说所反映的中国或许更真切实在些”。这也印证了阿尔贝·加缪的说法：“我们的人生并不是以理论来被记忆的，而是以风景来记忆的。”我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一个层面上是为了推广与传播中国文学，另一个层面上也是为韩国读者开拓出另一片异彩纷呈的文学花园，为韩国的文学发展提供镜鉴性的文本。韩国作家和读者可以借此倾听中国文学中讲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同时学习中国作家是通过“如何讲故事”来完成自己的思想表达的。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中国当代文学已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主义美学立场转变为现在既有自己特色又善于吸收其他民族优秀文学特质的民族性与国际化相融合的美学格调。其中，“乡土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也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论概念。极具民族特色的表达方式和书写策略已经成为中国当代作家讲好“中国故事”的核心能量。

比如说，我翻译作品最多的两个中国作家分别是刘震云和阎连科，刘震云的作品已翻译四本，阎连科的作品翻译六本，即将出版的还有两者的《一句顶一万句》和《风雅颂》。两个作家虽然同为河南人，但两者讲话口音的差异比韩国与朝鲜两地还要大，他们的文学观和美学立场也不尽相同。刘震云的小说主要关注饮食和语言交流的问题，是关于“口”的主题，由此绘成中国农村生活的一幅卷轴图，并在其中寄寓对人生普世价值的深刻思考。刘震云的叙事策略是“中国式的幽默”，让人忍俊不禁，同时又感到非常沉重。相比之下，阎连科的小说叙事则呈现出另一种特质。他擅长运用对偶、反复、夸张、暗喻等修辞技巧，同时又以优美的语言、奇特的比兴构成如马克·夏卡尔(Marc Chagall)画作般奇幻的世界，由此而展开自己的批判与思考。中国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叙事策略和书写方式，这些都是韩国作家可以通过翻译作品感受到，并可在其中汲取营养的。

访：中韩两国间文化交流的渊源由来已久，历史与文化上的同源性是否对翻译工作有很大的帮助？目前中国当代文学在韩国图书市场面临的现状和困境是什么？

金泰成：朝鲜第四代国王世宗大王李祹与其子第五代国王文宗大王李珦于1443年进行了《训民正音》一书的编纂工作，创制了朝鲜语文字，该书于1446年农历九月上旬正式出版与发布使用。《训民正音·序》曰：“国之语音，异乎中国，与文字不相流通。故愚民，有所欲言，而终不得伸其情者多矣。予为此悯然，新制二十八字，欲使人人易习便于日用耳。”由此可见，世宗大王创造韩文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实现与汉语更为通畅的交流。这也是象征中国文化与韩国文化同根亲缘的重要标志。

汉语与韩语之间的亲缘性与同根性，一方面使韩语相比其他语言能够更容易转译中文，在更大程度上保留原文的意旨和韵味；另一方面也因为“同源性”，会因此产生“同词异义类”的误译。古韩语中与汉语同型的词语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同时也存在很多同词异义的词汇。比如“深刻”一词，在汉语中表示感受事物的程度很深或对事物的理解很透彻和深入，在韩语中则表示某个事物的负面影响很严重。那些因缺乏对中国文化和汉字的透彻理解，仅为追求翻译和出版的速度而随意进行直译的翻译作品，无疑会破坏中国小说中的绝妙意趣与深度内涵。这种现象正蔓延在韩国的中文译作市场中，并造成了不良的效果，比如在韩国“Yes24”大型图书网售平台上就有许多这类译作销售，读者则常因翻译质量而对中国小说产生排斥心理和负面评价。这种翻译无论是对原作还是译作、作家还是译者，都无疑是一种自残行为。正是因为这些不良译作的存在，使得中国当代文学在韩国的市场上的通行并不是十分畅达。中国当代文学想要在韩的推广与传播，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需要培养和发掘一批语言过关并具有丰富人文知识内涵及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的译者。

除了译者自身的素养要求之外，出版界也应该充分重视译者在整个出版环节中的重要地位，不能简单把翻译当作一个媒介而已，而是使译者在翻译、出版、市场循环结构中成为一个双向影响的积极因子。出版社在遵循读者的市场需求之外，也应把优秀译者的审判标准视为图书市场的风向标之一。有了如此健康、良性的合作结构和发展模式，译者才能更好地担当起“文学女仆”的角色。

有关中国文学作品在韩的推广与传播工作，遇到的另一个困境，是目前所翻译的作家作品多集中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而缺乏对多层次作家和多元化作品的推介。关于这一点，阎连科曾表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因为年龄因素而无法快速、真切地参与到当下中国的现实与变化中，他们代表的是中国当代文学辉煌的昨天；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比较年轻，是计划生育政策下“独生子女”的一代，他们在物质方面富足却又贫穷到找不到精神的出路和归途。因此，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的作家便很自然成了韩国中文图书市场中的主流作家。但是，一个国家的全貌应该是由不同年龄层、不同阶层、不同领域的人共同构成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全景也应该呈现出其多层次与多样性，而不应局限于某一年龄层作家的作品。因此，韩国译者和出版界在着眼于中国文学作品讲述“什么样的故事”“如何讲述”的问题之外，也应该考虑如何呈现中国故事的多元化和丰富性。中国当代文学在韩国的继续推介与传播，也离不开中韩两国的互携与共持。

（编者注：本文转载自《汉风》辑刊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