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希德教授（Hilde De Weerdt）是比利时汉学家，致力于研究宋史。著有Competition over Content: Negotiating Standards for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Imperial China (1127-1276)（该书汉译本《义旨之争：南宋科举规范之折冲》2015年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Information, Territory, and Networks: The Crisis and Maintenance of Empire in Song China等专著。近年来，她尝试用数位人文的方法进行历史研究，主持开发了Markus古籍半自动标记平台，引起了国内外不少人文学者的关注。澎湃新闻特约记者、莱顿大学历史学博士生刘家隆对魏希德教授进行了专访，主要谈及了她的学术生涯、史学训练及其数位人文的最新研究成果。本文为该访谈的第一篇。

（图：魏希德教授）

澎湃新闻：您能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学术生涯吗？

魏希德：我的名字是Hilde De Weerdt，中文名叫魏希德，现任莱顿大学中国史方向的讲座教授。我出生在比利时，本科时期在比利时鲁汶大学学习汉学。本科毕业后，我前往哈佛大学继续深造，并在那里获得了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求学期间，我就读于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主要的兴趣是中国历史。博士毕业后，我在多所高校工作过：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过博士后；在哈佛燕京图书馆负责过公共与参考咨询服务（笔者注：《宋代研究工具书刊指南（修订版）》即为此次工作的成果之一）；在田纳西大学担任过助理教授；2007年，我到牛津大学任教，并同时在彭布罗克学院（Pembroke College）兼职；后来又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历史系担任过两年的高级副教授（Reader）。2013年，我来到莱顿大学任讲座教授并任职至今。

澎湃新闻：您曾就读于鲁汶大学、哈佛大学等高等学府，能否介绍一下当时您在这些学校接受的学术训练是怎样的？有哪些训练方法让您受益匪浅？

魏希德：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在鲁汶大学求学，所受的教育有比较突出的三个特点：第一，鲁汶大学要求学生一定要涉猎广泛。所以，尽管我的专业是汉学，但还必须修习哲学、语言学、比较文学、欧洲近代史等课程。这些课程类似于通识教育，并不必然与中国相关。鲁汶大学希望学生的视野能够尽可能的开阔，每个学生都能清晰认识到什么是“人文”。虽然很多课程仅仅是导读介绍类的，但学校的理念是使学生尽可能多地接触各类知识，并使他们了解当代社会的很多传统是如何发展形成的。

第二，具体到汉学的专业课程，鲁汶大学尤其重视中文语言能力的训练。因此，每个星期我们都要花大量时间学习中文。当时，鲁汶大学汉学系刚刚制定了新的课程大纲，中文的课堂学习时间从每周三小时扩充至每周八到十小时。所以在鲁汶大学的前两年，课程的重心是语言训练。我一方面觉得花费在语言学习上的时间有些多，但另一方面也认为那是值得的，我们很多人后来都感觉到我们的现代汉语水平相比其它学校的学生要好一些。另外，甫一入学，学校就开始教授古代汉语。在鲁汶的第一个学期，我们就学习了繁体字，而古代汉语的学习一共要持续四年。

第三个特点说起来有些偶然因素，它并不是学校刻意设计的。那时，一位汉学系的老师临近退休，他将大量的课堂时间和课堂内容都交给学生自己去设计完成。当时，我们是在图书馆里学习古代汉语的：我们坐在图书馆里，面前放着要学习的文本，而他只是简单地安排说你来负责查找这部分内容，你去负责查找那部分内容。在这个过程中，相对优秀的学生会逐渐掌握如何利用工具书进行学习，这是一种在自然而然之间培养学生研究能力的方法。这种教学方法当然也有一定问题，因为普通的学生往往并不适应这种授课方式，他们需要老师更多的投入和参与。但是我认为，对于那些对研究怀着浓厚兴趣的学生来说，这种方法是很有益的。

从鲁汶大学毕业后，我去哈佛大学读博。之所以会选择哈佛大学，一定程度是受到了一些已经在美国读书的朋友们的影响。他们告诉我，美国大学的教学方式十分独特：美国大学的教学重心并不在于要求学生背诵记忆大量的教材和知识点，而是强调“问题”意识，并且注重写作能力的培养和专业领域的大量深入阅读。那时的我有比较好的语言能力，对文字、文本也比较熟悉，并且知道该从哪里查找资料，这些确实给了我很大帮助。但是，我并不知道如何更好地写作，如何提出好的问题，以及如何将我感兴趣的问题转化成一篇论点明确的文章。而哈佛大学的很多课程都强调在阅读材料后要提出有意思的问题，然后再以问题为导向重读材料。哈佛大学同时强调对于学术史成果的广泛阅读，而不是仅仅阅读一些教材而已。我认为学生确实应该尽可能多地阅读，这样，学生能够很早就意识到不同的研究者会有不同的研究取径，所以关于某一相同论题往往会有不同的阐释，学生在阅读时就要找准自己的定位。在哈佛大学读书时，一门课常常要求阅读10-20本书，也就是一星期至少要读完一本书。

我并不是牛津大学正式的学生，但我在牛津大学教了五年书。我感觉如果能回到17岁，再次选择去哪儿读书的话，我应该会选择牛津，因为理论上讲，牛津大学的教学模式是比较适合我的。在那里学生会得到更多的个性化关注，我也可能在求学早期获得更大的进步。但有一点也必须注意：虽然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有很多优秀的学生将大量的时间用于阅读和写作，但这是两所注重培育精英的大学，所以学生们同样会将大量的时间花费在社交上，去建立他们自己的人际网络，去考虑他们个人的长远发展，因此对于学术的投入有时还会有所不足。

我认为我在鲁汶大学接受的语言和研究技巧的训练是很重要的。这些训练不仅在学术领域很重要，对于从事其它工作同样是很有帮助的。不论从事何种工作，当对某些事情缺乏了解时，你应该知道怎样才能最好地找到答案。然而据我了解，现在欧洲的很多大学，这种类型的课程已经不再开设，对于研究技巧的关注也有所下降，这种趋势是极为不利的，因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些训练。在当今的数字化时代，我们仍然需要传统的文献学方法，同时还需将传统的方法与新的数字化方法相结合。

我在鲁汶接受的学术训练确实很有帮助，但我在美国接受的训练，比如更具批判意识的阅读和写作能力的着重培养，也是非常重要的。此外，我认为，使学生尽可能广泛地涉猎学术，使学生尽可能早地获得与老师以及其他研究生一起工作的机会以发展他们的专业研究技巧也很重要。

澎湃新闻：您对求学时期的哪门课程印象最深？

魏希德：只选一门课的话确实比较难选。我想我还是会选择大三、大四时所上的“古代汉语”课，因为这门课对于我最终成为一个研究者非常重要。正如前面谈到的，那门课的老师并不严格管控课程的内容，他只是会说，好了，现在你们已经在图书馆了，你们需要自己查资料。某种意义上说，那门课是我上过的最好的一门课，因为我逐渐学会了如何做一个研究者。而且，那门课还教会了我如何与别人合作，因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关注点和解读方式，我们需要彼此争论、一起探寻最佳答案。

如果可以，我还想谈一下另外一门课。那是我在哈佛大学第一年时修习的“自传作品研读”（Autobiographical Writing）课。那门课讨论了在传统中国如何书写自传，以及自传文本的多种类型。我们一直认为，在中国，书写自传的行为并不常见，但如果广泛搜寻并把多种体裁考虑在内的话，就会发现不少自传性质的文本。这门课对于历史研究有很大的启发，它提醒我们必须广泛阅读，去阅读文集中的书信、自传、年谱、日记等等，从中了解人物的经历，以帮助我们从新的角度认识自传。这也是历史学者在面对陌生领域时需要做的。

澎湃新闻：您是如何最终选择宋史作为自己主要研究领域的？

魏希德：为什么会选择宋史？这是一个很难说清的问题。其实当初申请博士时，我本以为会研究明代，尤其是明代晚期思想史。但到哈佛后，我参加了包弼德主持的关于宋代思想史的研讨班，并开始系统阅读宋代类书。而在这之前我主要阅读的是明代类书，尤其是《永乐大典》。在开始阅读宋代类书之后，我感觉其中有很大的学术空间。这些类书很多是由应考举子写成，以供其他备考举子使用，我感觉可以在科举制度史视域下重新利用这些文献。在研究过程中我也逐渐体会到为何宋朝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重要。实际上，直到我在哈佛读书的时候，英文学界都未重视宋朝。那时在欧美没有多少学者专注于宋史研究，对于宋史研究学术史的总结也远远不够。在阅读地方志和类书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尽管明史很有趣，但很多重要的发展实际上要回溯至12、13世纪，或至少能在南宋找到萌芽。若想了解明清时期的发展状况，南宋是一个绕不开的朝代。

澎湃新闻：中国大陆最早是通过您的Twitter了解到孔飞力教授逝世的消息，能否介绍一下您与孔飞力教授之间的往来情况及他对您的影响？

（关于孔飞力教授逝世消息的魏希德教授的Twitter截屏）

魏希德：我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一年级时第一次见到了孔飞力教授。当时，我选修了他开设的关于清代档案的研究生课程。这门课很受欢迎，那时候大多数一年级历史学的研究生都会选那门课。这门课也是我最喜欢的课程之一。其实对我来说，课程的主题并不是很有吸引力，它是关于钟人杰这位清代起义领袖的，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个名字。每周我们会讨论一份档案，它可能取自《清实录》或其它档案。我们需要翻译它，并做出注释。大约三到四周后，虽然当时只阅读了几份档案，我们就被要求撰写一份研究计划申请书，这可能是我迄今为止遇到的最好的课程作业。但在那个时候，我非常惊讶，因为我还没有读完所有的关键文献，怎么可能就写一份研究计划申请书呢？但孔飞力教授却确信已经到了撰写研究计划的恰当时机，因为学生已经可以大概规划要研究哪些问题，知道要处理的档案是什么样子的以及可能需要多少时间。那次作业对我而言是一次很大的挑战，但我的确从中学到很多，孔飞力教授的反馈意见也很有启发性。所以我在平时的教学中也会要求学生在阅读完一部分文献后就要开始提出问题，不要一直等到最后。

我从孔飞力教授那里学到的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学会面对失败，因为不论申请什么，都有可能失败。在他给我们布置那次作业的时候，他同时告诉我们，如果他将申请失败的经历也写入简历中的话，他的简历估计会比现在长十倍。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句话，这是他的经历，将来也极有可能是我们的经历。

此外，孔飞力教授也许是我遇到的第一位真正的中国历史研究者。我能清晰地感觉到他是以一个历史学家的思维进行思考。他像是一位历史社会学家，对宏观的结构性问题非常着迷，而且特别关注随着时代演进而发生的巨大变革，这点有些像法国的历史学家。他既关注宗教信仰的结构，也关注军事、地方组织等相关背景，同时又非常强调行文的叙事性和可读性。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总能依据并不太多的档案就提出极关键的问题。在阅读他的著作时你会发现，他能很好地处理历史文献，但大的历史问题才是他最为留意的。

澎湃新闻：您在莱顿大学的教授就职演讲中提出要“重塑中国政治史”，能否简单谈谈您对这一议题的理解，您认为中国政治史研究在哪些方面可能有所突破？

魏希德：也许“新政治史”、“巨大突破”这样的说法有些野心太大。我已经与邓小南、黄宽重等很多学者在这一领域合作研究了很长时间，我们曾就“新政治史”这一议题举行过一次研讨会。过去，我曾花时间专门检索过“新政治史”这一术语，结果发现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一直在讨论“新政治史”，然而能使政治史领域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新”政治史却似乎从来没有出现过。就我个人而言，“新政治史”不要总回去讨论一些老问题，而应该赋予政治史新的生命力。政治史已经被学界忽略了一段时间，中国政治史是这样，其它国度的政治史也是如此。当然，这种忽视主要发生在西方世界，比如欧洲和美国，在中国学界也许不尽然如此，因为中国学者一直对制度史有着浓厚的兴趣。在欧洲和美国，上世纪60、70年代以前，政治史一直属于显学，但从那之后便开始没落，许多政治史的教席被取消。片面地看这也许是一件好事，但是人们却不再关注大的政治类问题，使得我们现在缺乏好的历史学家，能够用长时段的眼光解释当今发生的事件，因为很多学者都跑去做社会经济史或文化史了。

因此，我们需要重新重视政治史。但是，政治史研究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它更偏重于事件研究，因为这些事件多被记录在政府当局编纂的权威历史文献中。以中国史为例，我们会讨论编年体的《系年要录》，我们会阅读正史，我们往往将关注点放在大的事件上，比如军事事件、党争、人事调整、变法改革等等。这些当然都很重要，应该去了解，但我认为学界在这条路上已经走了太久。在研究这些历史事件之外，我们还应注重过程、注重交流互动、注重决策到底是如何做出的以及政治思想等问题。对政治思想的关注也不是一般认为的要直接回到早期中国，而是要关注不同时代一直在发展演变着的政治思想。我认为邓小南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中国大陆从80年代开始，有很多学者在呼吁新的制度史，这种新制度史关注过程、关注基层行政、关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交流互动、关注地方社会与士人网络，目前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我看来，通过采用新的观察视角也可以促进政治史的发展。这里我主要想谈两点：第一，是采用比较的观察视角。在讨论政治文化、决策过程、政权机关、政体、人们如何寻找政治团体认同等问题时，要记得看看其它地域的情况是怎样的。在比较时，既可以进行宽泛意义上的比较，也可以特别关注其它地方发生的事情如何与中国联系起来。

在这我举一个在我的就职演讲中没有提到的例子，这个现象是我从2015年开始关注的。在读《贞观政要》的时候，你当然可以把它完全放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去理解，比如探讨唐太宗、魏征是如何借鉴中国早期的哲学思想或是王通的见解的，或是将这部书与之后的政治思想相联系，这是目前研究这部书的常见方法。但如果仔细阅读这部书，并将其置于更大的背景中的话，就会发现《贞观政要》其实是欧亚大陆上一种文体的一个代表。实际上，在阿拉伯地区、中亚地区以及稍晚的欧洲都有大量的这种类型的文献存在。同时我们还知道唐太宗与中亚地区的很多君主有着相似的背景，他们都是欧亚军事精英。因此就可以追问这些相同类型的文本之间有什么联系，它们承担着哪些政治价值，这些政治价值在多大程度上有所重合，又在多大程度上有所区别。这样，就不必把中国历史的发展局限在当今中国的疆域之内，而是将其置于那个时代去讨论。这种比较的思维方式可运用于探讨不同地区历史中的相似问题。我注意到最近在中国人民大学已经渐渐有了这种趋势。我希望这种比较的视角可以被坚持下去，这不仅对中国史非常重要，对欧洲史同样很有意义，否则大家就只能各说各话。其实在中世纪时期，并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我们不能依据20世纪的概念去书写过去的历史。

第二，是借用数位的方法。通过利用数位人文，我们可以回答一些在过去很难周密考虑的问题。比如我在就职演讲中曾提到，如果想对某个党派的所有人物做出分析并找到分析的最佳切入点，研究者就可以考虑采用数位方法。借助数位人文，研究者可以快速检索文献，并对文献做出分析，而这在以前仅凭人力是很难做到的，因为我们很难在阅读2万份文本的同时，从中找到关于300个人之间关系的所有信息（笔者注：指被列入元祐党籍碑的309人），但是电脑可以帮助我们做到。利用数位方法，研究者可以尽量避免被正史或编年史所记载的重要事件所左右，因为现在还有大量的文集可资利用。如果研究者想知道某个人是如何与某一事件发生联系的，以及他与其他人的交往情况，就可以在数位方法的帮助下，大量利用文集、笔记等多种类型的文献进行探索。另外，借助数位的方法，研究者也许可以发现新的、隐藏在文本中的、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的有意义的问题。我们应该对新的研究问题保持开放的心态，而不是一味去探求过去已经讨论过的问题。我认为数位人文也许可以使政治史再次趣味盎然并焕发生机，因为我们不再是单纯地书写最上层发生的事件，同时也展现了人们到底是如何参与到政治事件中去的。

澎湃新闻：您在欧洲、美国均曾求学并任教，可否比较一下两者之间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异同？

魏希德：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认为进行这种两块大陆之间学术旨趣的比较是很危险的，因为通常我们会把我们心中所认为的不同一般化。但我可以简单谈一下中国史学科在欧、美两地依托学术机构的不同，从中或许可以一窥为什么人们经常认为两者之间会有不同。

在欧洲，绝大多数的中国史学科都隶属于中国研究系或汉学系。这是有一定历史原因的：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欧洲的一些大学开始聘用汉学教授，他们通常对关于汉学的所有领域均有所涉猎，包括文学、哲学、历史学、语言学等等。欧洲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这种传统，大多数的欧洲高校将所有研究涉及中国的老师都集中在了汉学系，而不会将其中一部分人录用在历史系或其它的系。最近在英国，这一情况有所改变，一些新兴大学开始将中国史设置于历史系，不过这是因为它们之前没有汉学的传统。对于那些之前有汉学传统的高校来说，中国史被清一色地设置于汉学系。这样的结果是中国史研究很难与其他地域的历史研究产生对话，故而缺乏多元性，这是这种设置不利的一面。而且这还造成了从事中国史研究的人员较少，因为只有汉学系设置有中国史，而历史系并不关注中国史，因此提供给中国史的教席也就少得多。

而在美国，这种情况有所不同，中国研究系和历史系往往都设有中国史教席。美国有一些高校在较早的时候就开设了汉学专业，如今在这些高校从事中国研究的研究生也会多一些，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都是如此。这些高校延续了它们汉学的传统，把中国史设置于东亚系——不过现代史有时候被放在历史系。但美国还有很多大学将中国史设在历史系，中国文学设在文学系，中国哲学设在哲学系。这样，很多从事中国史研究和教学的老师就得以在历史学的学科背景下开展工作，他们不必只关注文献，也不用教中文，只负责教授历史即可。他们可以用更多的精力研究历史叙述，而不是文字文献。而在欧洲，因为你在汉学系，就必须要展示你有能力处理文字文献，因为这是汉学研究传统的治学方式。

我认为这是欧洲与美国在中国史研究方面最主要的不同。总的来说，美国的学科设置更为合理。我认为欧洲应该使研究更加多元化，历史系不应该只研究欧洲史，也应该关注其他地域的历史。而且现在很多历史系的学生也对其它地域的历史感兴趣，我们应该给予他们学习的机会。这样一来中国史专业的学生也更容易找到工作，因为他们也可以申请历史系的职位，比如近现代史教席、前近代史教席，甚至中世纪史教席，这也是全球化对历史系提出的要求。当然，我们也要保证学生有能力做到这些，他们不仅要能处理文本，还要将自己的研究置于更宽广的背景下，而不是只局限在传统中国。

（注：本文系笔者据魏希德教授的英文访谈录音翻译整理而成，虽全文已经魏教授审阅，但转译之中难免有疏漏歧义之处，敬祈读者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