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昇先生于1944年12月诞生于河北省保定市，1968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法文系，1979至1980年间在外事部门工作，1981年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耿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翻译与研究，翻译了大量法国汉学经典名著，拓展了中国海外汉学的研究视野，译作横跨众多领域，且在每一领域都留下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成果。无论是其作品涉及的广度还是深度，他无疑都是三十年多来我国翻译界中的佼佼者。

在三十多年的翻译生涯中，耿昇先生学术成果的数量远超同行，他翻译、出版的专著有70多部，译文200余篇，所译作品字数以千万计，另有论著1部，介绍评论性文章120多篇。三十多年来，他的名字与其译著一起，已经成为了专家学者熟悉的朋友。

耿昇先生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来自于他卓尔不群的个性和独具一格的治学思想。他有着“静心观水流，冷眼看世界”的睿智，对于当下热门的潮流总会保持一份平常心，不随波逐流。就学术而言，他擅长发掘被视作冷门而又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内容，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能随风倒，赶时髦，追潮流”。[1]  这个说起来简单，但如果付诸行动，则不仅需要独到的眼光和高深的学识，更要有敢担当的精神和崇高的责任心，以及面对漫长孤独的勇气。

耿昇先生异于他人的性格在他填报大学志愿时即已初露端倪。他中学所学为俄语，因彼时英语和日语专业热火，他便选择了相对偏门的法语。看似无意的抉择，却成就了他的志向。1981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后，他辉煌的学术事业开始起飞。

斯时，中国学术研究刚刚走上正轨，对于空耗了大半青春的学者们而言，尽快了解西方世界学术现状，借鉴并发展自己的学术成为当务之急。而当时国外汉学研究中，法国汉学卓尔不群。耿昇先生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相对于美、日两大汉学研究重镇来说，法国汉学更显源远流长，继承了拉丁文化“历史的持久性”与“对外的开放性”两个重要特征。法国汉学家对中国的关注，从最初的“记游”式的散漫研究到严肃的“学院派”研究，从关注语言层面的历史语言学到中国文明的整体性关注，再细化到各个领域，呈现出层层递进的演化理路[2]。遗憾的是，对法国学者成果的翻译，除老一代的冯承钧先生外，汉译作品不多，而美国、日本、俄国的汉学著作却大量汉译，对我国学术产生了巨大影响。法国汉学蒙尘于角落，这与其辉煌成就极不相配。对此，耿昇先生洞若观火。

耿先生第一个着眼点在于法国汉学之中亚研究方向，其中尤以西域史、敦煌学、吐鲁番学为重点。1945年以前，法国中亚史研究在西方汉学界处于执牛耳之地位，学者众多，实力雄厚。早在1814年（清朝嘉庆十九年），法兰西学院即已创设“汉学讲座”，开汉学进入西方大学讲堂之先例，二百余年来相沿不绝。讲座导师有雷慕沙（A. Rémusat，1788—1832）、儒莲（S. Julien，1797—1873）、德理文（H. d. Saint-Denis，1823—1892）、沙畹（É. Chavannes）、马伯乐（H. Maspero，1883—1945）、戴密微（P. Demiéville，1894—1979）、石泰安（R. A. Stein，1911—1999）、谢和耐（J. Gernet，1921—2018）、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他们都是法国同时也是西方汉学史上之名流。作为“汉学讲座”的补充，法兰西学院在1910年代、1960年代又单独为伯希和（P. Pelliot，1878—1945）以及韩百诗（L. Hambis，1906—1978）两位教授设立了“西域史讲座”教习。经过漫长的发展，法国汉学家在中亚地理、考古、佛教、社会史、人类学史等多个方面形成了系统而又独具特色的研究体系。

面对如此丰富的研究成果，任何一个翻译者都会感到兴奋，同时也会倍感压力。法国中亚学跨越多个学科，线索复杂，名著众多，一般情况下的理性选择应是将某一方向作为翻译的主要目标，有余力时再兼涉其他。因为按照正常人的翻译速度，仅一个方向就足以耗尽一个人大部分精力。

耿昇先生有着宽广的视野和难得的大局观，他认为研究者需有多元的阅读经验和多学科的训练，翻译家也不应居于一隅。他是一个充满雄心之人，有着将目标实现的强大执行力,从一开始就同时关注着不同的学科领域。1981年耿昇先生进入社科院，一两年后即有成果面世，兹以1982年到1986年四年间的译作为例来观察其领域的宽广：1982年，布尔努瓦夫人（Lucette Boulnois）《丝绸之路》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戴密微著《吐蕃僧诤记》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勒内•吉罗（René Girard）撰《东突厥汗国碑铭考释》由新疆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内部印行；1985年，《敦煌译丛》（第一辑）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石泰安著《西藏的文明》由西藏社会科学院内部印行；1986年，耿先生与穆根来合译哈密顿（James Hamiton）著《五代回鹘史料》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由“门外汉”而进入到历史学这一陌生领域，耿先生的翻译工作可谓步履维艰。与纯学术研究者相比，翻译要求译者有更加全面的素养。耿先生曾感慨“读书做学问难，做翻译更难”[3]，要出版一本高质量的翻译作品，需要耗费作者大量心血。译者需熟知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以及国内外历史研究动态，除此之外，一个难以逾越的大山是中亚古代语言的障碍。中亚史研究由于涉及到多种文明的交汇，翻译家除了掌握专业外语外，还需要对藏语、梵语、古波斯语、古突厥语、阿拉伯语、吐火罗语、粟特语、于阗语以及拉丁语系等不同语言有所了解。法国汉学家往往是通才型专家，一部专著中会涉及到多门语言。明清时期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译著同样会面临上述问题，耿昇先生曾谈到明清传教士们经常用荷兰文一支的佛拉芒文来交流，但中国连佛拉芒文字的字典都没有。另外一个现实而琐碎的问题在于查证资料的困难。一部外文专著的引文出自哪一部书？人名、地名、官名、制度等专有名词，从某种文字译成法文，再由法文译成汉文，那就要找到古今汉语的称谓。本人业余从事翻译也有二十多年了，其中甘苦，实不足为外人道也。看似一个个小问题，却是最耗费时间与精力的，都需要披沙拣金的功夫去寻找。为翻译一本书，不得不找遍相关资料，耿昇先生曾笑称自己所藏之书是学者当中最为富有者之一，诚非虚言，不得已而为之也。

观耿先生之学术历程，从1981年受聘为敦煌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到1990年代初期，对敦煌学关注甚笃，此一时期他翻译、撰写了大量关于敦煌学方面的综述性文章，尤以介绍性文章居多，相继翻译、撰写有《法国的敦煌学研究概况》《1979年巴黎国际敦煌学讨论会概况》《80年代法国敦煌学论著简介》《中法学者友好合作的成果——<敦煌壁画和写本>内容简介》等，发表在《中国史研究动态》《敦煌研究》等刊物上。耿昇先生敦煌学方面译著的出版也主要集中在此段时间，除了《敦煌译丛》（第一辑）和《吐蕃僧诤记》外，还于1987年出版谢和耐代表作《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两本译著，即《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甘肃人民出版社）和《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粹》（中华书局）。1983年9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于兰州成立，中国敦煌学快速发展。嗣后，耿先生在敦煌学方面的专著和文章逐渐减少。

这一时期，耿昇先生在中亚史其他领域亦有所建树，总体来看，1980年代中期开始，他投入精力最多的乃为藏学领域，首先从石泰安著《西藏的文明》入手（前文提到的《吐蕃僧诤记》也应计算在内，尽管研究的内容为敦煌写本），由西藏社会科学院1985年内部印行。之后一段时期平均每两年都会有一本或多本藏学译著出版。值得注意的是，如此高的出版频率是在他同时关注其他研究方向前提下完成的。其中，1987年，他翻译大卫•妮尔（A. David-Neel，1868—1969）撰《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刊行；1989年，耿昇先生将意大利藏学名家图齐（G. Tucci，1894—1984）和西德蒙古学家海西希（Walther Heissig，1913—2003）两位学者的专著合并一起，出版了44万字的《西藏和蒙古的宗教》，经王尧先生校订，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刊行；1991年出版古伯察（Régis-Evariste Huc，1813—1960）著《鞑靼西藏旅行记》，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刊行；同年，出版麦克唐纳女士（A. Macdonald，1938- ）著《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刊行；1992年，翻译英国学者约翰·布洛菲尔德（John Blofeld）著《西藏佛教密宗》，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刊行；同年，翻译石泰安16万字著作《汉藏走廊古部族》，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刊行；1994年，翻译出版石泰安著《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的研究》，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刊行。1999年，对于耿昇先生来说，是藏学翻译的丰收之年，此年先生共有三本译著，都是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分别为瑞士学者米歇尔•泰勒（Michel Teylor）著《发现西藏》、布尔努瓦夫人著《西藏的金矿和银币》、意大利图齐著《西藏宗教之旅》。及至2000年出版罗伯尔•萨耶（Robort Sailley）著《印度——西藏的佛教密宗》以后，耿昇先生西藏题材著作才逐渐减少。

2010年，耿先生译戴仁（Jean-pierre Drège，1947- ）主编《法国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一书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计80多余字。2011年，耿先生同时推出了4卷本《法国藏学精粹》、三卷本《法国西域史学精粹》和三卷本的《法国敦煌学精萃》，由读者出版集团旗下的甘肃人民出版社刊行，略具翻译生涯小结之意味。2013年，耿先生专著《中法文化交流史》一书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内容丰赡，见解独到，堪称耿先生几个主要关注方向之学术总结。

三、吹尽黄沙始得金

耿昇先生一生中译著众多，他对每一著作的选择都非常慎重，始终秉承“三个最重要”的标准：法国汉学界最重要著作，法国最著名研究专家所作，以及中国学术界最需要的参考文献。其选择之精，工作之勤，有似一位不倦的淘金人。

耿昇先生强调历史学研究应从具体问题谈起，将原始资料的收集看作是整个历史学发展的根基，对于涉及到史学研究原始资料方面的著作，耿昇先生格外关注。1987年，他翻译了由法国著名东方学家戈岱司（G.Coedes，1886—1969）所著《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一书，涵盖公元前4世纪到14世纪近二千年间希腊拉丁作家有关远东文献的重要内容，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基本史料，由中华书局推出。此书在2001年和2014年分别由中华书局和中国藏学出版社再版。1989年，由耿先生和穆根来合译的法国著名东方学家费琅（G. Ferrand）著《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录》（59万字）由中华书局出版。为撰写此书，费琅先生从8世纪到18世纪一千余年的区间里，在近百部著作中摘录了多达59万字的珍贵资料。本书在198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2001年再版，中国藏学出版社于2014年再版。类似的译著还有1986年的哈密顿先生著作《五代回鹘史料》，亦是由耿昇、穆根来两位合译，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推出A.麦克唐纳女士著作《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5年翻译荣振华先生著《1552—1800年入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由中华书局出版。诸如此类，不能一一列举。

除了关注基础性资料之外，耿昇先生擅长通过翻译某一学科一批知名学者的经典性专著形成某一方向的基本参考资料。经典学术价值高毋庸多言，但翻译难度常常会更大。耿先生对译著的选择常常是那些他人想为而不敢为或不能为者，这一性格，直到六七十岁时仍一如既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