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土耳其]王成明

 (北京大学哲学系 儒学研究院)

摘要：中国和土耳其均是拥有悠久历史和璀璨文化的文明古国，两国在政治与经济间的来往愈加频繁，但遗憾的是，两国在文化方面的交流则相对较少。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与各国间的人文交流日益增多，中土两国也从中得利。本文试图从学术性和民间普及性的角度出发，勾勒出当下土耳其儒家研究的基本现状。

关键词：土耳其 中国 儒家研究 “一带一路”

同中国一样，土耳其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扮演了相对重要的角色。土耳其横亘欧亚大陆，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得多种文明于此交汇成了可能。丝绸之路始于长安（西安），终到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促进了亚洲东西端商业的往来。近代以降，伴随着西方的殖民入侵，中土两大传统帝国均遭受了极大的冲击，两国在商业和文化上的交流日趋减少。

1971年8月4日，土耳其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两国间的政治经济活动因此得到了恢复与发展。但在思想文化领域，尤其是学术性的交流还是极少的。

不过，若谈及土耳其对中国的了解，则不得不提土耳其的汉学系。土耳其国父凯末尔非常重视针对各国的语言和文化研究，安卡拉大学亦早在1935年就成立了汉学系，为土耳其培养了许多本土的汉学家。但与主流汉学不同，土耳其早期成立汉学系的目的是研究与土耳其相关的历史，纯粹研究中国长城以南地区文学、历史、哲学的学者则寥寥无几。有的土耳其学者强调，中文作为一门古老的语言，用其写作的史料丰富，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因此对研究土耳其史来讲非常重要，正如西欧之于拉丁文，土耳其则之于中文，并将不少有关匈奴、突厥等北方游牧族群的记载优先翻译成土耳其语。

相比之下，第一本由文言文直译成土耳其语的《论语》直到1962年才得以出版，随后《诗经文集》等传统中华文化类书籍也开始陆续被翻译成土耳其语。尽管至今为止，土耳其对中国典籍的研究仍不算多，不过近年来涌现的土耳其新 一代青年汉学家们正在努力开展中华经典著作的译制工作，最近已将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孙子兵法》等书籍陆续被翻译完成。

前文已述，中国和土耳其有着非常悠久的来往史，但囿于各种原因，两国彼此间的人文交流与研究一般只停留在通过第三方（即通过英语等其他外语撰写的著作）来彼此了解，这也导致双方产生了诸多误解。在进行外文翻译时，由于各国间语言文化习惯的“不兼容”，很可能会产生理解上的误差，而通过第三方文献这一中介，往往又会面临更大的困难。例如，一个土耳其人通过西方人撰写的外文书籍来了解中国儒学的话，其阅读的文本可能会面临以下情形：原文首先历经西化，在转译过程中再次土耳其化（同时翻译的质量问题亦值得关注）：此外，中国是一个以无神论为主流的国家，西方和土耳其则是一种信仰的乐土，其最终的结果很可能会出现一个经历二次“洗礼”的不伦不类，或非原汁原味的儒学了。因此，为促进两国在人文方面的直接交流，罗列、整理、分析土耳其国内有关中国儒学的研究资料则显得很有必要，以期为后续研究起抛砖引玉之用。

在土耳其国内，一般有三个专业涉及中国儒家方面的研究：宗教系（包括哲学系）、文学系（语言系、汉语言专业）、国际政治系。

上文提及，土耳其对中国及中国思想的研究大多依赖西方学者的著作。即使西方关于汉学的研究有较长的历史，但其早期研究则大部分源于来华传教士，他们塑造了理想化的中国，以及基督化的儒家。儒家思想是否可称为宗教，学界已早有讨论，此处不加以详述。对于土耳其这样一个有宗教信仰背景的国家而言，其宗教系研究儒家的人数相对较多；又因缺乏本土汉学家的直接研究，土耳其其他学科（汉语言专业外）的学者会先入为主，受到西方学者观点的影响：因此，大部分学者会倾向将儒家视为一种宗教信仰，对中国的本土宗教进行研究。

1. 《浅谈有些“无神论”宗教的道德规范》：道德规范同其他规定（法律、宗教等）一样，为了保障其良好运行，采取一些措施，例如社会上的压力或奖励、“良知”、 自然制裁和宗教制裁等。本文作者一方面对道德制裁行为的意义提出了质疑；另一方面，研究儒家与佛教采取了何种方法，以确保儒士和佛教徒之道德准则的适用。

2. 其他相关论文：《儒教》，何乐益著，居纳伊·图默（宗教学教授）译；《孔子与儒学（儒教）》，艾哈迈·居驰（宗教学教授）著；《孔子与其教诲》，塞拉哈廷·费塔哈奥卢（土耳其阿马西亚省宗教局学者）著。

1. 《孔夫子语录》：“深入学习，秉持坚定且真诚的目标；自我实践，对外质疑和对内自省：此为通往仁德的康庄大道。”孔子不仅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哲学家，同时也是被误解最深的一位哲学家。普遍认为，“子曰……”开头的名言中其实只有一少部分真正属于孔子本人所述。与大众认知不同的是，儒家并不是一种宗教，它是一种包含社会道德和政治理论的哲学体系。儒家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并非因为其宗教性，而是因为其世俗性（对组织官僚和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儒家代表作《论语》，是孔子与其22位弟子之间对话和讨论的集合，以及对孔子生平的记录，并由他的门徒汇编成书。在中国古典哲学和文史上，《论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不仅是孔子对社会政治哲学的逻辑表达，更是孔子政治理想的直接体现。书中阐释了许多问题，例如国家行政管理的原则、人们应遵循的道德原则、相关仪式规则及如何理解理想化的人与社会。

 2.《寻找正义的大智慧——孔子》：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生活在公元前551年至前479年。人类的追求自始至终从未改变，正义与虚伪、真理与谎言、美德与堕落之间的斗争将一直持续下去，并跟我们自身的立场和追求息息相关。孔子亦是一位拥有大智慧的哲人，他为正义而奋斗，并通过自己的实践传播自己的思想。

本书作者相信，若要做到身怀正义、真理与美德，那么应身临其境，将其带入进他所描绘的人物中去。遇琐罗亚斯德，则成琐罗亚斯德；遇鲁米，则成鲁米；遇佛陀，则成佛陀；遇孔子，则亦是如此。正是在此类想象的建构下，作者完成了这部著作。

3. 《孔子——哲人丛书》：孔子被认为是东方文明最重要的代表之一，他是一位思想家，收集各种古代文献，并以其独特的方法向大众传道授业。然而，他的名字并未出现在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和道德主义者的名录中，却铭刻于宗教领域的先知之碑上，因为宗教史学者将他的思想（儒家）当作宗教信仰进行研究。

孔子认为自己有责任将先贤经典之价值观、原则和教义传播给社会，他的最终目的和理想是建立一个没有争议且和谐共处的大同世界。因此，为实现这一理念，则有必要定义何为理想之人（君子），并为理想人格的普及而努力。他的教诲聚焦于现世，没有彼岸世界，更不语怪力乱神。正因如此，孔子被很多人视为中国的苏格拉底。他从未撰写过有关自己思想的著作，其言行和生平事迹多为众弟子所传述记录，众弟子中亦有多人在未来成了思想名家。

4. 《儒家资本主义 （儒式资本主义）》：儒家资本主义的思想在塑造世人对中国人在世界范围内取得经济成就的看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思想包含了辛勤劳作的精神、注重家庭的价值观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基于敏感性、信任和社交网络的商业传统则是用来解读这一特殊人群财富及其交易能力的重要工具。

本书探讨了“中国发展”，解构了有关中国的传统和价值观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神话”。作者认为，这些传统和价值观源于儒家思想，该“神话”是一个基于“中国文化”的概念，并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即以经济动机为主题的中国、文化共享所定义的劳资关系，以及前资本主义的社区结构。该书使用了中国商人在马来西亚东部萨拉瓦克的实地调查数据，以多学科交叉的方法将具体实例与抽象分析相结合，深刻剖析了中国的商业传统，有助于读者对经济人类学、海外华人文化和新儒家社会有更加全面深刻的理解。

5. 《孔夫子与领导力》：领导者在现代生活的各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领导者需要格外注重其自身的名誉和素质。好的领导者不仅是管理者，更是引导人们学会分析、欣赏、鼓励他人的启发者。

著名领导力培训大师约翰·阿达尔指出，两千多年来，孔子的话语(《论语》)不仅是有趣的思想，更是指导世人如何实践的明灯。作者认为儒家思想历久弥新，揭开了其如何在动机、沟通、决策和生产等各方面提升个人领导能力的神秘面纱。

6. 《论语》：《论语》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的文献，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语录汇编。经研究表明，这份文献成书于中国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自汉代（公元前202-220年）起变得愈发重要。儒士们依照儒家规矩行事，并将《论语》视作建设强大国家的思想指南。

7.《<论语>——杨伯峻注译本》：《论语》成书于约2500年前，这一时期列国征战不断，社会正日益发生变革，奴隶社会开始解体并逐步向封建社会过渡。政局的动荡不安造就了思想界的宽松开放，诸子百家应运而生。在这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孔子创立了儒家学说，继而开始传播他的救世思想。

此书由杨伯峻先生编写，其本意是为了让中国人理解《论语》的重要性。相比之下，这些注解对于土耳其读者而言则更有裨益，为其理解原文大意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8. 《中国诸教圣典里的女性形象》：土耳其学者阿西费·于纳尔教授，依据中国诸教经典里的女性形象，探究了经典中塑造的女性形象与现实生活中人们针对女性态度之间的关系。

该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依照儒教经典来研究儒教的女性观念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第二部分则依照道教经典分析道教的女性观念。在儒教的经典中我们可以看出女性扮演着一个相对卑微次要的角色，在家庭生活中处于从属地位，如：“女性在年轻时须服从父亲和兄长，结婚后须服从丈夫，若丈夫离世则须服从儿子”，又如“女子婚后若丈夫离世，因感情深厚的缘故，不得改嫁” 。因此，读书的观点认为，中国诸教与其他父权制思想一同，表现出一种“男尊女卑”的观念。

9. 《世界诸宗教之道德观》：作者强调，此书侧重研究世界诸教的道德体系，而非个人信仰和修行实践。所谓诸教包括印度教、佛教、儒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共占世界总人口的85%。

该书在第三章谈及儒教，此章以儒教经典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开篇，旨在引出儒教最初只是一种社会哲学，而现今则被认为是一种宗教。出于以上原因，作者将其命名为“文献性宗教”。在个人道德方面，此章揭示了孔子称之为“特殊人（君子）”的本质，即君子既需要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也需要自身采取行动为之实践。尽管儒教被认为更加侧重道德培育，但与此同时，它亦注重保持物质世界同精神世界的平衡。此外，儒教也相信国家应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经济社会平衡发展。

除此之外，此章强调，儒教并无主战的思想，因其认为通往和平的道路始于个人，个人在相信社会存在和平后，由那些追求和平而定下理想与生活的个人组成新的社会。然而儒教对战争并非全然采取消极的态度，所以此章结尾引述了孔子的另一观点，“若想追求和平，则须备好战争”。

因篇幅问题，此处注释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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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于《中国儒学》第十五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