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韬是晚清时期沟通中西文化的重要人物。他于1867年起亲身游历英法，是中国近现代走向世界并见证现代化的重要先驱人物。他写下的一系列游记、述评及见闻，除了是考察他西化政论的重要文献外，更是他欧游时与文人墨客交往的重要记录。在他的著作中，记有他与法国汉学巨擘儒莲会面的细节。近年来中国汉学界出现一种说法，认为儒莲的汉语名称由王韬所起。本文根据王韬与儒莲交往细节，多番比较，除推翻这说法的可能性，亦据巴黎法兰西研究院所藏的儒莲私人书信档及儒莲出版的著作，指出儒莲对这汉译姓名的珍视及其使用意义。

法国汉学家儒莲（Stanislas-Aignan Julien，1797~1873）是欧洲汉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执教时间长达40年，远远超过只担任了8年教授就英年早逝的雷慕莎（Jean-Pierre Abel-Rémusat，1788~1832）（首任汉学教授及儒莲的老师）。儒莲为法国汉学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他于1832年开始担任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教授一职，兼任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INALCO）教授，1833年成为铭文及美文学院成员（membre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 tres et sous-bibliothécaire de l’Institut），1839年成为皇家图书馆管理人并任国家图书馆副馆长，1859年成为法兰西学院的行政负责人。在国家及图书馆资源的强劲后盾支持下，他的影响力上贯政府下通民间。由于他在学府身居要职，再加上著述题材广阔，广涉语言、文字、文学、宗教、科技史等各范围，水平傲视同侪，因而创造出法国汉学界的黄金时代。儒莲更积极与法国境外的学者联系，因此在欧洲同样有无远弗届的影响力。他为悼念亡妻而于1873年创立的“儒莲奖”（prix Stanislas Julien），到今天仍属汉学研究领域中最高的学术殊誉之一。

中西学界对儒莲的事迹绝对不会感到陌生。中国学界一直称他为“儒莲”，这应该不会引起很大的争议，有争议的却是近年来有学者对这个名字的来源做出一些大胆的假设。近年来有种说法认为儒莲这个名字，是中国人为他起的，甚至认为是中国知名近代史文人王韬为他改的。我们都知道，19世纪儒莲曾与走向世界的中国学者有频繁互动，王韬便是其中一人。可以想象，考据儒莲名称出处，也便会与研究19世纪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有密切的关系，而非只是繁琐的学术工作。当然，查证儒莲汉译名的研究意义，也在于帮助我们了解翻译人名的规则以及反映统一译名成为定译的历史过程，特别是铸造新名词、新专有名词的惯用法则。曾出使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多国的薛福成，就曾指出西人名称，到底应以姓氏行头还是应以名系姓，令人大感不惑无所适从。儒莲的姓名虽不是中国固有姓氏，然而在中国崇尚“正名” “名不正，言不顺”的文化习惯上，人名称谓往往代表了人格期待，特别对汉学家而言，汉名更反映了学养、道德情操以及对中国文化的敬仰之情。在这点上，在笔者获得新文献的对照下，似乎就更值得探讨。我们会发现，儒莲在法国学界的通行形象，并不是中国学界百年来所呈现的那样，更非一般人期待的那般“人如其名”。儒莲在法兰西及中国的形象千差万别，这与他的汉译姓名有密切关系，因此就更值得我们重新回顾。他的姓名以及他在中法间形象的差别，反映了中国学界在19世纪张眼看世界时，只能雾里看花，或一厢情愿做无限的现代化想象，又或者，这只是晚清个别文人的形象工程，为走向国际舞台面向世界时往自己面上贴金之惯常行径？

说到儒莲与中国学者互动关系时，一般人的第一个想法，是与东学西渐的先驱——王韬有关。的确，王韬属于首批跟儒莲直接会面的中国学人。众所周知，王韬曾因为太平军献策而被清廷定为乱党，于1862年为避祸南迁香港。寓居香港期间，曾为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担任中国经典《四书五经》的助译，开始了其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的蜕变历程。1867年理雅各返英前邀请王韬到英国，继续佐辑群书，翻译经典。王韬是乘访英之行而到法国初识儒莲的。这对研究19世纪中国近代史的人来说，可算是基本文史知识。不过，学界近来却出现了一种新说法，指儒莲这个名字是由王韬取的。全文如下：

晚清著名学者王韬，在访问英国期间，也曾通过理雅各的介绍，特意修书一封，并到巴黎拜访他。在王韬的著作中，还收录了他的信一封。王韬在信中，曾给Julien取了一个非常儒雅的名字“儒莲”，从此，中国学者凡是谈到Julien，都几乎沿袭了这个称呼。其实，Julien自己的汉名是“茹莲”，在他自己的著作中，就使用了这一称呼。文从主人，以后研究汉学史，或来华传教士的历史，确实要多读原著，以免贻误后学。

作者以指出王韬给Julien取了一个非常儒雅的名字后，更义正词严叫人去看原著，学术态度不可说不认真。不过，作者却没在引文中标明“在王韬的著作中，还收录了他的信一封”是哪本著作，收录了哪一封信。“王韬在信中，曾给Julien取了一个非常儒雅的名字‘儒莲’”所指的又是哪一封信。此外，作者指在王韬拜访儒莲前，鼎鼎大名的汉学家就叫“茹莲”，而证据是“他自己的著作中，就使用了这一称呼”。可惜，这位作者也没有标明“他（儒莲）自己的著作”是哪一部著作。本来，一般捕风捉影的猜测，不值多谈，网上的文章，就更不需在意。不过，查找互联网方便，追寻原始证据却十分困难。近年来越来越多学者在网上搜集资料后，不但不做核实与进一步查证，而且大多时候只随便加条网址作为脚注，便以此完成论证过程。后来的人就据此以讹传讹，互相引用，渐渐由误识变成共识。因此，我们还是有必要在此指出当中的谬误的。

不过，本文要考证儒莲名称的真正诱因，是因为笔者在巴黎法国研究院(Insti-tut de France)所藏的儒莲私人书信档(Papiers de Stanislas Julien)中，发现了儒莲珍而重之收藏的一页纸笺（见下图一）。这纸笺上的字应是儒莲的笔迹，当中显示出“儒莲”与“茹莲”两名。纸笺虽未标明任何日期或相关证据，但可见他曾有段时期两名互用，或踌躇两名之间，或同样珍视两名，因此这纸笺才得以保存百多年。那么，什么时候他开始被称为“儒莲”，这名是否由王韬所起？

图1

要理清这中间的脉络，我们需要整理王韬认识儒莲的经过。前文所说，王韬是乘访英之行而到法国初识儒莲的。过去学界能依据的原始资料，是来自王韬不同时期、写于不同体裁以及出版于不同时期的三本作品中的几条证据。当中有：记述时间最早却出版最迟的游记《漫游随录》（卷二）、王韬写给儒莲的《与法国儒莲学士》信函（收于《弢园尺牍》卷七），以及后来悼念儒莲而撰写的传记体的《法国儒莲传》（收于《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一）。研究王韬的困难，首先在于各种史料的不完备，亦在于各证据的出版地及出版时间并不统一。王韬早年于1861年为太平天国献策而受清廷通缉，开始了流亡香港的颠沛生活，很多著作未及时在中国出版，有些只在朋友圈传阅。王韬日记《蘅华馆日记》就是最好例子。另一方面，王韬早年仕途多滞，科举失落，报国无望，本人又自视甚高，自称“狂士”，愤世嫉俗的心态溢于言表，但这只是掩盖他表里不一的矛盾性格的一种手段。他早年认同西学却因中国排拒西化而存诸多隐瞒，甚至不断篡改历史、记忆及相关文献。其中领洗信教就是最为显著的一则例证。固然，昨日为中国所唾弃的传统文人，后来却因中国的对外开放而变成炙手可热的西学先驱，因此他也不免在日记及书信中自抬身价。《漫游随录》就是最好的证据。《蘅华馆日记》整套日记至今不全，现存的日记起于咸丰八年正月，止于1862年，间有散佚，可能与他不愿公开部分史实有密切关系。现留存的不同册数分散在海峡两岸。《漫游随录》虽然带有其早年张眼看世界时带的清新眼光，却是王韬结束流亡生涯、晚年回到上海时因应当下西学炽热的风潮而出版的。此外，《弢园尺牍》所收书信亦没有详细交代书信日期，因此，学界就儒莲与王韬的见面时间，曾经产生了不少争议。早年学者都依据《漫游随录》所言，认同他与儒莲的会面是在赴英途中的1869年，而与儒莲会面后王韬才到英国，这令人产生错觉，以为他是独自拜会儒莲，因为理雅各早在1867年便已回到英国。这个误会经过一番考证后，直到柯文（Paul Cohen）在研究中指出，应是其从英国回到香港的1870年，与理雅各同行去拜会儒莲的。原来的说法这才渐渐改正过来。不过，王韬所写的《与法国儒莲学士》一信，是不是像柯文所说“在英国时曾与之通信”，即1868年王韬到英国后，于两人从未会面时邀约对方会面的信函，还是他1870年回香港后，与儒莲会面后并被对方的才学深深折服，再写信给儒莲及邀约合作撰写元史或法国史呢？学界至今仍没有明确的答案。从逻辑上看，王韬应在跟儒莲会面回到香港后，在发现与确证了对方的真才实学，并落实了各种与理雅各合译的安排后，才敢贸然提出合作要求的。而从《与法国儒莲学士》书信上的文脉而言，首句指：“吴郡王韬再拜……愿见之怀，无时或释”，似是两人会面后王韬回香港才撰写的。而王韬自己则说，他“至英土后，乃以书札通问讯”。但无论如何，柯文的研究开了一个重大的缺口，就是让后来的学者敢于质疑王韬的各种说法，明白他可能因政治环境、身份问题、个人因素等，也或因审时度势而做出各种遁辞。这是柯文研究的重大贡献，而这贡献在香港及台湾产生的回响，比国内更甚。

要了解儒莲与王韬两人第一次会面的情形，可以参照后来王韬根据回忆辑成的《漫游随录》：

至于藏书之所，博物之院，咸甲于他国。法国最重读书，收藏之富殆所未有。计凡藏书大库三十五所，名帙奇编火可胜数，皆泰西文字也。惟 “波素拿书库”则藏中国典籍三万册，经史子集略备，余友博士儒莲司其事。儒莲足迹虽未至中土，而在其国中钻研文义，翻译儒释各经，风行于世，人皆仰之为宗师，奉为圭臬。

王韬于同书稍后，再一次写到与儒莲的相遇：

是日风清日暖，往访博士儒莲——法所称博士，犹中华之翰林掌学学士也——为素波拿书院监督。院中庋华书三万册，目录凡三卷。儒莲好学媚古，一志穷经，足迹虽未至禹域，而译书已裒然盈尺。见余喜甚，握手接吻，待若上宾。儒莲通中国文字，能作笔谈；今有导者代为传言，故无烦管城子为介绍也。

王韬虽然自视甚高，却没有在文章内掩盖他对儒莲的景仰之情，而且说他为一代宗师。能与自己崇拜的博学鸿儒会面，王韬喜不自胜。儒莲以西方社会特别是法国的礼仪接待王韬，与他握手接吻，王韬解读这为“见余喜甚”“待若上宾”。我们在儒莲藏于法兰西研究院（Institut de France）的整整三大盒文献资料中，没有发现王韬的信件，儒莲的各书信中亦未见提及王韬。从此可大概推断，儒莲与王韬只属礼节式的会面，并没有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更不似王韬所言的“余友博士儒莲”，看来两人并没有一见如故成为书友。王韬后来自称“承先生奖誉过甚，时以文字相折衷” ，孰真孰假，除非有新文献出现，否则还属王韬的一面之词。

事实上，从此推测，“儒莲”这个中文名字绝对不会出自王韬之手。理由很简单，这汉译名若是由王韬而起，王韬定会于他的日记、书信或著作中大肆夸耀自己的事迹。而更有力的证据，是王韬在出发前已直接称呼儒莲为“儒莲”。根据王韬写给儒莲的书信《与法国儒莲学士》（无论是1868年写还是1870年后写）所言，他未到香港之前，在1849年进入上海墨海书院的西学圈子时，已认识了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美魏茶（Milne William Charles， 1815~1863）、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1822~1900）、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等，并已从他们那里得知了儒莲的名字。而在《与法国儒莲学士》这一信中，直称他为儒莲而非其他的名字，亦表明上海的圈子中他人一直都是以此为称的。另一方面，与王韬合称为“三狂士”之一的蒋敦复（蒋剑人），早在1854年经艾约瑟介绍与儒莲通信，并协助儒莲翻译《大唐西域记》（Voyages du pélerin Hiouen-tsang），可见王韬绝不是儒莲第一位交往的中国文人墨士。王韬虽认为蒋敦复的中文造诣比自己低，但蒋敦复的还是能够译出这个优雅的名字的。若这名是受中国人启发而来的，那么其来自王韬好友蒋敦复的机会似更大。此外，儒莲与其他汉学家以及居于法国的中国人亦有交往，因此很难断言这个称号一定来自中国文人。有趣的是，为什么今天的一些学者会把儒莲中文名称与王韬（而非蒋敦复）拉上关系？而这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在解答这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儒莲什么时候以此名自称，而舍弃之前所用的“茹莲”的。那些臆测的重要理据，凿凿有据地指出：“Julien自己的汉名是‘茹莲’，在他自己的著作中，就使用了这一称呼。”

综观儒莲的数十部著作，儒莲最迟于1856年起便在他的著作中统一使用“儒莲”这个汉名。在他的1856年出版的译作Histoire et Fabrication de la Porcelaine Chinoise即《景德镇陶录》（笔者注：原汉名）封面上，就印有“儒莲”。封面见图二，笔者另加红框标示。这书的中文原作，即中文版十卷本——《景德镇陶录》，是儒莲于1841年向英国汉学家斯当东（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1781~1859）及伦敦大学学院的行政管理委员会提出要求之后，从当时还未公开外借的马礼逊图书馆（Morrison Library）中借来的。儒莲得法国政府资助，1856年出版了法文翻译本。此书的出版比起他与王韬1870年的见面，早了14年。

图 2

三年后的1859 年，儒莲通过翻译梵文及汉语材料而出版了Les Avadânas; contes et apologues indiens inconnus jusqu'a ce jour, suivis de fables, de poésies et de nouvelles chinoises，即《阿瓦达纳斯譬喻经：迄今未闻诸种印度喻言故事，附中国寓言、诗歌和小说》（笔者译），更在扉页上亲自签上了法语 Stanislas Julien及汉语儒莲的名字。这种法汉双语签名并行的方式，使我们能看到他对汉名的喜爱。而同页上，他还写下“Tout exemplaire non revêtu de ma signature sera réputé contrefait”。（见图三）意思是 “没有我曾亲笔签名的版本都属膺品”。

图 3

熟悉西欧出版史的学者大概已知道，法国自启蒙时代以来到19世纪，一直都是出版及印刷业的“重镇”，地位与德国的古腾堡（Gutenberg）不相上下。直到17 世纪在低地国（low countries）如比利时的安特卫（Antwerp）成为北海最大的商港之后，印刷出版业日益发达，在宗教政治运动的庇护下，成了传播神学与各类资料的出版要塞。安特卫能迅速翻印欧洲出现的任何读物，通过快速廉价的印刷，拖垮了法国及德国的出版市场。而儒莲要在自己作品上签名，就是要保护自己的版权及知识产权，亦要保护资助他出版的法国政府的利益以及整个法国汉学研究的生态，因此他直到在每本正版书上都签上自己名字才出售。有趣的是，他为何同时签法汉两个名字？我们可以想象，在当时欧洲环境中，要以拉丁字母法语Stanislas Julien进行冒签，并不困难，但要仿中国签名写下“儒莲”两个汉字，在19世纪欧洲实在难度极高，一般盗版书商无法做到。汉名“儒莲”对他而言，可以说是为作者加上了双重防伪标签，由此可看出这个中国名字对他的重要性。无论如何，上面申述的几点，已有力地击破了网上流传的那种未经考证，而看来言之凿凿的说法，即儒莲的名称是由王韬而来的臆测。因为，《阿瓦达纳斯譬喻经》一书出现在 1859年，是两人正式会面的11年前。

法国之行对王韬产生极大的影响。他能一睹儒莲的风采，并感受了后者的学识，甚至希望能邀请儒莲合作撰写《元代疆域考》和《元史拾遗》，可惜最后并未成事。法国风土人情，特别是法国的风俗、文教、政治制度，促进他以后编译了大量与法国有关的政论、纪事本末体史书，以至风物志、小说散文等，如《普法战纪》（1873）、《法国志略》（1871）及后来的重订版《重订法国志略》、删订版《法国图说》、《法国奇女子传》等。法国由此成为他知识概念及重要思想的一个主要来源。王韬的这些著作，虽在中国国土内不一定立即风行及产生影响，却在出版后传到了日本，被日本看成是“警世之言”，由此足见王韬的影响力，已共时性地转移到了另一个急需现代化的维新社会。王韬的著作对清廷官员及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要等他后来重新以“西学第一文士”身份获清廷宽恕，于1884年正式迁回上海后才可实现。

上文说过，王韬并不是儒莲第一位接触的中国文人。早于1866年，儒莲就接待了中国派遣到法国的官方使团。1866年初，作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回国休假，行前向清政府建议，带几名成立于1862年的同文馆的学生到英国展开外访，这样既可以促进中西交往的管道形成，更可以试试同文馆学生的能力。主理洋务的恭亲王奕䜣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后，早就希望派出国人到欧洲各国考察，由此便选定了63岁的满人斌椿为首席代表，率团赴欧，考察西方。1866年3月7日，斌椿率三名同文馆的学生及自己的儿子广英，从北京出发，先后游历了法国、英国、荷兰、丹麦、瑞典、芬兰、俄罗斯、德国、比利时等11个国家，历时4个多月，开创了中国官方使团赴欧洲交流的历史。同行的同文馆首批学生，包括英文班的张德彝、凤仪以及法文馆的彦慧，他们的年龄才不过十八、十九岁。在这次游历中，凤仪及彦慧没有留下什么欧行纪录，只有张德彝笔记详尽，刻画入微，为后人留下了中国官员外访的全纪录。张德彝《航海述奇》的一大特色，是记述了不少当时的人文风尚。而且可以说，由于他们三人结伴成群，又懂外语，青春无畏，没有什么心理包袱，因此张德彝《航海述奇》的记录，多了一份报道文学的况味，而没有王韬《漫游随录》在出版及内容信实程度上的复杂性。

张德彝《航海述奇》把拜会儒莲的经过，言简意赅地写出来：

[三月] 二十八日丁亥，微阴。早乘车往文人坊，拜一人姓茹名良者，年约五旬，士人云为法国翰林，彼读华书三十余年，识字之义，未闻字之音。且已翻出许多中国书，如《四书》、《礼记》、《三字经》、《千字文》，《平山冷燕》、《玉娇梨》等书，入内让坐，并不交谈，以笔书之，可通其意。又出其所翻书卷呈阅，尚不支离。所居之地，因四方人多会于此，故名曰文人坊。

从引文可见，张德彝把Julien的名字译为“茹良”。“茹良”这个汉译名字，首见于中国文献，亦是儒莲唯一一次被称为“茹良”的记录。“茹良”也好，“茹莲”也好，都是音译Julien姓氏而且带有不错的联想意义。《航海述奇》在张德彝回国后已经出版，却没有对同代人留下重要的影响，因此此后也没有人再追随张德彝的称法。这可能与他人微言轻、影响力小也有关系，起码对后来出国的王韬而言，既没有参考价值，也没有直接借鉴意义。当然，1866年王韬也正好身在香港，要在香港立即取得官方出版的张德彝的《航海述奇》，也实在不易。张德彝在文中提到大量儒莲的著作，很明显的是张德彝与出使团队于出发前并没有看过这些著作，否则也会依据儒莲自己的称谓而统一对之的称呼了。少年张德彝的青涩眼光，虽然新鲜，但不一定准确，尤其是他是第一次出国，首次接触异国文化。他于1866年拜会儒莲，儒莲当年大概年约69岁，可以说是年近七旬了，然而张德彝却说他大概五旬，与实际年纪出现了20年的差距。年轻的张德彝目测长辈之年龄失误，并不值得讶异，再加上他是第一次接触西方人，要跨种族辨别异国人年纪，这不免先天不足，印象模糊。我们指出他的观察有瑕疵，目的并不在于要批评张德彝，而是要借此与王韬的形象工程对比。

儒莲于1873年去世，王韬以传记体体裁著《法国儒莲传》，记述了儒莲的生平事迹。全文6段，首一两段述及儒莲生卒资料及个人背景。王韬默默道来，如儒莲原籍犹太，“少即嗜学，于各国语言文字，深所笃好”。并指出儒莲曾被聘为法京藏书楼副监督、法国翰林院掌院学士，即今天所言皇家图书馆副馆长以及讲座教授等的经历。王韬然后胪列出儒莲曾翻译的著作，包括《孟子》《灰阑记》《赵氏孤儿》等，也提到其离世前醉心研究宗教，并翻译了佛经文献《大慈恩寺三藏大法师传》。王韬所言乃是儒莲的基本资料及学术贡献，因此，相比之下，王韬对儒莲的评价才是值得我们仔细讨论的地方。王韬在说明儒莲的学术工作后，都会尝试作一些简单的评语，譬如评价《灰阑记》《赵氏孤儿记》《白蛇精记》等的译作，“抉剔入微，明畅通达，人见之一览即解”，“精深详博，殆罕比伦”，“擘绩条分，骎骎乎登大雅之堂述作之林矣” 。我们不要忘记，王韬少有对于汉学家做过这样高度的评价，他初入墨海书院的时候，就曾痛讥西人译书水平不济，“即使仲尼复生，亦不能加以笔削”。固然，他当时针对的是传教士英译中的中文造诣，而儒莲所做的却是把中国古籍译成法语。然而，这才是我们要斟酌之处：王韬哪有能力对之做客观的判断呢？到底儒莲的译作如何明畅通达，读者如何一览即解，他都没有说明。王韬虽然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完成多部法国研究的著作，包括《普法战纪》及《重订法国志略》。然而我们知道他上述有关法国的研究，都是在张芝轩及陈霭廷的帮助下完成的。亦即是说，他虽然有游法的亲身经历，绝不是闭门造车的学者，但他对儒莲如何翻译中国典籍成为法文，法文译本如何古雅流畅等，实在无法中肯评判。

再来看王韬对儒莲的其他评语。为了表示自己熟悉儒莲，王韬甚至在文中活灵活现地展现了儒莲的形象以及他的个人事迹。譬如儒莲的外貌，他就说：“躯干肥硕，精力充沛，自少至老，无一日释书不观。虽年逾古稀，而丰神矍铄，步履如恒人”。从儒莲留下来的众多图片中，特别是法兰西学院所藏的几幅照片中，我们尚可说王韬“躯干肥硕”之言还算中肯。而儒莲视女子为掌上明珠，这些可算是个人轶事，儒莲女儿仅十六岁即香消玉殒，由此也可表露出儒莲的慈父形象。然而，在王韬的眼中，儒莲更能称得上一代硕儒，其中包括他的乐于扶掖后进，不自我尊大，对莘莘学子亲炙多勉：

先生既造就人材，乐育后进，为国家储才待用，而又谦德自持，虚怀能受，人有一材一技之长者，必为揄扬恐后，誉之弗容口，爱贤下士，有可知已。

当然，这种说法，恐怕只是王韬一厢情愿的主观意愿。而其真正的目的，则是通过大肆夸赞儒莲来表明自己与西方硕学鸿儒的情谊之深，婉转地往自己面上贴金。安必诺(Angel Pino)通过对浩繁的原始文献，特别是《儒莲与东方语言学校》及收于《东方语言辞典》(Dictionnaire des Orientalistes)的“儒莲”词条的整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儒莲的另类形象，描绘了儒莲在其法兰西学院事业如日方中的生涯中，是如何的一位招风惹雨、不断受人非议的人物。他的学术水平虽令人敬仰，他的成就与学术地位在法国汉学界也是不可动摇。但是，近百年来对儒莲的批评也时而有之。法国汉学家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就用了非常辛辣的言辞批评他，指责他面目可憎、善妒、小气、易怒、心胸狭窄。儒莲虽然极为勤勉，并获得了惊人的成就，然而却专横霸道，竟至于在学术争鸣活动上，有的学者往往会碍于儒莲的气度，与儒莲辩论时都不敢用真名，因为每当学者指出儒莲的谬误后，在他有仇必报的性格下，他日儒莲必找机会把对手置于“死地”。学界甚至称他为“学术恐怖分子” (le terrorisme intellectual)。儒莲有极强的垄断心态，在选定继任人的时候，用人唯亲，硬要把自己的学生置于最高学术位置之内。他能提拔自己门人，固然不一定尽是坏事。然而，不服从他的学生，就永无出头之日了，这就不光是朋党论的问题，而是妨碍了正常的学术开展。曾编纂过鸿篇巨制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编目大全”（Bibliotheca sinica; 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à l'Empire chinois）的考狄(Henri Cordier , 1849~1925)，也曾指出，儒莲有时因个人原因，会“清算”自己的学生，因此无论如何算不上一位仁者，更不能将之归入硕学鸿儒之类，因其没有君子应有的胸襟。受他提携的汉学家，特别是他的得意门生，如德理文(Marquis d'Hervey de Saint-Denys，1823~1892)及罗锡(Léon de Rosny，1837~1914)，虽然曾为老师辩解，但由于儒莲生前与学界多人积怨甚深，对他负面的批评可谓众口一声，在法国汉学界人所共知，难以推翻。固然，学术成就与人格不一定成正比关系，即使他恃才骄物，睥睨众生，是一位十足的象牙塔型学者，但也无法降低他的学术名声，其实这亦无损后人对他高深学问的景仰。

在上文中，我们首先否定了王韬为儒莲起汉名的说法。虽然从现有资料看，我们没法考据出儒莲汉语名字的起因。然而，中国学界对儒莲的形象认知，却长期以来受到王韬的影响，以至于造成虚实难辨的情况，由上可知，其实王韬与儒莲的交情并不深，对他的认识也极其表面，然而因为他所采用的对儒莲的形象建构策略，凭借其一贯善于想象及自夸的作风，进而在传记体中贯注了富于文人式歌颂逝者美德的写作格式，给人们提供了另一个儒莲的形象。当然，就中文名的释义来看，王韬也受到中国人起名习惯的影响，对儒莲有着姓名上的人如其名的人格期待——“儒莲”的“儒”等于硕学鸿儒，“莲”代表了君子德行如莲花高贵脱俗等。法国汉学家儒莲，到底是不是真的会以此自诩，自况具有出污泥不染、傲然不群的情操，并明白中国人的习性而刻意将“茹莲”改为“儒莲”，及希望以名会友（以汉名会中国友人）呢？这些，我们暂时无法厘清，只能期待将来有更多新证据出现并做进一步的讨论。

因篇幅问题，此处注释省略。

编者注：本文转载自《汉风》辑刊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