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史华罗（Paolo Santangelo），出生于1943年，1966年获罗马大学博士学位。意大利汉学家，意大利罗马大学东方学院东亚史教授，《明清研究》杂志创办人及主编，“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群体想象及情感表达国际科研项目”负责人，意大利汉学学会、欧洲汉学学会理事。长期致力于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明清史的研究，其研究领域从早年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逐步转入明清文学史领域，着眼从“情感”变化研究入手，探究更为深层的核心“文化”意识，并力求论证明清时期中国社会意识的变化及其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意义。共出版学术专著近60部，发表各类学术文章120余篇。主要代表作有《生态主义与道德主义：明清文学中的自然观》《明清文学作品中的情感、心境词语研究》《孔子与儒家学派》《中国思想通史》等。

史华罗教授在意大利出版的《宇宙与社会之间的人：新儒家与千年中国史》（L' uomo fra cosmo e società. Il neoconfucianesimo e un millennio di storia cinese” Milan: Mimesis, 2016）是一本值得关注的著作，这也是意大利学者第一次详尽论述新儒家在中国千年历史中发展的一部专著。该著指出新儒家（宋明理学）的起源不仅融合了佛教和道教的元素，而且还呈现了一种实践的品格，这可以从周敦颐、王安石到朱熹等的表述中见出。新儒家的成就不局限于思想，而是也同时包含了其在政治和道德改革、教育组织、公益活动、宗族和学术的交流等方面的多种的努力。正因如此，我们也可将新儒家置入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千年变革的历程中来加以理解：它始于宋代，历经了蒙古的统治，明朝的发轫，晚明时期的经济改革，满清的兴起和外国势力的压迫。与所有存在于复杂社会中的庞大意识形态系统一样，新儒家将其所倡导的观点、概念、信仰和象征传达给了形形色色的人群。它是一种维护皇权的功能性意识形态呢，还是一门修身养性的学说？事实上，新儒家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性维度，与自我完善的焦虑是并行共存的两种灵魂：它既是智力自治和道德约定的原则，也被赋予了强大的政治精神和深刻的信仰。新儒家的特点表明，它将自我的成就理解为与社会进程密不可分的一种道德进步，并且试图将之与宇宙的统一联系在一起。

与之同时，该著在研究过程中还强调了儒家思想的两面性：其一，一方面，几乎所有的儒家学者都会或多或少地主张教育的意义，从而体现出为官方和考试系统支持相一致的正统倾向；然而在另一方面，新儒家的表述中还呈现出不同寻常的多元思想和对立观点，并且在其内部存在着一些重大的争议，这些争议关及诸如命运、果报、人性、启蒙、“天”的作用和对情感欲望的评价等理论性问题，也涉及地方精英在公共事务管理中所扮演的角色、当局权力的局限、个人领域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对峙、对自我意愿的重视、与外国人的关系、国家经济干预和国家改革等实践性等问题。这些论争的激烈程度，不亚于欧洲围绕自由意志或罪恶与激情的争议。其二，虽然中国思想家的主要注意力会聚焦于和谐与社会组织，但他们也在努力阐释独立个人的意义，于晚明到清代尤有进境，比如对“情”的崇拜，尤其是心学中的泰州学派关于原则（“理”principle）与身心能量（理-气）和激情（理-情）的争辩，以及对人类思想道德和价值相对主义的讨论，都体现出了新的思想面貌，对意识形态系统的怀疑及对社会现代化的全新尝试。

在作者看来，和欧洲不同，中国的近世以来的市场化进程并未让商人阶级和帝国政府在政治上针锋相对，反而削弱了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新兴城市社会的特点是印刷文本的广泛流通和读者数量的日益增长，以至于其文化已不再表现为一种精英独霸的格局。在兼收并蓄的开放之中，社会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士绅和商人，男性和女性，道德和休闲，公共责任和私人生活之间的传统边界。阳明学派的发展，挑战了朱熹秩序的正统性，也改造了“良知”的概念，在新的价值阶梯上开辟了多种自我完善的新途径。一些思想家受到阳明学派批评新儒家正统性的影响，倾向于从行为规则和惯例中解放个性，拒绝“理”与“欲”对立的意识形态解释。李贽的思想代表了有关个体和社会关系解释的变化。他的反道德主义所谴责的并非儒家伦理或佛教教义本身，而仅仅是它们对人之本性的一无所知。在这些思想引导下，个人认同不再与 “道德自我”息息相关，取而代之的是逸出意识形态樊篱的自然自我：“趋利避害，人人同心”；“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李贽首先认定“道”是人类的日常需求，从而否定将道德体系凌驾于人以及人的需求和欲望之上。人永远不应为某种观念的名义而牺牲自我。每个人都可以自主自治（以人治人，以人本自治），而不再囿于权威的禁令（“人能自治，不待禁而止之也”）。“道”（即真理和道德体系）是一种途径，它并非绝无仅有，而是不止一途（“夫道者，路也，不止一途”）。这一趋势并未随清朝的开始而告终，从宝玉的痴情直到戴震的“实证”方法之中都可以见出。大体而言，这种态度并不属于对政治秩序进行反抗的意识表达，而是一种对存在于更深刻的自我中的个人道德-审美意识的追求。我们可以在文学作品和哲学反思中找到一些同时并存的元素，它们有助于理解这一时期文人的反应。在一些知识圈子里的这些人，由于对正统道德体系表示出不满，因此便希望寻求一种新的语言来表达自我，将愚狂与智慧反讽地等量齐观，采用新的视角来强调自我的地位，我们可以将这些看做是通往新价值、新美学的不同途径，其目的则是尝试缔造出一种新的感受性（sensitivity），从而有别于以金钱和官僚权力为目标的新精英阶层们的索求。

当然，该著也未忽视学者们在过去几十年间围绕许多问题所展开的各种辩论，这些问题关乎中国思想的特质，并涉及耻感-罪感社会（the shame-guilt oriented society）、道德自律和责任概念、新儒家的实践性等问题，也涉及到诸如中国现代性概念的发生，以及多元化现代性理论的内涵等。

（杨风岸 译）

编者注：本文转载自《汉风》辑刊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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