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东方学会图书馆成立于1842年，最早在北美地区开展了规模性的汉学图书收藏。至1905年4月，该馆已经藏有汉学图书737种。就藏书时间及数量看，该馆汉学图书的入藏整体缓慢，但个别年份有爆发式增长，未受美国内战影响，却与中美《望厦条约》直接相关；就藏书来源看，厦门和宁波极为突出，其余地点相对分散，来自中国的藏书远超欧洲，宗教组织及个人、汉学机构及汉学家是重要的捐赠体；就图书内容看，涉及宗教事务、汉语学习、中外关系的藏书较为突出，世界汉学期刊和汉学目录学著作的收录较为全面，汉文书籍占有一定比重。该馆的藏书目录开创了美国的汉学目录学，见证了19世纪美国本土汉学目录学的初步繁荣。

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于1842年在波士顿成立，是美国历史上的第四个专业学术团体。该学会的宗旨是“培育对亚洲、非洲和波利尼西亚语言的研究”，注重以文献学和考古学的方法研究东方文明。美国东方学会在美国的中国研究学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美国汉学的发源地，是美国中国学的孕育者，也是美国汉学的常青藤。建立并运行图书馆是美国东方学会的初衷之一，相关内容可见于1843年4月7日颁布的学会章程第二条第三款。美国东方学会图书馆原建于波士顿，1855年迁至纽黑文，现坐落于耶鲁大学斯特林纪念图书馆（Sterling Memorial Library）内，已发展成一座高度专业化的东方学图书馆。除收藏东方学研究的西文书籍以外，也广泛收藏阿拉伯文、波斯文、土耳其文、亚述文、巴比伦文、苏美尔文、古代印度文、巴利文、汉文、日文及亚美尼亚文的文献及手稿。美国东方学会图书馆自成立之始即接受汉学图书的捐赠，《美国东方学会会刊》（566，简称JAOS）第一卷第三期即刊出“图书馆的受赠图书”（Donations to the Library）一文，此后也持续关注图书的入藏情况，并且列出具体的书目和来源。截至1905年4月，该馆已藏有汉学图书737种。这是北美地区最早的规模性汉学藏书，其目录也开创了美国的汉学目录学。

根据美国东方学会成立时的决议，图书馆员需要在学会的半年会及年会上作出专门报告，《美国东方学会会刊》也刊载图书馆的详细入藏，从时间上完整记录了该馆的图书增长。根据《美国东方学会会刊》的不定期刊载，笔者统计早期汉学图书的入藏数量如表1所示：

浏览上述数字，可以看出该学会的早期汉学藏书在时间及数量增长上的几个特点：

第一，除去少数特殊年份以外，从整体上讲美国东方学会图书馆的藏书增长极为缓慢。最为典型的，从美国东方学会成立的1842年8月至第三次统计的1851年2月，8年半内该馆汉学藏书总量仅为46种，年均入藏5.4种；而到了本文统计的末期，即从1896年4月至1905年4月，9年内该馆增加汉学藏书22种，年均入藏量不增反降，仅为2.4种。由此看来，美国东方学会图书馆早期汉学书目的缓慢入藏是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常态，并且图书的入藏并不符合一般性设想，即增长率随着时间的后移、中美接触的增加而有所提高。这一统计揭示出1905年以前的汉学在美国东方学会的学术谱系内位居偏流，整体的美国汉学也处于萌芽之后的缓慢发展状态。

第二个特点，个别年份的图书入藏有爆发式增长，如1851年3月至1852年4月、1860年5月至1861年5月，这两年的入藏量分别达到了95种和158种。查其史实，乃是美国外交官及商人俾列利查士威林（Charles W. Bradley, 1807—1865）从厦门及宁波向美国东方学会图书馆批量赠书之故。笔者已有专文研究，此处不再赘述。这种爆发式增长凸显出该馆的早期汉学图书入藏虽然有多种渠道，但却过于依赖个体捐赠；而个体捐赠在时间和数量上又有极大偶然性。 

第三个特点，美国东方学会图书馆早期汉学图书的入藏并未受到美国内战的影响。南北战争爆发于1861年4月12日，在1865年4月9日停战，将东部各州全数卷入；而《美国东方学会会刊》第7、8两卷统计入藏书目的时间为1861年5月至1865年5月，两个时间段大致重合。该馆此期入藏的汉学书目有87种，年均入藏近22种，反而远高于其他时段。

第四个特点，美国东方学会图书馆早期汉学图书的大批入藏与中美《望厦条约》有直接关系。1844年的《望厦条约》是中美之间的第一份外交协定，它在中英《南京条约》的基础上，在西方列强条约中首次增加了“准（合众国官民）采买中国各项书籍”的表述。这一条款无疑对美国汉学书目的入藏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俾列利查士威林的赠书就是明证：他1849—1853年任驻厦门领事，捐出各类图书95种，其中有汉学书目79种；1857—1860年任驻宁波领事，捐出各类书籍608种，其中有汉学书籍159种；1861—1863年任汉口海关助理，捐出各类图书39种，其中有汉学书目27种。一位美国驻华外交官员能够如此大规模地从中国采购书籍并向美国邮寄，应该说是受到了《望厦条约》的直接保护。

美国东方学会图书馆的早期汉学藏书多来自个人捐赠以及与其他学术组织的交换，另有少量来自购买，其中个人捐赠是最主要的藏书来源。

从1842年成立到1847年的第一次统计，美国东方学会图书馆最早收到的汉学图书共23种，其中20种来自个人捐赠，详见表2：

在首次统计的藏书中，另有3种来自组织交换：

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捐赠1833—1834年的《会报》（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巴黎亚洲学会捐赠1844年的《报告》（Rapport fait à la Societé Asiatique）；美国公理会海外传道部（ABCFM）捐赠1846年的《第37次年度报告》（Thirty-Seventh Annual Report）。

首次统计已能看出美国东方学会图书馆藏书来源相对集中的端倪。本文综合统计1842—1905年的所有汉学藏书，发现该馆早期汉学藏书的来源最终呈以下特征：

第一，大捐赠量的来源极少，小捐赠量的捐赠者很多。纵观本文所关注的1842—1905年，捐赠量最大的，无疑是捐出340种的俾列利查士威林，其捐赠量几乎占据此期美国东方学会图书馆汉学藏书的半壁江山。其余捐赠来源，则极为分散且捐书数量较小，例如捐出39种汉学图书的美国公理会海外传道部、捐出35种的美国长老会海外传道部宁波差会（Ningpo Mission of the Presbyterian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捐出20种的驻宁波传教士玛高温（D. J. MacGowan, 1814—1893）、捐出15种的驻广州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 Williams, 1812—1884），都算得上是捐赠数量较大的组织和个人；其余的绝大多数捐赠机构和个人，如大英博物馆、牛津大学出版社和香港总督包令（John Bowring, 1792—1872）、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等，只捐出两三种。这种藏书来源的极不均衡，至少说明两个问题：首先，自1814年汉学讲席设立到19世纪末，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专业汉学已经获得全面且快速的发展，汉学成果一派繁荣；而美国东方学会图书馆早期汉学藏书的最主要来源是中国而不是欧洲12，说明美国东方学会及美国的汉学研究仍大致处于研究材料的积累阶段，水准远不及已经进入学术研究轨道的欧洲专业汉学；其次，美国东方学会图书馆藏书的来源地极为分散，中国、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俄国、印度、日本等都有个人和机构向该馆零散赠书，这倒是从侧面说明美国东方学会及美国汉学正逐渐获得世界性关注，美国汉学在20世纪会成为世界汉学的一支重要力量。

第二，美国东方学会图书馆早期汉学藏书的捐赠者名单中，更多是宗教组织及个人。比较典型的宗教组织，除前述的美国长老会海外传道部宁波差会以外，还有美国长老会海外传道部（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美国教会香港差会（Hong Kong Mission of the American Board）、美国浸礼会（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Union）等机构。就个人方面，大批来华传教士也从中国向该馆赠书，如驻宁波的麦嘉缔（Divie B. McCartee, 1820—1900）、蓝亨利（Henry N. Rankin, 1825—1863）、那尔敦（M. J. Knowlton, 1825—1874）等人，驻上海的姜别利（William Gamble, 1830—1886）、施约瑟（S. I. J. Schereschewsky, 1831—1906）、丁韪良（W. A. P. Martin, 1827—1916）13等人，驻广州的哈巴安德（Andrew P. Happer, 1818—1894），驻福州的怀德（M. C. White, 1819—1900）、贝勒（E. Bretschneider, 1833—1901），驻北京的白汉理（Henry Blodgett, 1825—1903），驻杭州的格林（D. D. Green, 1828—1872）等。美国东方学会图书馆得到宗教组织及个人如此众多的扶持，其原因可追溯到美国东方学会成立的最初时刻。该学会的主要创始人多为“牧师、神学家和传教士”，有学者曾称其具备“美国公理会的架构”。另外，早在1843年4月7日举行的美国东方学会第一届年会上，首任会长皮克林（John Pickering, 1777—1846）就直接说到：“掌握那些异教徒语言和文化的美国传教士……他们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对东方民族语言和文化的了解，为人类历史和人种学的建立提供了最有价值的补充材料”。由此可见该学会的东方学研究从最初即对传教士有所依赖，他们顺理成章地成为汉学图书的一个重要来源渠道。

第三，专业汉学组织和汉学家贡献颇多。在专业汉学组织方面，除前述的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巴黎亚洲学会以外，还有皇家亚洲学会北中国支会（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法国东方学会（Societé Orientale de France）、德国东方学会（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北京东方学会（Peking Oriental Society）、巴黎印中学会（Indo-Chinese Society）、圣彼得科学院（St. Petersburg Imperial Academy of Sciences）和法国远东学校（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等。这一特征正好呼应了19世纪专业汉学研究机构在全世界兴起的热潮。以1824年获准成立的英国皇家亚洲学会（1784年初创于加尔各答）为例，该学会自成立后就不断在东亚及东南亚开办分支机构：马德拉斯（1812）、孟买（1838）、斯里兰卡（1845）、香港（1845）、上海（1857）、日本（1875）、马来西亚（1877）、朝鲜（1900）和班加罗尔（1909），并且向美国东方学会赠书。另外一方面，美国东方学会的早期藏书也离不开世界各地汉学家们的支持，例如儒莲（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索尔兹伯里（Edward E. Salisbury, 1814—1901）、里金斯（John Liggins, 1829—1912）、维白耳（Albrecht Weber, 1825—1901）、罗尼（Léon de Rosny, 1837—1914）、佛库（P. E. Foucaux, 1811—1894）、卫斐列（Frederick W. Williams, 1857—1928）等。仅在来自耶鲁大学的捐赠名单里，我们就发现了索尔兹伯里、卫三畏14及卫斐列等教授的名字，并且他们均曾担任美国东方学会的会长、副会长、司库等职。

美国东方学会图书馆的早期汉学藏书较之后期相对凌乱，涉及的内容与主题也颇为琐碎。经汇总统计，该馆早期藏书数量较多的主题包括如下几个：

（一）宗教事务

鉴于早期美国东方学会与宗教组织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不难理解该学会图书馆藏书的的一大特色就是关注包括基督教在华传教在内的中国宗教事务。据笔者统计，美国东方学会图书馆的这类藏书共计83种。

涉及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图书非常多，最大的亮点在于圣经翻译中的名词及概念争议，如美国公理会海外传道部捐赠的1849年《“神”的真正含义》（On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Word Shin）、1850年《论“Elohim”及“Theos”的汉译》（Some Thoughts on the Proper Term to be Employed to Translate Elohim and Theos into Chinese）及《再论“Elohim”及“ƟEO∑”的汉译》（Defense of an Essay on the Proper Rendering of the Words Elohim and ƟEO∑ into the Chinese Language）、1852年理雅各为反对文惠廉（Wm. J. Boone, 1811—1864）观点所作的《中国人关于神与灵的观念：“Elohim”和“Theos”汉语译名之争》（The Notions of the Chinese concerning God and Spirits: with an Examination of the Defense of an Essay on the Proper Rendering of the Words Elohim and Theos, into the Chinese Language）、1855年马兰（S. C. Malan, 1812—1894）《中国的造物主是神还是上帝？“Elohim”和“Theos”的语源和汉语译名》（Who is God in China, Shin or Shang-te? Remarks on the Etymology of Elohīm and of Theos, and on the Rendering of Those Terms into Chinese）、1861年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编辑部捐赠的《“God”汉译》（On the Word to be Employed in Chinese for Expressing the Christian Idea of God）、1865年麦嘉缔的《有关“God”汉译的几点看法》（A Few Thoughts on the Question, What Term Can be Christianized for God in Chinese）。俾列利查士威林也有几种赠书关注圣经翻译，如1847年《中国的神学，兼论汉语表达神性的词汇》（A Dissertation on the Theology of the Chinese）、1848年《论“Elohim”及“ƟƐoç”的汉译》（An Essay on the Proper Rendering of the Words Elohim and ƟƐoç into Chinese Language）、1850年《论God的汉译》（Letters on the Rendering of the Name God in the Chinese Language）等。另外，1860年5月至1861年5月，该馆还集中收到过不同作者论“God”汉译的8本未具名著作。

除去基督教神学以外，美国东方学会图书馆也有部分早期藏书关注中国的其他宗教，按年份排列如下：索尔兹伯里捐赠的1846年《从高亚到中国的佛教》（Ueber den Buddhaismus in Hoch-Asien und in China）、1853年南京出版的《伊斯兰年历》（Sheet-Almanac for the Mohammedans of China）、1855年艾约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在上海出版的《中国佛教纪略》（Notices of Chinese Buddhism）、1857年缪勒（Max Müller, 1823—1900）的《佛教与佛教巡礼》（Buddhism and Buddhist Pilgrims）、耶鲁大学教授惠特尼（William D. Whitney, 1827—1894）捐赠的1875年《孟子生平及作品》（Mencius. The Life and Works of Mencius）、1879年倭妥玛（Thomas W. Watters, 1840—1901）的《文庙碑匾指南》（A Guide to the Tablets in a Temple of Confucius）、柔克义（W. W. Rockhill, 1854—1914）在1884年根据藏文翻译的《波罗提木叉戒经》（Prâtimoksha Sûtra）、理雅各1886年翻译的法显《佛国记》（A Record of Buddhist Kingdoms）及1891年的《道家文本》（Texts of Tâoism）、1892年白汉理的《〈书经〉中的祖先崇拜》（Ancestral Worship in the Shu King），比利时鲁汶大学教授哈雷兹（Ch. De Harlez, 1832—1899）也曾捐赠1893年《神仙书》（Le Livre des Esprits et des Immortels）、1894年《近代中国的宗教与帝国礼仪：根据礼仪和官文》（La Religion et les Cérémonies Imperials de la Chine Modern d’après le Ceremonial et les Décrets Officiels）、1897—1898年《易经注疏译本及满文本》（Le Yi-King Traduit d’après les Interprȇtes Chinois avec la Version Mandchoue）等。

（二）语言学习

一般来说，对汉语的学习和研究是汉学发展的第一步。美国东方学会图书馆早期入藏的有关中国语言的图书共计62种，以汉外字典居多，其他的也多为汉语学习材料，真正意义上对汉语进行研究的书目尚未成为主流。

典型的汉语学习书目，包括George W. Pratt（？—？）捐赠的1789—1790年《满法字典》（Dictionnaire Tartare-Mantchou-Français d’s après un Dictionnaire Mantchou-Chinois）、未具名人士捐赠的1823年《英华书院英语语法》（A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for the Use 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1840年麦都思翻译的《华武浪语词典》（Dictionary of the Favorlang Dialect of the Formosa Language）、1841年《英语、马来语和汉语词汇》（A Lexilogus of the English, Malay and Chinese Languages）、法国汉学家儒莲捐赠的1842年《汉语词汇、句法及语篇分析的实用练习》（Exercises Pratiques d’Analyse de Syntaxe et de Lexigraphie Chinoise）、玛高温捐赠的1843年罗伯聃（R. Thom, 1807—1846）著《英华通用杂话》（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高德（Josiah Goddard, 1813—1854）捐赠的1847年《汉英潮州方言词汇》（A 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in the Tie Chiu Dialect）、俾列利查士威林捐赠的传教士养为霖（William Young, 1816—1886）所编《厦门方言教程》（Lessons in the Amoy Colloquial Dialect）、麦都思的《福建方言语汇》（A Vocabulary of the Hok-këen Dialect）及哪呢（S. W. Bonney, 1815—1864）的1853年15的英汉对照版《粤语词汇》（Phrases in the Canton Colloquial Dialect），另外还有1882年佛兰根（J. J. C. Fraucken, ?—1863）和赫莱斯（C. F. MI. De Grijs, 1832—1902）在巴达维亚出版的《厦荷大辞典》（Chineesch-Hollandsch Woordenboek van het Emoi Dialekt）、1888年夏德（F. Hirth, 1845—1927）在上海出版的《文件小字典》（Vocabulary of the Text Book of Documentary Chinese）、《文件字句入门》（Notes on the Chinese Documentary Style）以及1889—1891年间的《荷华文语类参》（ Nederlandsch-Chineesch Woordenboek）等。

学习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书目也有一小部分，例如该馆收藏的1865年传教士吉斯克（H. A. Jaeschke, 1817—1883）的《简明藏语语法》（A Short Practical Grammar of the Tibetan Language）、1878年普意尼（Carlo Puini,1839—1924）编写的《蒙古语法要素》（Elementi della Grammatical Mongolica）、1881年吉斯克编写的《藏英双向词典》（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to which is Added an English-Tibetan Vocabulary）和1902年印度政府捐赠的《藏英字典，附梵文同义词》（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with Sanskrit Synonyms）等。

（三）期刊杂志

美国东方学会立足学术，其图书馆与世界其他学术组织开展了广泛且稳定的期刊交流。在该馆所藏的19世纪期刊杂志中，经常刊载汉学研究文献的有40余种，可以说覆盖较为全面。

入藏较早的，包括《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报》《巴黎亚洲学会报告》《美国公理会海外传道部年报》（Annual Report）、美国长老会海外传道部的《年度报告》（Annual Report）、美国文理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的《备忘录》（Memoirs）及《会纪》（Proceedings）、美国人类学学会（American Ethnology Society）的《会刊》（Transactions）、《印度群岛与东亚学报》（Journal of the Indian Archipelago and Eastern Asia）、美国考古学会（American Antiquarian Society）的《会纪》（Proceedings）、孟加拉亚洲学会（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的《会刊》（Journal）、皇家亚洲学会孟买支会（Bombay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的《会刊》（Journal）等。

入藏较晚的，包括来自美国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的《报告》（Report）、美国哲学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的《会纪》（Proceedings）及《会刊》（Transactions）、德国东方学会《会刊》（Zeitschrift）、日本亚洲学会（Asiatic Society of Japan）的《会刊》（Transactions）、意大利东方学会（Società Asiatica Italiana）的《会刊》（Giornale）、皇家亚洲学会锡兰支会（Ceylo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的《会刊》（Journal）、法国远东学校从河内捐赠的《校刊》（Bulletin）、巴黎人类学学会（Société d’Ethnographie）捐赠的《中日委员会备忘录》（Mémoires du Comité Sinico-Japonais）、菲尔德哥伦比亚博物馆（Field Columbian Museum）的《文集》（Publications）、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的《年报》（Annales）、首尔的《朝鲜丛报》（Korean Repository）、圣彼得科学院捐赠的《院刊》（Bulletin）、国际东方学家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的《会刊》（Transactions）等。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该馆也收藏了部分来自中国的期刊杂志，如北京东方学会的《会刊》（Journal）、皇家亚洲学会北中国支会的《会刊》（Journal）、《京报》（Peking Gazette）、《香港政府宪报》（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广州的《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上海的《上海年鉴》（Shanghai Almanac and Miscellany）、宁波的《中外新报》（Chinese and Foreign Gazette）等。

（四）西方汉学目录学著作

在美国东方学会图书馆的早期汉学藏书里，我们也发现了世界各国的目录学著作近30种。这些目录学著作有几个特征：一是入藏时间分散，但总体保持了连续性；二是从教会图书馆到国家科学院再到国家图书馆，藏书来源具有一定权威性；三是关注的对象不同，有的关注西方汉学著作，有的关注馆藏汉籍。该馆所藏主要的西方汉学目录学著作包括：

William Jenks牧师捐赠的1833年《雷慕沙著作总目》（Catalogue des Livres, Imprimés et Manuscrits, de feu M. J. P. Abel-Rémusat）、索尔兹伯里捐赠的1846年《东方丛书》（Bibliotheca Orientalis）、巴黎吉美博物馆捐赠的1883年《吉美博物馆藏品目录：印度、中国、日本》（Catalogue du Musée Guimet: Inde, Chine et Japon）、莱顿大学捐赠的1883年《莱顿大学图书馆藏汉籍目录》（Catalogue des Livres Chinois dans la Bibliothèque de l’Université）及《补录》（Supplément）、1883年南条文雄（Bunyiu Nanjio, 1849—1927）在牛津大学出版的《大明三藏圣教目录》（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Buddhist Tripitaka）、意大利政府捐赠的1897年《意大利图书馆所藏东方法典目录》（Cataloghi dei Codici Oriental di Alcune Biblioteche d’Italia）、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捐赠的1899年《罗克哈特图书馆及伦敦会总图书馆藏书目录》（Catalogue of Books Contained in the Lockhart Library and in the General Libra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巴黎现代东方语言学校（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捐赠的1901年《十七及十八世纪欧洲人在中国出版的书籍目录》（Bibliographie des Ouvrages Publiés en Chine par les Européens au 17e et au 18e Siècle）17、大英博物馆捐赠的1903年《大英博物馆藏汉文书籍及手稿目录补录》（Supplementary Catalogue of Chinese Books and Manuscripts in the British Museum）、巴达维亚文理学会（Batavian Society of Arts and Aciences）捐赠的1904年《中国、日本、朝鲜及安南硬币及图符目录》（Catalogus der Munten en Amuletten van China, Japan, Corea en Annam Behoerende tot de Numismatische Verzameling）以及圣彼得科学院捐赠的1904年《佛教目录》（Bibiotheca Buddhica）。

（五）边疆与中外关系 

这类图书共计116种，主题差异较为明显，可细分为如下几类：

第一类是有关官方外交的文献，例如1839年广东出版的《鸦片贸易危机：中国政府的系列压制措施》（Crisis in the Opium Traffic: being an Account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Suppress that Trade）、叔未士（J. Lewis Shuck, 1812—1863）翻译并捐赠的1840年《中国政府文件汇编》（Port-Folio Chinensis, or a Collection of Authentic State Papers）、1902年美国国务院捐赠的《美国对外关系文集，附中国事务》（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ffairs in China）等。

第二类关于西方人的在华经历，例如John Meares（1756—1809）的1790年《1788—1789年间从中国到美国西北海岸的航海记》（Voyages Made in the Years 1788 and 1789 from China to the Northwest Coast of America）、伊礼士（Henry Ellis, 1777—1855）的1817年《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Journal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Late Embassy to China）、奈伊（Gideon Nye, 1812—1888）的1874年《鸦片与北征》（The Opium Question and the Northern Campaigns）等。与西方人在华经历相对的，是中国人在西方的经历。这方面书籍在美国东方学会图书馆的早期藏书中十分罕见，仅有1885年文宁（Edward P. Vining, 1847—1920）的考证著作《湮没无闻的哥伦布：慧深与一群阿富汗僧侣于公元五世纪发现美洲的证据》（An Inglorious Columbus Or, Evidence That Hwui Shan and a Party of Buddhist Monks from Afghanistan Discovered America in the Fifth Century AD），以及美国驻厦门领事馆通译Liu King-Chin18的《1847—1848年游历美国行纪》（Travels in the U.S. of America, in the Years 1847—1848）。

第三类是中外关系研究的学术著作，例如俾列利查士威林复印自《伦敦古典研究》（London Classical Journal）的《哈盖尔论中国钱币史，及中国与希腊的交流》（Hager on the Numismatic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and Their Intercourse with the Greeks）、儒莲捐赠的1841年《对中印关系的评论》（Examen Critique de quelques Pages de Chinois relatives a l’Inde）、美国哲学学会捐赠的1885年《大秦国全录》（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19等。

第四类主要关于中国的边疆史地。典型文献有史密森尼学会捐赠的《1891—1892年蒙古和西藏之旅日记》（Diary of A Journey through Mongolia and Tibet in 1891 and 1892）、圣彼得科学院捐赠的1894—1899年四卷本《蒙古突厥语碑铭》（Die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和1892—1899年《额尔浑探险记及蒙古古物图录》（Arbeiten der Orkhon-Expedition. Atlas der Alterthümer der Mongolei），以及印度政府捐赠的1901年《中国新疆地区考古和地形探测之旅初步报告》（Preliminary Report on A Journey of Archaeological and Topographical Exploration in Chinese Turkestan）等。

另外，有关琉球的早期藏书可以单独列出：1851年3月至1852年4月，美国东方学会图书馆收到第一位到达琉球的新教传教士伯德令（Bernard J. Bettelheim, 1811—1870）寄送的书信；1852年5月至1853年3月，伯德令又寄送了由他亲自翻译成琉球文的《路加福音》手稿，分标注及未标注罗马读音的两个版本，以及1850年在广东出版的一份他本人的三年传教工作报告；驻宁波传教士玛高温也曾捐赠1851—1852年的《第七次琉球传教报告》（The Seventh Report of the Loochoo Mission Society）；1860年5月至1861年5月，该馆又收到有关琉球的另3种文献：1818年伦敦出版的H. J. Clifford（1789—1855）的《朝鲜西部沿岸及大琉球岛航海探险记》（Account of a Voyage of Discovery to the West Coast of Corea, and the Great Loo-choo Island）、1852年伯德令寄给驻广州医学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 1804—1888）的书信，以及1854年香港出版的伯德令《路加福音》琉球—日文（Loo-chooan Japanese）译本。

（六）汉文书籍

汉文书籍的大量入藏，是美国东方学会图书馆早期藏书的一个重要特色。汉文书籍虽不能算是主题，但由于藏书数量众多，且前文未予涉及，故开列于此。经汇总分析，这些汉文书籍共计212种，可大致分为非宗教书籍与宗教书籍两大类别。

非宗教书籍主要是汉文古籍和清政府公文。与我们的预先设想不同，美国东方学会的古籍数量并不算多。除去前文已经表述过的以外，主要就是《四书》（The Four Books）、《五经》（The Five King）、《三字经》（The Tri-metrical Classic）、《千字文》（The Thousand-character Classic）、《百家姓》（The Hundred Family Names）、《孝经》（Hok King）和《朱子治家格言》（Chu-fu-tsz’s Maxims for the Regulation of the Family）等。清政府的公文和档案也有收藏，例如道光三十年的《时宪书》（Hien-szu）、道光二十六年的年鉴（Almanac）、道光遗训（Last Will of Táu-kwáng）、咸丰登基诏书（Inaugural Proclamation of Hien-fung）、耆英的弛禁天主教奏折（Petition for the Toleration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in China）、1851年厦门的禁绝杀婴公告（Proclamation against Infanticide）、1856年广州警告美国公使伯驾勿入城内的告示（A Manifesto Warning Peter Parker, US Commissioner to China, Not to Come to Canton）、第一次剿灭林爽文叛乱的记录（Imperial Record of the First Extermination of Rebels in Formosa）等。

宗教书籍可细分为两类，即圣经译文和宗教文学。美国东方学会图书馆所藏的圣经译文书籍和汉文手册有近百种，特点是重复性非常高。典型的有汉文《创世纪》、马礼逊翻译的《年中每日早晚祈祷叙式》（Church of England’s Common Prayer Book）、郭实猎（Karl F. Gutzlaff, 1803—1851）和麦都思合译的汉语《四福音书》、怜为仁（William Dean, 1807—1895）的1848年《马太传福音书注释》、1851年的上海方言版《马太福音》（Historical Books of the New Testament: Matthew Acts）、《马可福音》《十诫评论》（Commentary on the Ten Commandments）20、文惠廉翻译的上海方言版《美国圣公会教义问答》（Catechism of the Pro. Episcopal Church）、美魏茶（William C. Milne, 1815—1863）改编的《幼学浅解问答》（Rev. Dr. Wm. Milnes’s Catechism）、1853年宁波方言版《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传教士打马字（J. V. N. Talmage, 1819—1892）的罗马标音厦门方言版《约翰福音》、何进善的《马太福音注释》，以及1865年福州版《新约》等。

在宗教文学方面，典型的有《基督教三字经》、米怜的《乡训五十二则》（Twelve Village Sermons）及传教士小说《张远两友相论》、《好人善终》（The Peaceful Death of Good Men）等。另外还有1849年5月至1851年2月美国东方学会秘书格里诺（William W. Greenough, 1823—1890）一次性捐赠的数种汉文手册，包括《坟前祭文》《追思逝者文》《梁进德生日帖》21、《日记言行》22、《耶稣山上垂训》和英国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 1785—1822）的《诸国异神论》《赌博明论略讲》《生意公平聚益法》《进小门走窄路解论》合集、《灵魂篇大全》及一本未具名手册。

另外，在华传教士的部分非宗教性汉文作品也被美国东方学会图书馆收藏。例如英国医学传教士合信（Benjamin Hobson, 1816—1873）的《全体新论》（Treatise on Physiology）和1849年《天文略论》（A Treatise on Astronomy）、孟可芙（E. T. R. Moncrieff, 1824—1857）在香港出版的《算法全书》（A Treatise on Arithmetic in the Chinese Language）23、郭实猎的《大英国统志》（A History of England）和《古今万国纲鉴》（Universal History）、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卦德明（John W. Quarterman, 1821—1857）在宁波重新整理出版的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的《几何原本》（Euclid’s Elements of Geometry）汉译本等。

经过对上述六类藏书的简单分析之后，我们发现美国东方学会图书馆的早期汉学藏书未能符合通常的设想：作为汉学最主要研究对象的中国文学、历史及思想，其相关藏书的数量相比之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令人遐想该馆的早期汉学藏书是否严重“跑偏”；汉学着力最重的文史哲书目缺位，而介绍性、描写性、实用性的书目大量入藏，揭示出在本文所涉的时间限度内，美国东方学会的汉学甚至整体的美国汉学都还处于较为初级的知识积累阶段，讲求功利性而学术性不足，总体上尚没有能力对中国文化进行深层次、学科化的专业研究。

目录学的首要使命是汇总某一领域的全部文献。纵观西方汉学史，我们有理由认为汉学目录学几乎是与汉学同时发生的，它也迅速内化成汉学的最重要分支之一。早在1629年，皮聂罗（León Pinelo, 1589—1660）就在西班牙马德里出版了《东西方书目概要，航海及地理》（Epitome de la Bibliotheca Oriental i Occidental, Nautica i Geografica）；该书第27至31页的第七部分“中国历史”，收录了1552—1620年间出版的论述中国的书目共36种，向学界昭示了西方汉学目录学的悠久传统。考狄（Henri Cordier, 1849—1925）24编辑的《西人论中国书目》（Bibliotheca Sinica）、1958年袁同礼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文汉学书目》（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更被认为是世界汉学的里程碑式成就。汉学目录学隶属于汉学、然而又汇总着汉学，成为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

应该说，19世纪的美国汉学目录学虽处于起步阶段，但却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总体看来，19世纪的美国汉学目录学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即美国的侨居地汉学目录学和美国的本土汉学目录学。

（一）美国侨居地汉学目录学及其特点

1830年2月19日，美国公理会海外传道部传教士裨治文到达中国。他一方面履行传教使命，另一方面学习汉语、研究中国文化，1832年5月即创办《中国丛报》向世界介绍中国。美国汉学的最早一支，侨居地汉学就此发展。

美国的侨居地汉学目录学以1849年《中国丛报》第18卷发表的《外国论中国书目》为代表。这份目录由卫三畏整理，所收文献以英文和法文为主，分语言学著作、译本、概论性著作及游记、满蒙语言四类，收入西文汉学书目共403种25。该目录分成两部分发表。第一部分刊登于1849年第8期，分三大主题收录374种文献，涉及到202位作者。第一个主题为“汉语学习辅助文献”，分为语法、字典及词汇、会话及其他语言学著作三个子类，文献数目分别为12种、9种、22种；第二个主题为“译自汉文的文献”，分为经籍译著及其他译著两个子类，文献数目分别为20种、30种；第三个主题为“中国研究书目”，分为概述、海陆旅行、中外条约、传教文献、有关中国的连续出版物、非中原省份的相关文献、关于日本、东南亚及朝鲜的文献共七个子类，文献数目分别为38种、40种、71种、28种、13种、35种、46种。在这374种文献中，雷慕沙（Abel-Rémusat, 1788—1832）和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各有14种，麦都思、克拉普罗特（Julius Klaproth, 1783—1835）各有10种，其余绝大多数作者只有1-2种。该目录的第二部分刊登于《中国丛报》同年第12期，收录文献29种，以满蒙语言文学著作为主，另有个别其他作品，没有划分子类。收录书目数量最多的是施密特（I. J. Schmidt, 1779—1847），计有10种。

美国的侨居地汉学目录学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是数量少。在美国的侨居地汉学目录学中，卫三畏的这份《外国论中国书目》可谓一枝独秀，其他的美国早期来华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均未能贡献出如此全面的汉学目录学作品。第二是质量高。卫三畏在进行书目编目时不考虑捐赠来源，只是按照科目与类别划分，并且在每一条目下均加上了详略不一的注解文字，以方便查阅者考究其版本，因此比《美国东方学会会刊》中的汉学目录具有更高的学科价值。第三是影响大。从发行数量上说，《美国东方学会会刊》1905年的发行量仅为500份，而《中国丛报》第1卷的印刷数量就已达到400份；从发行范围上说，前者主要面向美国，欧洲与中国只有极少数会员才可以收到刊物；而中国和美国1836年订阅后者的数量分别为200和167份，欧洲也有49份。可以说，因为《外国论中国书目》的杰出贡献，19世纪的美国侨居地汉学目录学取得了完全比肩世界汉学的高水平成果。当然，随着20世纪美国侨居地汉学的逐渐衰落，19世纪的美国侨居地汉学目录学也只能是昙花一现。

（二）美国本土汉学目录学：形态与特征

总体而言，十九世纪的美国本土汉学目录学共有四种形态，它们并立共生，共同见证了汉学目录学在美国的产生和初步繁荣。

第一种形态是专业学术组织的汉学目录学，以美国东方学会图书馆为代表。通过前文叙述，不难发现这种目录学的三个特征：首先是发源于1842年，它是美国本土汉学目录学也是美国汉学目录学的最早形态；其次是汉学书目虽然在目录内相对集中，但这种目录学并非只针对汉学、而是面向更宏观的东方学，需要研究者具备一定的甄别能力并进行查找；最后是它保持了时间上的连贯性，其出版也最具稳定性。因此，以美国东方学会为代表的专业学术组织的汉学目录学可以说是19世纪美国汉学目录学的开创者和贯穿始终的见证者。

第二种形态是高校图书馆的汉学目录学，以埃塞克斯学院为代表。埃塞克斯学院成立于1848年，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塞勒姆。塞勒姆是最早与中国建立直接贸易往来的城市，也是新英格兰殖民地的早期文化中心，埃塞克斯学院因此有条件成为北美地区最早收藏汉学书籍的高校之一。1895年该校图书馆发布其第一份目录专辑《汉学书目》（Books on China in the Library of the Essex Institute），收录31大类772种汉学图书26。这份汉学目录与《美国东方学会会刊》类似，没有附上书目注解。

第三种形态是社会机构的汉学目录学，以波士顿公共图书馆为代表。1895年，波士顿公共图书馆出版了《有关朝鲜、日本及中国的研究书目》（List of Works on Corea, Japan, and China），有关中国的内容分语言、文学、历史、农业、制造业等51个主题收录了1771—1894年间出版的英、法、德及西班牙文书目共905册（部分图书有多本收藏）；与卫三畏《外国论中国书目》相同，波士顿图书馆的汉学目录为部分重点图书提供了简明注解。

第四种形态是私人藏书的汉学目录学，以美国人顾盛和记青为代表。顾盛1843—1844年任美国首位驻华全权公使，是《望厦条约》的美方签订人，在澳门曾购买汉文及满文图书，这些藏书逐渐发展成一个个人图书馆。有报纸曾报道说，“它不仅包括研究中国的英语文献，还有汉语词汇手册及字典，另有几百册汉文典籍”。《顾盛私人图书馆藏书目录》（Catalogue of the Private Library of the Late Hon. Caleb Cushing）于1879年在其家乡纽伯里波特（Newburyport）出版，极可能已经亡佚，但在考狄《西人论中国书目》、埃塞克斯学院图书馆《汉学书目》及《美国图书出版记录》（American Book Publishing Record）中均有记载。顾盛在去世之前，将自己的藏书赠送给美国国会图书馆，该馆工作人员Louis C. Solyom（1836—1913）为顾盛的赠书整理了目录，计有237种图书。2016年，德国汉学家魏汉茂（Hartmut Walravens, 1944—）在《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上刊文对顾盛藏书目录进行了详细研究27，本文不再赘述。

记青（George W. Bailey），生卒不考，幼年随父母到中国经商，汉名“记青”（Tank Kee），曾加入戈登的常胜军，又传授清军炮术。1879年起，他在美国各地发表有关中国的演讲，并展示他收藏的器物和书籍。1896年，记青出版《中国研究书目》（List of Works on China: comprising in part the library of “Tank Kee”）。这份汉学目录共收录汉学图书568种，只是将汉学书目按字母顺序排列，列出了作者、出版地、年份、卷数等信息，没有内容说明。记青目录中最早的图书出版于1733年，最晚的出版于1889年，最受人瞩目的是360册的《皇清经解》（Imperial Exposition of the Classics）、240册的《古今图书集成》（General Encyclopedia）和40册的《康熙字典》（Imperial Kanghi Dictionary）。

纵观19世纪美国本土汉学目录学的四种形态，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特征：一是数量众多。此节只列出了四种具有形态代表性的汉学目录学著作，实际上还有1871年加利福尼亚州立图书馆的《藏书目录》（Bibliotheca CaliforniÆ）、1897年库林（Stewart Culin, 1858—1929）的《中国杂记》（Miscellaneous Works on China）、1902年美国国务院图书馆的《图书、手册及地图名录》（A List of Books, Pamphlets, and Maps）等其他作品集中开列过汉学书目。二是形态复杂。我们看到这些目录学著作不仅有专业学术组织的会刊，也有高校和公共图书馆的专刊，还有私人藏书的目录。尤其是到19世纪中后期，在美国各公共图书馆的《通讯》、博览会的《展品集》里面几乎都能找到多寡不一的汉学图书目录。三是美国国会图书馆及知名高校缺位。美国国会图书馆在1869年收到清政府赠送的十种丛书，1879年获得顾盛捐赠的汉学书籍，1901—1902年又获得柔克义的6000册赠书，1904年再次收到清政府参展圣路易斯博览会的198种赠书；耶鲁大学图书馆的汉籍收藏始自1849年卫三畏在广州的一次代购，1854级学生容闳也多次向母校赠书促成1877年汉学讲座的设立；哥伦比亚大学也在1902年收到李鸿章赠送的一套《古今图书集成》。在美国，上述机构的汉学书目收藏起步不晚、规模不小、价值极高；但在本文的研究范围内，我们却未能找到它们的专门汉学图书目录。

美国的侨居地汉学目录学和本土汉学目录学应该说更有千秋：前者精细，后者庞大；前者有世界影响，后者服务美国本土；前者存在不长，后者接续有力。但不管怎样，二者共同构建了成就巨大的19世纪美国汉学目录学。众所周知，19世纪的美国汉学在世界汉学领域还处于看客或者小学生的尴尬角色，整体水平远不及以法德英为代表的欧洲汉学，比俄国汉学也大为逊色。这与20世纪中叶以后西方汉学的欧、美、俄三足鼎立形成了鲜明对比。然而，在汉学整体力量对比极度悬殊的情形下，美国汉学目录学却在19世纪初放异彩，其水平与规模并不亚于欧俄，为20至21世纪美国汉学目录学成为世界翘楚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凸显出目录学在美国汉学中的重要性。

纵观全文，笔者简析了美国东方学会图书馆的早期汉学藏书及19世纪美国汉学目录学的概况，意在呼吁国内学界重视对汉学目录学进行整理和研究。“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它是知识谱系之纲目，研究治学之舟楫。陈寅恪初到清华任教就作“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的讲演，以彰目录学的重要性。当前，中国学界对汉学的研究从整体上说还属于文献研究。对文献资源的调查是这一学术的前提和基础，需要我们一个图书馆一个图书馆、一个学科一个学科、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地去整理和研究文献目录，以求汇成世界汉学的整体图景。个案的目录研究总是枯燥琐碎，但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其意义极为深远。有了世界汉学的整体图景，我们才可能真正说得清汉学的承续、汉学家及汉学作品的学术史价值。“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可以说，什么时候厘清了汉学目录学，中国学界的汉学研究才算是有了真正扎实的文献基础。

来源：原文刊于《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第75-87页，注释略。

作者简介：孟庆波，河北卢龙人，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国矿业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欧美汉学史及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已在《国际汉学》《汉学研究》《中国比较文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福建论坛》等CSSCI期刊发表文章多篇。现为全国高校海外汉学研究会理事，南京农业大学典籍翻译与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