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康达维译《文选·赋》是首部大规模的辞赋英文译本，他的翻译宗旨是完整反映《文选》作为中国文学典籍的真实面貌，为中国文学的研习者和从事文化历史研究的学者提供典正的译文参考。他以纳博科夫“绝对准确”翻译思想为指导，以学术研究的精神探究辞赋的文本意义，在保证译文可读性的基础上进行直译，同时为译文提供了大量的远超译文本身的丰富注解。但受制于文本的历史性、阐释的开放性和译文的可读性，《文选·赋》英译的“绝对准确”有一定的限度。

康达维（David. R. Knechtges）先生是当代美国著名汉学家，数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文选》的英文翻译工作。《文选》前三分之一为辞赋，而康达维先生素有西方汉学界“辞赋研究宗师”之誉。康达维之前，西方学界未见专治辞赋的汉学家，辞赋的英文翻译也不多，多为与某位赋家相关的单篇赋的翻译。康达维译《文选·赋》是首部大规模的辞赋英文译本。

以李善注为代表的“文选学”构成了《文选》的阐释传统，赋予了文本意义，使翻译成为可能。西方汉学传统与康先生自身学术背景为《文选》的翻译开辟了道路，创造了条件。当译者着手翻译时,他要面对以何种形式展开翻译、构建何种形式的翻译文本、达到何种效果等问题。因此，翻译活动必须有一个总的策略方针，译本背后有其指导思想。译本翻译策略也是译者翻译思想的体现，而译者翻译思想有可追溯的源头。

翻译作为交流活动可视为一种话语，受语场和语旨的影响：翻译内容和译本对象影响着译本形式的选择。从翻译内容来看，《文选》不是单一的一部文学作品，而是一部文学选集。这就意味着它的翻译本身面临着内容选择问题。以往的翻译大都是选译、节译，虽不以《文选》为题，但多数西方译者是在《文选》中接触到这些篇目，也知其所译为《文选》中的篇目。在康达维之前，只有奥地利汉学家萨克（Erwin Von Zach）试图整体翻译，可惜大业未成。白话文翻译也有多种选译本，如王友怀等人主编的《昭明文选注析》，实际上对《文选》进行了“二次遴选”，只选了其中脍炙人口的精华之作进行注解翻译，萧统所作序也不在其中。大多数译者没有将《文选》当作一部完整的典籍来处理,而康先生一开始就将《文选》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翻译，不遗漏其中任何一篇作品。完整翻译《文选》必将是一个大工程。白话文译本《昭明文选译注》由十几位学者合作完成。个人翻译则需要一个长期的计划，康先生的总体计划是将六十卷原文翻译成八册英文，《文选·赋》译本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仅此一部分就耗时二十多年。作为完整的典籍来翻译就不能回避其中语言艰涩的、枯燥无趣的、甚至内容有问题有争议的篇目。个人执笔整体翻译《文选》需要深厚的学术背景，而且作出这个决定本身就需要决心和勇气。所以康达维先生在译本序中说:“翻译像《文选》这样又厚又难的作品毫无疑问是一个大胆的举动，或许就是一个鲁莽的行为”。十年后在《<文选>翻译问题》一文中，康先生回顾翻译历程又自我调侃道:“如果今天要我再讲一遍的话，我要把‘或许’这个词去掉，因为加注翻译这部艰涩浩大的作品的计划现在甚至更让我胆寒。”康先生在该文中总结了《文选》内容庞杂、文化内涵深等特点，这些文本特质决定了其翻译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流传下来的《文选》版本有随文注疏，这个部分当然不是翻译的内容，但可充分利用，同时在译本中提供大量注解也等于保留了典籍原来的文本模式。在翻译内容上，康先生的目标是将本为文学典籍的《文选》翻译成完整的典籍，而不是中国古典文学选读、鉴赏。

在译本读者对象方面，译者的目标很明确，他多次提到译本是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学习者、研究者、爱好者准备的，不是针对普通大众读者的译本。《文选·赋》英译本为学生提供了学习了解中国古典文学的教材和资料，也为研究中国文化文学的学者提供了参考。康先生在访谈中提到，当时已有不少美国大学，甚至一些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都在用他的《文选·赋》译本。《文选》中的赋作是作为历史文化典籍而非一般的文学作品来翻译的，因此译本具有典籍史料的价值。研究历史、民俗、音乐、社会制度等领域的学者如果涉及古代中国都有可能找到康达维先生的《文选》翻译，而译文一定不会让他们失望。一位美国教授上“早期中国城市与城市文化”一课时就用到了康先生《两都赋》、《二京赋》、《三都赋》的翻译，其中关于城郭、宫殿等建筑的描写是很好的教学材料，师生都不通中文就必须看译本。据说，学生们很喜欢译本详细的注解。注解提供了大量的建筑方面的信息，同时指出了第二手的参考资料。白润德（Daniel Bryant）先生这样评价此书：“这是一本应该立即被每一个对中国古代文学有严肃兴趣的学者拥有的书。一旦获得，它将是此人藏书中最常参考咨询的书之一。”实际上它已经超出了文学的范畴，成为中国文化在域外的化身。

明确了译本的功能和定位方可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文选》英译的指导思想也很明确，那就是“绝对准确加充分注解”，这是康先生的翻译理想，也是他翻译《文选》的总体策略。“绝对准确”（Absolute Accuracy）的翻译思想来自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Vladimir Vladimirovich Nabokov）。纳博科夫也是一位翻译家，他将英、法诗歌译成俄文，又将俄国史诗和普希金的诗译成英文。在《翻译问题：<奥涅金>英译本》一文中，他阐述了“绝对准确”的翻译思想。文中嘲讽所谓流畅易读的翻译，抨击所谓的“自由翻译”：“‘自由翻译’的说法透着一股流氓和恶霸的味道。”他旗帜鲜明地提出：“最笨拙的直译也比最漂亮的意译有用千倍。”他分析了诗体小说《奥涅金》英、法、德几个译本中的错误，证明译者面对的是文本，翻译的是文本意义，文本的研究极为重要。他说：“想把文学名著翻成另一种语言的人，只有一个职责必须履行，那就是以绝对的精确度重现整个文本，且重现的只是文本，别无其他。‘字面翻译’这个术语实际上是同义重复，因为非“字面翻译”则不是真正的翻译，而只是模仿、改编或恶搞。”纳博科夫主张直译是为了保证译文的准确性。在他看来只有字面翻译才能保证译文的准确性，他说：“我把字面翻译解为‘绝对精确’。如果这样的精确，像‘文字扼杀精神’这句话所说的那样，造成了一些奇异的讽喻场景，那么我能想得出来的唯一的原因就是：不是原文的文字就是原文的精神出了问题。而这已经不是翻译者要关注的问题了。”这里他所说的字面翻译（literal translation）不是词对词的机器翻译，而是在充分的文本研究的基础上，不把译者个人的理解掺入其中,紧扣文本的翻译。《奥涅金》中有一行，纳博科夫认为准确的英译是“sometimes a white-skinned dark-eyed girl’s / young and fresh kiss”。此句中“white-skinned”的意义在其他的英译本中没有传达出来，或为“fair”或为“blond”，都是模糊的臆测，主要原因是他们没有注意到俄国普希金研究者的一个发现：这行诗隐藏了普希金个人经历同时暗指法国诗人舍尼埃（Chenier）的诗句。[[ix]]这种缺乏充分的文本研究的直译就不是纳博科夫所说的“字面翻译”。所以在纳博科夫看来，真正地翻译《奥涅金》，达到“绝对准确”的标准，必须掌握关于它的所有信息，包括十八世纪法国诗人、拜伦的作品、卢梭的《新爱洛伊丝》，还包括当时俄国军衔制度、当时流行于俄国的英式火枪决斗，甚至cranberry 和lingenberry两种酸梅的区别。要做到绝对准确的翻译必然会牺牲一些使译文流畅易读的语言，所以纳博科夫认为要真正翻译《奥涅金》，在译文中用韵是不可能的。译本的正文无法完全容纳原文所包含的大量信息和丰富意义，唯一的办法就是加注。因此，最后他说，“我想要的翻译附有大量的注解，这些注解如摩天大楼一般，一直冲到这一页或那一页的顶端，在评论和永恒之间只留下一行闪耀的文字。我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注解加上绝对的字面直译，没有阉割去势，也没有添油加醋——我想在所有的沉沦于“诗化”文本、被押韵玷污的诗歌翻译中看到这样的直译和这样的注解。”

全面深入的文本研究，逐字逐句的直译，超出正文篇幅的丰富详尽的注解，这些正是《文选·赋》英译的基本特征，符合纳博科夫提出的要求。康达维先生正是以纳博科夫“绝对准确”为《文选》翻译的指导思想的，他说：“我的翻译方法是毫无顾忌地语文学式的，我赞同纳博科夫的至理名言：‘最笨拙的直译也比最漂亮的意译有用千倍’。”所谓“语文学式的”（philological）也就是训诂学的，即注重使用文字音、形、义的历史考证的方法进行文本研究。康先生的文本研究首先是《文选》文本的历史背景的研究，他说，“若想翻译中古文学的作品，译者首先要熟悉这一时一期全部的文学体裁。”康先生花了很长时间研究这些文类的历史和背景，以充分了解其文体结构和风格。其次是各种典故、术语、生僻古字词、不常见的表达方式等等。而对赋篇，还须查找百科知识，康先生说：“为了确定西方语言对应的名称，我还必须研究中国植物学、动物学、鱼类学、地质学、天文学等学科中的词汇。”康先生对《文选》文本的研究可谓不遗余力。《文选》文本与现代汉语有着上千年的时间间隔，与英语的时空距离更大。康先生认为，翻译《文选》宁愿错在生硬的直译方面，也不能像薛爱华（Edward H. Schafer）所批评的那样，“给古代的中国诗歌穿上二十世纪的美国外衣”。因此他主张，译者不应惧怕在译文中保留原文奇怪的隐喻、对译文读者来说不寻常的表达方式；在再现原文中的奇异形象方面译者不应退缩，要勇于展现美国语言学家米勒（Roy Andrew Miller）所说的“词汇学和语言学上的勇气”。《海赋》中描写洪水：“天纲浡潏，为凋为瘵”，李善注：“言水之广大”。读者一般笼统地理解为洪水汹涌、巨浪滔天，而不去计较这句诗实际描绘的景象，如白话译文：“洪水汹涌泛滥，成为人间巨大的灾难。”康先生赞同文本直译，不主张意义阐发，因此必须弄清“天纲浡潏”实际所指。既然大意为洪水泛滥，而“浡潏”为“沸涌貌”，那么这句可译为：“Hevean-appointed waterways swelled and overflowed”（“天定的江河汹涌沸腾起来”）。这符合西方译者的认知，也更符合现代中国读者的理解。然而，“天纲”为天之纲维，可以特指一星名，原文并没有说江河泛滥，也没有说地面上的河流为天之纲维。“浡潏”的主语是“天纲”，所以依字面理解，这里说的是由于地面洪水泛滥使得天之纲维或天体也汹涌沸腾。康先生主张“绝对准确”的翻译，必须紧扣文本，他译为“Heaven’s guiderope began to froth and foam”。这几乎是生硬的逐字直译，造成了一个让现代读者感到突兀困惑的奇异形象：沸涌的天纲。这违背了西方人对天体的认知，即使现代中国读者也感到陌生，但康先生坚持直译。这贯彻了他“绝对准确”的翻译思想，也正展现了他在“词汇学和语言学上的勇气”。强调忠实准确的翻译思想，字面直译的翻译策略使得注解变得十分重要。注解不是可以忽略的补充说明，而是译本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有时注解甚至比译文更重要，因为很多文化概念的翻译实际只是一个提示、一种代称，其真正所指只有通过注解才能通晓。如果没有注解，《文选·序》中提到的各种体裁的英文翻译就显得意义贫乏，因为就其英文字面意义而言很难称之为“体裁”。注解太多，所以译本采取左页注解、右页正文的方式排版，方便读者对照参考。第一册京都赋时常出现注解充满整页正文只有少数几行的情形，正符合纳博科夫让译文在评论和永恒之间闪耀的理想。

翻译策略选择与文本性质和译本功能密切相关。文本性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翻译方法策略，同时翻译策略又必须服务于翻译目的。康先生选择将《文选》作为典籍进行整体翻译，他所预设的潜在读者是阅读和研究汉籍的学者。所以在《文选》的翻译中康先生以“绝对准确”为指导思想，以训诂考证为基本方法，以字面直译和充分注解为总体策略。

在强调字面直译的同时，康先生也清楚地意识到“绝对准确”也有其限度。他说：“我认为翻译要达到绝对的准确性，是一个值得推崇的理想，但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够达到。”译者可以像康先生翻译《文选》那样十年磨一剑，投入大量的时间做最充分的文本研究，也可以遵循纳博科夫的理论，附加大量的注解，但是“绝对准确”是一个理想状态，在翻译实践中译者总会受到种种限制，难以达到理想状态的“忠实”。就《文选·赋》的翻译而言，“绝对准确”的局限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伊天地之运流，纷升降而相袭。日望空以骏驱，节循虚而警立。

这一节无生僻词汇，也不涉典故，其大意清楚，不难理解：天地持续运行，时光飞快逝去，四季交替出现。然而，要将其翻译成可读可通的英文，达到文本的“绝对准确”，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典故可以查证，疑难词汇可以训诂稽考；有了前期的充分的考证研究，翻译本身问题不大。语言转换的难点往往不是疑难词句，而是一些常见的文言表达。白话文译为：“天地运行，四季交替，周而复始。太阳在长空中奔驰，季节随天地运行交替”。这其实也只是句子大意的阐发，并没有依文本翻译。第二句被阐发为“四季交替，周而复始”，并没有描述“升降而相袭”的状态，实际意义与第四句重复，等于略而未译；而第四句“循虚”和“警立”的意义也没有传达出来。

首句一般译者忽略发语词“伊”，直译为“天地运行流转”（Heaven and Earth turn and flow）。然而没有实际意义的虚词往往有语法或语篇功能，此处“伊”有发语陪衬、形成骈偶的修辞功能，蕴含了一定的修辞潜势，而这种修辞意义几乎是不可译的。以“伊”发语的句式在赋中并不鲜见，如《思玄赋》“伊中情之信修”，康先生译为“indeed”以增强语气（“Indeed my inner feelings are truly good!”）。在这一句中，译本也添加了语气词“啊”（“Oh”），以弥补英文语势力上的不足。这种增补对于“绝对准确”的翻译来说仍然是个缺陷，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为纳博科夫所不取的“去势”（emasculation）的译法。

白话译文完全忽略的第二句，首先难在其描述的对象的模糊。如果要指明是什么“纷升降而相袭”，那么据李善注可理解为“天地之气”。中国文化中“气”的概念是汉籍翻译中一个不小的问题，有多种译法，其中英文中最为接近的概念是“pneuma”。这个词源自古希腊语，本义为呼吸之气，在英语中显得古雅，一般是宗教典籍中“精气”的概念，用在此处情景描述中不相宜。另外，更大的问题是，译者自行添加原文中没有的概念似乎有违“字面直译”的原则，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一种纳博科夫批评的“添油加醋”（padding）的翻译。那么有没有办法保留原文的简洁，不添加“pneuma”之类英文中十分别扭的词汇？《文选·赋》英译本提供了以下译文：

Oh, how the vapors of Heaven and Earth swirl and flow!

Thickly they ascend and descend in continuous succession.

此译将“气”的概念移到了上一句，并选用了更为自然、形象的词“Vapors”（蒸汽），另在注解中阐发中国文化中“气”的概念。依纳博科夫的标准并不完美，可以说也是一种权宜妥协。但如果当时纳博科夫懂中国古文言的话，他也许会修正他的理论，对康先生的翻译给予高度的肯定。

后两句意义更为明晰，但也不无问题。“骏驱”可解为“急速运转”，然而“骏”在原文中可能是其原始本义，即“骏马”，那么“骏驱”就应解为“像骏马一样奔跑”，而“急速运转”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的阐发。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骏”在作者陆机那个时代是否已经成为“僵化的隐喻”（dead metaphor），失去了“马”的本义只有“急速”的比喻义？求助于注疏，我们看到两个说法：善注“言日月望空骏驱而去”，似乎只取“急速”之义；吕延济注“日行于空虚如骏马之驱驰”，似乎还原了其本义，但五臣一向好引申，可信度打折扣。也许注家在这个问题上并不较真，毕竟句义已通，但执着于准确忠实的译家却无法忽略这个问题，而简练而无形态变化的汉语文言又没有给出答案。第四句难点是“警立”。“立”为“立起”，此处为“立夏”“立冬”中的意义，谓季节降临。如直译为“stand”或“establish”，自不可通，须引申为“到来”（“begin”）、“降临”（“set in”）。“警”被解为“惊”，言“时节循虚惊动而立”。何为“惊动而立”？译本解为“以惊人的速度降临”（“set in with surprising swiftness”），未免有生硬之感。“惊立”也可解为“突然出现”，似乎更为自然通顺。另外“惊立”也有可能是“惊位”，意为替换。康先生提供了以下翻译：

Across the sky the sun drives like a racing courser.

Out of the void the seasons set in with surprising swiftness.

由于原句是比较明显的骈偶，所以译文也刻意安排了一个对句，可见康先生之匠心独具。但基于上文分析的原因，他仍称之为“近似的翻译”（approximation），没有达到与原文的对等。原文中一些字词微妙的意义几乎是不可译的。

“绝对准确”的翻译思想是纳博科夫基于欧洲语言之间的翻译经验提出来的。欧洲各语言在历史文化上的亲缘关系，尤其在句法上的同一性，使得在它们之间进行文本的直接转换的可能性较大。而用现代英语重现简练的、历史性强的古汉语书面语，不脱离文本，不改变其句式结构，不削弱或增大其意义潜势，难度要大很多。

鲍照《芜城赋》篇末感叹：“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此类文言中的感叹畅晓易懂，近于白话，白话文翻译只需稍作解释：“试看天道变化如何？总是抱恨者多！”白话与文言毕竟有继承关系，而译成英文就没那么简单，必须作一些变动。试看华森（Burton Watson）的翻译：

Is it heaven's way

To make so many taste sorrow？

（难道这就是天道 / 让众人品尝悲痛的滋味？）

原文的设问和感叹变成了英文中更常见的反问，“吞恨”变成了英文中平常的说法“taste sorrow”（“尝到愁苦的滋味”），可谓流畅易读。相比较而言，康先生的翻译则更直接：

Heaven’s way, how is it

That so many swallow grief?

与原文相对照：“Heaven's way”对“天道”，“how”对“何如”，“swallow grief”就是“吞恨”，词序也几乎未变，但整句仍为标准可读的英文，堪称完美直译。然而，表面上看似字对字的直译，稍加分析就可发现，译文与原文在句式、语气上有很大的差异。汉诗一行为一句或一个意群，基本不用跨行连续，而跨行连续在英诗中很常见。这里原文上问下答的设问被译为一句跨两行的具有感叹意味的问句，句读也就变成：“天道，何如吞恨者多？！”语气和意味已有明显的差别。由此可见，即使像以上案例的直译，也是译者的苦心经营，因为他受到译语可读性的限制。为保证译文的可读性，原文中某些微妙的意义无法在译文中重现。该句如依原文句式译为一问一答（*How is Heaven’s Way? There are so many that swallowed grief!），译文显得生硬费解，前后答非所问。

另外，典籍在文本字面上的阐释也有一定的开放性。阐释的开放性一般不在语言文字层面，但典籍的历史性使其具有多义性，其文字意义的阐发相对开放。针对词句的多个意义，康先生一般择其一而在译文中提供其他解读。但是个人的视野毕竟有限。《高唐赋》“旦为朝云，暮为行雨”，白话文解作“早晨变成朝霞，晚上变成暮雨”；孙大雨译为“At dawn I am the morning clouds and towards sunset I become the showering rain”；《文选·赋》英译本作“Mornings I am Dawn Cloud, / Evenings I am Pouring Rain”。他们的都将“朝云”解为“早晨的云”，这似乎是通解。但是，将“朝”解为早晨，就与“旦”语义重复，显得累赘而不自然。“朝云”作“朝霞”解，也无法与“行雨”相对。白话译本不顾原文直接将“行雨”忽略为“暮雨”，便于与“朝霞”相对。而康先生将两者译为意义一体化的专有名词（即人名），更具对偶的意味，也合情理，可谓巧妙。然而，“朝云”并非不能作其他解释。有学者认为，两句既为对偶，“行”作动词解（“showering”“pouring”），那么“朝”为何不能解为动词？“朝”为动词，就是“直遥切”，读为chao，而不是“陟遥切”的“朝”（zhao）。作动词解，这两句的意思就是：早上是飘来的云，傍晚是降落的雨。这样解释虽无文献明证，但也亦反证。从行文上看，不无道理，既可作他解，那么译作“Down Clouds”就很难称之为“绝对准确”。

概言之，阐释的无限性和开放性造成了意义的不确定性。没有绝对的意义，也就没有绝对准确的翻译，这在理论上否定了纳博科夫“绝对准确”的翻译思想。当然，译文的准确性译者追求的理想是值得肯定的。

此处注释省略。

编者注：本文转载自《汉风》辑刊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