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学者也注意到这一趋势。美国学者艾恺（Guy Alitto）指出，在17至18世纪时，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欧洲文化对中国的影响。那时，西方与中国的交往中，无论在经济贸易方面，还是在“文化贸易”方面，都处于逆差状态，而中国则因丝绸、瓷器、茶叶等对欧洲的大量出口而坐享巨额顺差。一直到19世纪，中西方之间才出现了某种逆转。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中国在当时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文化方面，都处于世界前列，而耶稣会士对中国文明、儒家学说以及中国的文化与典制持有高度的敬意，他们热情地向自己的同胞详细描述了作为其传教对象的中国人的信仰与习俗，并将大部分中国古代典籍译为拉丁语或其他欧洲语言，他们所传播的中国思想对欧洲知识界影响深远，并促成了某些重要观念的形成，至今仍有深远影响。那时候，许多对世界文明影响巨大的欧洲大知识分子都是热情的慕华派（sinophile），包括莱布尼茨、蒙田、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和魁奈等。

艾恺还指出，17至18世纪中国文化输出最显著的物质表现是“中国风”，体现在中国工艺品出口欧洲的几次浪潮及其对西方工艺美术和装饰艺术的影响，从17世纪初开始，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手工艺者开始将中国家具和瓷器等的制作工艺运用于装饰设计，到18世纪末达致顶峰。不过，艾恺也客观地意识到，中国风在装饰、园艺、建筑、漆术等方面的设计和制作常常是为了迎合西方对中国的想象。

纪宝成曾提到他到德国去学习公务员制度，才得知德国的公务员制度学自中国的考试制度（科举制）和等级制度。时至今日，古代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仍然存在于欧洲文化和世界文化之中，如不少欧美政治制度以中国为模板而确立。西方现代国家制度的建立也是如此，它以中国古代国家制度的高度集中、官僚统治与精英治理为模型和基础。这种制度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统治时期逐渐形成，经由法国大革命为其添加了某些关键因素（如大众民族主义）而最终成熟，随后便由西方“输出”到全世界。这种情况到了19世纪下半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艾恺指出，这一时期，在中西方之间的经济、文化贸易失衡的状况出现了全面逆转。中国在西方的形象从理想社会蜕变为贫弱的“第三世界”，而西方的物品和思想则因洋务运动者的推崇而大举进入中国。

从上述讨论可知，文化传播具有自身的规律。一般而言，弱势文化总会主动学习和借鉴强势文化，而不是相反。谢天振指出，当今的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部分是由于对文学、文化的跨语言传播与交流的基本译介规律缺乏应有的认识。一般情况下，文化总是由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译介，而且总是由弱势文化语境里的译者主动地把强势文化译入自己的文化语境。这便是西方译学理论所提倡的“顺译”。

中国文化要“走出去”，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译什么，也就是说遴选什么样的作品翻译出去，才能更好地代表中国文化。

不管是古典作品还是当代作品，代表中国文化的大部分作品都在国外有着不同程度的译介。很多影响巨大的作品有多种译本，《论语》、《道德经》和《易经》的中译外译本就有几百种之多，英国的理雅各（James Legge）几乎将“十三经”都译成了英文，德国的卫礼贤（Richard Wilhelm）和法国的顾赛芬（Séraphin Couvreur）也翻译了“十三经”的大部分作品。

我们决定哪些作品需要翻译为外文而代表中国文化“走出去“之前，必须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现状以及中国文化影响力进行全球范围的调查与研究，拟包括六方面：1）调查外国人所译的中国著作的出版与销售及研究状况，建立动态数据库；2）调查汉学家的著述，将这些著述与中国学者的著述进行比较研究，找出其共同点和超越之处，建立动态数据库；3）调查中国人译成外语的中国著作，将这些译本与国际知名汉学家的译本进行比较研究，建立动态数据库；4）研究外国人的译文及其凸显的思想，并将其与国内权威的注疏进行对比，检查译者是否完全依据权威注疏，是否在原注疏基础上做出了超越；研究这些译本是否符合原意，以免误导西方读者；5）调查国际版权代理情况，获取国际版权代理翻译、出版中国文化作品的状况，建立动态数据库；6）调查中国文化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主要采用问卷调查，通过网络等途径发出问卷，同时设立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调查状况网站，建立动态数据库；同时，研究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呈现，如文学作品、影视作品或日常生活中的中国元素等，以及这些元素对中国文化的反应是否正面、恰当。

无论是古典作品，还是现当代作品，哪些作品已经译介出去了，译介的状况如何，已经译介好且在国外接受状况优良的作品，便无需再去译介，只需译介那些重要而未译介出去的作品。如果已有译本的质量和接受度都较好，只有少许误解和误读，可对其进行修订，从而消除其的不良影响。杨慧林指出，重译中国古代经典的前提，是认真整理已有的历代译本，特别是那些研究性译本的相关注疏，因为由此才能直接切入西方学术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接受，使经典翻译不仅提供新译本，而是形成真正思想对话。

有学者也指出，要选译既具普适性又有异质性的高质量作品，同时所选作品不应与译入语传统发生正面冲突，选译作品应该基于古典而侧重现当代。

那些具有普世价值与人文精神的作品，应该能够诠释中国的本土文化与中国经验。这种作品，不管是古代还是现当代的，都应该译介出去。针对目前的状况，应以现当代的作品为主，而不忽视古典作品，因为西方人对我国古典作品一直比较认同和尊重，如《论语》、《易经》和《道德经》等仅英译本便有几百种之多。在国内，目前《淮南子》的受众应该不多，汉学家却认为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罗浩（Harold Roth）等历时12年将《淮南子》全译成英文，2009年出版，已售出80万册。这不是小数目，因为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译本一般能销出几万册就很不错了。

在“选择译什么”的问题上，同时需要注意“送去”与“拿来”的辩证关系。我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将自己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译介出去，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是必要的战略。不过，在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一宏大工程中，并不意味着我们“送出去”的就是别人喜闻乐见的，如当季进问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美国读者比较喜欢哪类中国小说时，他说美国读者大概喜欢sex（性爱）多一点的、politics（政治）多一点的或是侦探小说，而那些较深刻的作品则难卖得动。与此类似的另一现象是：“读者常把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当作是社会政治文化资料来阅读。结果，只有对中国有点兴趣的人会偶尔看看当代小说，而喜爱文学的老百姓则一律对中国小说的英译本敬而远之。”很多专业学者更是从自身的需要出发阅读关于中国的资料，笔者曾与贺萧（Gail Hershatter）讨论《译丛》（Renditions）在美国的接受状况，她认为这个刊物很不错，在美国大约有近500人阅读这个刊物，而她自己则主要是因为研究需要才去阅读，并未将其作为文学刊物看待。一个国家的文化要真正“走出去”，仅仅靠“送出去”是不够的，还得让别人主动来拿，那才更重要。如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出版后，美国学者认为这部著作非常重要，就主动翻译过去了。毕飞宇曾在访谈中提到“我们最好不要急着去送，而是建设自己，壮大自己，让人家自己来拿。”

我国文化，尤其是现当代的文学文化在西方的译介和接受暂时并不理想，但是我们不能急功近利，要看到文化译介和传播的一般规律。苏童就认为，中国文学在西方，欧美文学在中国，这两者将长久性地保持非对等地位；尽管这几年也许会有更多的中国文学在海外出版，但无法改变其相对的弱势地位。

同样需要重视的是，向国外推介中国文学文化时，必须遵循市场规律。顺势而为，则事半功倍；逆势而行，则事倍功半。通过西方出版社或版权代理运作的中国文学、文化产品就比我国自行翻译和传播的中译外作品的销量要大，而且效果也更好，如莫言、余华、麦家和刘慈欣等作家作品的翻译在西方发行后，《纽约客》、《纽约时报》和《纽约时报书评》等国际知名刊物或报纸都对其进行评价或介绍，从而引起读者的兴趣，促进了他们的作品在西方国家的接受。

对于现当代文学而言，要选择的主要是作家及其作品，而对于古典作品而言，更重要的是选择重要而精当的注疏。丽莉亚娜就曾指出，刘笑敢所著的《老子古今》是她认识《道德经》的“圣经”，因为这部著作比对了五种不同版本，对其进行逐句逐章解释，并附有很多极具价值的参考文献和脚注，从而使她得以分析《道德经》的不同可译性区间。

三、厘清翻译模式与人才培养学者化

关于翻译模式，本文主要指两方面：一是从外文译为母语，或是从母语译为外文，即“顺译”或“逆译”问题。综合考察国内外的翻译实践，本文认为翻译时首选“顺译”，势非得已的时候，才考虑“逆译”。二是由外国人来译还是由本国人自己来译亦或是中外人士合作翻译，即翻译主体的问题。这两方面相辅相成、相互影响、又相互制约。

如果由外国人来译的话，又可分两类：一类是原籍为外国人，汉语是其外语，接触汉语或开始学习汉语较晚，如宇文所安（Stephen Owen）14岁接触汉语，老康（Christopher Connery）18岁学习汉语，而翻译了现当代近30位作家50多部作品的葛浩文学习汉语时已27岁；另一类是华裔，如王际真、乔志高（George Kao）、余国藩、施友忠和欧阳桢（Eugene Eoyang）等。乔志高主要是进行英译汉的工作，例如他翻译的《大亨小传》（1971）、《长路漫漫路迢迢》（1973）和《天使，望故乡》（1985）都已跻身名译行列，他中译外做得少，集中在他选编的《中国幽默文选》（Chinese Wit and Humor）一书中，而《湾区华夏》（Cathy by the Bay）则是他英文专栏的积集出版。担任《译丛》主编期间，他也发表了几篇英译作品。而余国藩、施友忠和王际真则分别翻译了《西游记》、《文心雕龙》和《红楼梦》，在西方汉学界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其他如夏志清、刘若愚等华裔学者尽管没有专门的翻译作品问世，但其著作涉及的中国材料都由他们自己翻译，也起了推介中国文化的作用。

比较而言，非学术翻译具有较好的普及作用，而学术翻译则较为精确，而文学家的翻译则更有艺术感染力。例如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俄裔美籍诗人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写过跟中国有关的诗歌《明朝书信》。早期他跟汉学家合作翻译中国古诗，学习汉语后直接依据原作把唐诗翻译成俄语。布罗茨基曾在鲍里斯•瓦赫金的帮助之下翻译孟浩然的《春晓》。看到布罗茨基能够很好地将中国古诗译为优美的俄语诗歌，既保留了原文的意义、意境和韵味又焕发出了异域光彩，瓦赫金鼓励布罗茨基多翻译几首中国古诗，这样俄语许多读者就不会以为中国古诗像艾德林想象出来的那种样子，没有乐感、没有韵、没有节奏，什么都没有，只不过是光秃秃的逐词逐句翻译初稿。布罗茨基流亡到美国后，结识了汉学家塔吉雅娜•阿伊斯特，跟她学习汉语，并在其帮助下直接从汉语原文翻译中国古诗，试看：

从布罗茨基翻译中国古诗的实践，我们可以知道，一方面布罗茨基成功地解决了汉语古诗严格的字数和形式限制，翻译时不再拘泥于四言古诗、五言绝句和七年律诗等字数和形式，更重要的是他用俄语成功地将汉语古诗的乐感、韵律和节奏等在俄语中再现出来。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虽然是一个历史学家，但是他对于中国文学、文化材料的合理应用，对我们研究或进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实践具有典范意义。他主要著作有《改变中国》、《王氏之死》、《大汉之国》和《追寻现代中国》等。史景迁每一部历史著作问世，都能生动活泼地呈现中国的历史经验，掀起畅销热潮，使西方读者对中国近代历史变化的认识更为深入，从而加深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同情。

郑培凯等指出，史景迁最大的贡献在于他以优美流畅的文笔，把中国近代错综复杂的人物和史事，通过严谨的历史考证，参照专家的研究成果，以“说故事”的传统历史方法，娓娓道来，让西方读者“拨开云雾见青天”，对中国的历史经历有了“感觉”。马敏则对史景迁历史著作中浓重的文学味道特别心仪，并且指出，听史景迁讲课，读史景迁的历史著作，似乎能够感觉到史景迁赋予了那些枯燥的史实、过耳即忘的人名、地名以血肉、活力和形象。因此，史景迁历史著作至少在两方面构成对主流史学的挑战与补充：1），它承继了从希罗多德到修昔底德的西方古典叙事史的传统，并将之发扬光大，使历史学重新变得多姿多彩，令人读来有趣；2），它注重历史的人文价值，着意发掘史实中所包涵的文化意蕴，在研究历史中寻找人生的终级关怀，使历史再度成为“人”的历史，人重新占据历史的中心舞台。

不管是采用何种翻译模式，都不能忽视中国学者的突出作用，如王韬与理雅各（James Legge）、劳乃宣与卫礼贤、霍克思（David Hawkes）与吴世昌、裘克安及一位北京老先生、史耐德（Gary Snyder）与陈世骧、杨宪益与妻子戴乃迭（Gladys Yang）、宇文所安与妻子田晓菲、史景迁与妻子金安平、葛浩文与妻子林丽君等。正如葛浩文和林丽君所说，两人合作翻译变得越来越普遍，而且两人各有一门母语的优势，对原文理解和译文表达均有好处。因此有论者认为，较为理想的译者应该具有如下四个要素：中国经历、中文天赋、中学底蕴以及中国情谊，就如葛浩文一般。而更理想的译者模式是这种译者与中国学者的组合。

中国学者自辜鸿铭开始中译外，后来很多学者都有较好的海外游历，所以中、外（英）文俱佳，其中译外或用外文创作取得了较好成绩。近代历史上，除辜鸿铭外，还有陈季同、熊式一、蒋彝、林语堂等均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作出了杰出贡献。

曹伯义（Carsten Boyer Thøgersen）讨论过书写东西方文化差异的陈季同、辜鸿铭和林语堂这三位中国作家。不过，他遗漏了熊式一和蒋彝。另外一些用英语等外语进行创作的离散作家也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如黎锦扬（Chin Yang Lee）创作的Flower Drum Song（《花鼓歌》，1957年），目前在美国直接用英语进行写作并且成就较大的是哈金（原名金雪飞）。

现在一谈中国文化“走出去”，就必谈翻译人才的缺乏，外译中和中译外质量不高、人才缺乏，尤其是高端翻译人才缺乏，这都已经成了共识。周明伟指出，从人才角度来说，现在缺少大师级的中译外翻译人员和定稿人。其实，在这一过程中，还有更深层的原因。纪宝成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到，联想集团有一位副总裁跟他有过很深入的交谈，讲到联想集团的技术不比别人差，与外国人交流也没有障碍，但在文化和思想层面就比别人弱，这样就没资格与外国人谈游戏规则、世界经济秩序和建立新的制度！纪宝成跟他交谈之后，思考“我们软实力的提升靠什么？”这个问题。他认为文化是最为根本、最为基础的，认为我们国家缺乏全面的、长远设想的、比较周到的国际文化战略。”

从此可见，目前我们培养的人才，中外文能力和修养都不够。葛浩文在谈到将中文译为其母语英语时，他认为翻译要先把母语搞好。而在目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文化战略中，我们还要将代表中国文化的作品译介出去，那么也要把外语学好。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掌握好母语汉语，还要熟练运用外语，同时也要对中外的文化有较好的把握。这个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在现阶段我们不妨借助汉学家、版权代理和国外权威出版社的力量，同时也要借助华裔（尤其是学有所成的华裔学者，如杜维明、成中英和王德威等）的力量，将代表我国优秀文化的作品，尤其是现当代作品译介出去。

在这一过程中，孔子学院和汉语国际教育无疑就有了用武之地。崔希亮指出，语言教育与文化传承和传播是相辅相成的，语言为津梁，文化为舟楫；北京语言大学建校50年已经为世界各国培养了13万名来华留学生，这些人很多已经成了中外交流的骨干力量；要加快培养兼通中西文化与学术的人文学者。如果是翻译文学作品，仅仅掌握好了语言、深入了解了文化，都还不够，译者最好还是作家，例如上文提到的布罗茨基翻译唐诗的效果就比一般汉学家强，就因为作家通过艺术想象而构筑的文学世界是一般的汉学家难以企及的。苏童认为如果是顺译的话，也就是从外语翻译为母语时，母语比外语更重要。他指出：“一个优秀的译者，应该可以以母语的色彩，替原作的缺陷化妆。所以，我不在意译者的中文有多好，如果译者的母语好，那就是一个最大的福音。”

四、讲好中国故事，超越“中国威胁论”

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翻译当然是很重要的一环，因为很多文化材料包括文学作品都必须依靠翻译才能送达外国，现在很少有像林语堂这样杰出的双语作家，即便是有双语作家，也无法真正做到中英文娴熟自由、任意转换。赵毅衡指出，林语堂从来不用中文写小说，也极少用英文写幽默小品。他得出的结论是：林语堂只有用英文写小说的能力。

正如本文第二节提到的，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典籍在海外的译介较为成功，接受度也比较高，而且重要作品基本上都已翻译出去。杜博妮指出，几个世纪的事实证明，中国传统文化的翻译已经成为世界文学中被高度认可的部分。目前更重要的是，要尽快将能够代表中国当代文学文化的作品翻译出去。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我们通过国家机构系统翻译出去的作品如《中国文学》和“熊猫丛书”甚至“大中华文库”在海外的接受度并不高，而西方译者则对中国现当代优秀的文学文化作品知之甚少，多数情况下选择哪一位作家以及什么作品来翻译具有相当的偶然性，例如麦家的《解密》在企鹅出版社的出版就具有这种偶然性。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葛浩文第一次阅读萧红的《呼兰河传》时。米欧敏（Olivia Milburn）、蓝诗玲（Julia Lovell）和葛浩文等之所以选择学习汉语并取得与之相关的博士学位，正是中国文学文化国际影响力的表现之一。

莫言之所以获得诺贝尔奖，很多人争论两个问题：一是莫言是否该得这个奖，二是翻译对莫言作品在海外的接受。基本共识就是莫言得奖应该归功于葛浩文和陈安娜（Anna Gustafsson Chen）等人的翻译。不过，对于翻译的作用我们也不能估计过高，一个作家的作品必须得有风格、有深度、有思想，如果没有这些，作品本身就不是伟大的作品，那么就算翻译得再忠实，也不可能变成伟大的作品。对此，诺贝尔奖得主莫言便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他希望作者能写出自己的汉语风格，不能为了便于翻译而迁就译者。

中国当代作家和其他著作者都有责任去创作出好故事以反映中国现当代的生活与社会变迁，积极参与到世界知识创造中去。一篇好故事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经验。尽管我们的背景、生活方式、哲学思想、政治制度不同，但作为人类，我们都有很多共同的信念、希望、情感和需要。正是这些使文学成为吸引人的艺术形式，时常超越人类生存外在的、短暂的形态，而集中在人的性情与状况上，而不问他顷刻间的情况。我国现代文艺界看似繁荣，但是大师级的作家很少，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有厚重的文化内涵的重量级作品也很少出现，缺乏大胸怀、大叙事，我国很少出现类似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伟大作家兼思想家。胡晓明认为，与法国、日本、韩国相比而言，中国仍然缺乏最好的艺术、音乐、戏剧和文学作品，缺乏大师级有分量的作品，而好的作品，仍然是传播一个国家的民族（国家）形象、文化价值的最大推动力。叶开则批评道：

中国作家倔强地回归所谓的“本土叙事”，埋头于琐碎卑俗世俗，与庸趣同沉浮，缺乏超越其上的理想及思想，而任庸俗现世主义盛行。同时，中国大多数作家也缺乏营造小说结构的兴趣和锤炼语言的能力，只愿意讲述一个简单的、不费力的故事——中国作家企图炼出“俗土”美学来吸引西方的关注，但这类“现世主义”文学因为过于卑琐，而无法成为一种鲜明的道德理想和有吸引力的人类价值新模式。因此，“中国故事”只能跟饮食男女有关。

这种批评可谓一针见血。我们从叶舒宪对叶兆言创作的《后羿》的批评即可见其一斑。叶舒宪认为，叶兆言的重述神话作品《后羿》，未能从比较神话学获得穿透性的认识，只是沿用了当代作家面对历史题材所惯用的“戏说”套路，把后羿塑造为远古西戎国一个阉割未净、仍保留性能力的阉人，把后羿与嫦娥的关系再造成母子乱伦的关系，使得整个“重述”走到“性而上”的方向。中国当代很多作品便都沦落为这种指向“性而上”的作品，以魅惑读者。与此相反，西方的重构神话，无论是乔伊斯（James Joyce）的《尤利西斯》（Ulysses），还是罗琳（J. K. Rowling）的《哈利·波特》系列（Harry Porter Series）、托尔金（John Ronald Reuel Tolkien）的《魔戒》（The Lord of Rings）、《霍比特人》（The Hobbit），还是丹·布朗（Dan Brown，1964—）的《达·芬奇密码》（The Da Vinci Code），背后均有深厚的知识功底，具有很高的文化学术含量，这些作品充分体现了作者对北欧神话、与《圣经》相关传说等古典资源的现代诠释与利用，所以这样的作品既叫好又叫座，是胡晓明眼中的大师作品。正是因为这些作品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所以出版后才风靡全球，既为国家树立了较好的国际形象，也为国家赢得了丰厚的经济利益。

因此，我们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不能忘记对中国古典资源的现代诠释与利用。叶舒宪指出，如果我们要重述中国古代的后羿神话，可以从比较神话学的透视中获得启示。如果我们要重述神话，那么我们首先应该比较神话，从而进行学术梳理和钩沉；不但要比较国内历时性的神话资源，而且要从共时与历时两个角度对中外的神话进行比较，获得比较神话学的透视力，从而为创作出大师级的作品做好学术准备。以神话或童话为基础，近些年来诸如《哈利·波特》系列、《魔戒》三部曲、《霍比特人》三部曲、《神盾局特工》（Agents of the Shield）和《格林》（Grimm）之类的影视作品在全球畅销不衰。而反观国内，具有这样高度、深度的影视作品则寥寥无几。

我国有五千年历史，有取之不竭的神话资源、学术资源供我们开掘、利用。我们既有《山海经》、《穆天子传》这样的远古神话，又有中世的《搜神记》和《太平广记》，也有清代的《阅微草堂笔记》和《聊斋志异》等作品，既有汉族的神话故事，也有其他少数民族的神话故事（如《格萨尔王传》），还有很多流传于民间的鬼神故事，这一切都可供我们采掘。只要能够真正深入研究，挖掘这些神话或故事背后所蕴含的民族心理和民族密码，以既能体现普适性又能表现中华民族特色的形式，肯定能创作出较为出色的作品，例如王安忆的《天香》、阿来的《格萨尔王》和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和《酒国》等莫不如此。葛浩文曾指出，《红高粱家族》兼容了神话与现实，传记与历史，英雄与平凡，在表现文化堕落的同时，凸显出重构历史的方式。因此，《红高粱家族》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文学翻开了新的一章。而《酒国》是一部复杂的寓言，写的不仅是国民性，还有如何定义真理、现实、想象和创造力等更大的话题。

而我国的对外战略经历了从“韬光养晦”到“和平崛起”再到“和平发展”的嬗变，直接可以看到在国际关系中，如果措辞或翻译不当，便会授人以柄，让外国人有机会鼓吹“中国威胁论”。

“和平崛起”这一说法，便是对“中国威胁论”的回应。但是这一说法本身却给中国外交政策带了极大的争议。乔舒亚•库珀•雷默指出，“中国崛起”这个词在之前的十多年早就随处可见，然而当郑必坚加入“和平”这个关键的褒义词之后，反而令国际社会更加不安。有保守主义者认为：“郑必坚的论述恰恰表明，中国的主要目标将是继续积聚国家力量。”

我们在迻译优美而伟大的中国作品和故事时，还要有强烈的政治意识，避免让人感觉到“中国威胁论”或“黄祸论”。就以“韬光养晦”为例，我们翻阅西方的文章时，尤其是关涉到中外国际关系的内容时，会发现西方大多将这一关键词汇翻译成“hiding one’s capacities while biding one’s time”、“conceal capacities and bide our time”、“hiding the light and biding the time”、“keeping one’s head down”。这些翻译据说均是按我国出版的权威辞书如《辞源》等的释义而做出的，再加上西方人在进行这些翻译时头脑中总会有“勾践卧薪尝胆”的历史想象，这样就授人以柄，总让西方人觉得中国人一旦强大起来，便会称霸世界。这便提醒我们，对于这些蕴涵着丰富历史内涵的文化负载词，我们在翻译的时候不能只相信辞书，我们最好是能做一番研究工作，将这些词汇的现代意义深刻地揭示出来。其实，“韬光养晦”是邓小平在20世纪90年代初面对当时动荡不安的国际形势，提出的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方针，从而让我国很快打开了新的外交局面，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赢得了较好的国际国内环境。而如果根据前述英文翻译，就会使人觉得中国很阴险，一直在养精蓄锐、等待时机。这无疑是对我国当时处理对外关系的重大方针的一种误读。尤其是美国国防部自2002年起开始发布的《中国军力报告》就专门引用并特别强调了邓小平同志过去提出的“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等战略方针，其中“韬光养晦”所用英文为“hide our capabilities and bide our time”， 此后，美国政府在2003年、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和2009年等六个年度的《中国军力报告》中都采用了同样的英文表述。熊光楷指出，这些错误的译法和解读又往往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势力所利用，以此攻击抹黑中国、鼓吹“中国威胁论”。

也有学者建议从传统资源和外国学者已有的翻译中来寻找消除外国人误解的方式。杨慧林指出，理雅各（James Legge）认为《道德经》第七章的意思就是“韬光”（Sheathing the Light），而“韬光”就是“教导人们不刻意琢磨、不刻意追求，从而才能成全自己的追求”（The chapter teaches that one’s best good is realized by not thinking of it, or seeking for it.)。现代人将“韬光”理解为隐藏实力、等待时机，那么理雅各为什么能从“韬光”看到“不刻意琢磨、不刻意追求”的深层涵义？杨慧林认为，这是因为理雅各将《道德经》和《圣经》结合起来进行互参互证，从而得出了较为合理而精当的诠释。

五、建立版权代理人制度，扩大作品的海外传播力  

近年来，国内学界热议的“软实力”概念是美国战略专家、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1990年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上的同名文章中提出的。该文章之所以提出“软实力”这一概念，是因为美国的实力在世纪之交显得相对弱了，而其他国家（如日本等国家）尤其在经济等领域变得越来越强大了。因而，约瑟夫·奈认为对于美国而言，应该改变过去的战略，不再是命令或胁迫别的国家去做它希望它们去做的事情，而应该吸引它们自己主动去做，这种比硬实力更有力的东西就是软实力。由此可知，软实力的提法，只是一种策略，一种掩饰，并没有改变美国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实质。此后，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巧实力”（smart power）依然未改变这一根本性质，只是变过分依赖硬实力或软实力为软硬兼施，其根本目的还是保持美国全球霸主地位。

其实，我国历史悠久，在传统文化里蕴藏着丰富的政治智慧，完全可以找到比“软实力”更为优越的资源。德保仁（Pierre-Henry de Bruyn）就直接提出，对中国而言，“软实力”并非全新的观念，其意蕴实际上也内在于中国古典文化之中。为此，他举了三个例子说明。第一，从汉语“文化”一词即可看出，在中国传统观念中，个人与社会的改变（“化”）极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它就是一种“软”的力量，能够影响和改变整个世界，正如《易经》所言：“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第二，另一个重要概念“道”意味着一种无处不在、至高无上的力量，与之相应的“德”的概念则是“道”的扩充；至高无上的“道”可说是一种“硬”的力量，而“德”则相对较“软”，二者共处于一种动态关联之中，正如处于动态平衡之中的“阴阳”辩证法。第三，在中国传统（尤其是儒家传统）中，“礼”也是与此相关的重要概念。中国古代君主的独断性政治权力可谓一种“硬实力”，而其施行与传播，则需要通过知识分子（即君子）的“软实力”。君子、士子以修身治国为理想，他们对“礼”的熟悉与实践，正是一种重要的修养与教化方式。德保仁由此认为，既然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文化”、“道德”和“礼”等都蕴含着“软实力”的意义，那么我们就不必外求，而只需直接运用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概念和思想。尽管德保仁是外国学者，但是他对中国文化核心思想的理解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中国学者同样也认为这些核心概念直接承载着中国文化的密码和基因。就拿“礼”为例吧，张旭认为，要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形态，文明化的“礼”是首要的、独一无二的、无可替代的途径。因为对于中国传统而言，“礼”就是文明，文明就是“礼”；“礼”是夷夏之别或中西之分的关键所在。离开“礼”来谈中国古典文明，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中国古代重要的《十三经》中关于“礼”的经典就有三部，即《周礼》、《仪礼》和《礼记》，而更为核心的《五经》中也同样有“礼”（诗、书、礼、易、春秋），中国古典文明是一个内在的“礼”的文明体系和伦理生活方式。

这些无疑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核心资源，我们既要继承这些核心资源的内在性，又必须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超越，才能更好地为中国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2011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提出了“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这一核心概念：坚持发展多层次、宽领域对外文化交流格局，借鉴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向世界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崭新形象和我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话语权是国家实力与国家形象的一种表现，作为世界文明大国，如果没有自己的话语权，那么就说明我国的国家实力和国家形象不理想，就无法引领时代发展和世界潮流。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全党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陈金龙认为，这“三个自信”就为中国话语权奠定了基础，为中国话语权的建构指明了方向；为了确立中国话语权，我们要破除对西方的话语依赖与话语崇拜，要提升中国话语建构能力，也要关注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积极评价。

基于此，我们跟着约瑟夫·奈等人继续倡导“软实力”，并不是一种最有效的策略。恰恰相反，这会予人以口实，让人觉得威胁。同理，不管是“中国崛起”，还是“中国和平崛起”，都给人这样的印象。尤其是很多外国人仅从“崛”字象形的形状就判定中国崛起将带来一场世界范围的政治地震。邹广文也认为，“和平崛起”和“软实力”之类的提法含着一种“文化帝国主义”心态，而一个健康和谐的世界应该是多种声音的共存，即和而不同，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也就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和平、共赢的生态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指出，“70年来，世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历史性地改变了人类的命运。全球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冷战对峙不复存在，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滚滚向前，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的方向发展，保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具备更多有利条件”，“70年来，亚洲国家逐步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从相互封闭到开放包容，从猜忌隔阂到日益增多的互信认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顺利实施，必须超越冷战思维、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因为我们将中国文化送出去，旨在让全世界的人民很好地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赢得与世界各国共赢的生态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有鉴于此，我们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也必须遵循共赢、互信的原则，这样才能真正让世界人民切实体会到中国人民爱和平、谋发展的决心和信心，才会真正消除“中国威胁论”的不良影响。对外宣传时尽量少提或不提“文化软实力”，而应该使用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或直接使用“文化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