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国古代文学巨匠欧阳修失传千年之久的96篇书简被重新发现的消息一经公开，就在中日两国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而发现这批书简的，正是日本当代汉学家东英寿教授。东英寿教授酷爱中国文化，潜心研究欧阳修数十年，对从南宋起历代编纂的欧阳修全集各个版本进行了全面比对和详细考证，终获重大发现。此外，他对日本江户时代的汉学、中国少数民族土家族的民俗学也有深入探究。近日，笔者就东英寿教授的学术历程、96篇书简的发现经过以及最新的研究进展等问题，对这位汉学家进行了一次专访。

  大学时代：与宋朝结下不解之缘 

韩淑婷：您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契机是什么？为什么选择了宋代文学，特别是将欧阳修作为研究方向？

东英寿：我并非一开始就对中国文化有着特殊情怀，其实比起埋首于故纸堆，我更喜欢体育。大学之前我一直都是田径队的队员，练习跨栏，中学时还获得过福冈市110米栏比赛的第一名。后来考大学时，因对文科比理科更感兴趣，想成为一名中学语文教师，就考入了九州大学文学部。

大二下学期，我进入九州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师从冈村繁老师，可以说是一种缘分吧。当时合山究老师（后来的副导师）问我，东同学你想学习什么呢？那时的我对中国文学一知半解，但却不知为什么竟回答说：“我对宋代感兴趣。”从此与宋代结下不解之缘。现在想来，非常不可思议。另外，大三那年参加的上海交通大学短期留学项目，也对我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4周的时间里，我和研究室的前辈们一起，走访了上海、杭州、苏州、无锡等地，参加了各种文化交流活动。每到一地，我都觉得无比新鲜，与在日本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那时我就产生了想要更加深入了解中国的想法。

本科时我主要关注了宋词，毕业论文也跟宋词有关。读研究生之后，有一天合山老师再次问我：“东同学，你有恋爱经验吗？”合山老师性格活泼，常常与学生开玩笑，我当时也不以为然，笑着答道：“没有啊。”没想到他说：“那你不要研究宋词了，考虑其他的课题怎么样？宋词非常感性，没有恋爱经验的人，是研究不好宋词的。”我恍然大悟，难道这就是我研究宋词觉得吃力的原因吗？于是我转而开始寻找其他研究课题。因为已经对宋代的整体面貌有所了解，所以还是决定将研究范围定在宋代。在日本，苏东坡十分有名，合山老师也是研究苏东坡的，但因为前人的研究数量庞大，恐不容易做出成果。于是我想到了苏东坡的老师欧阳修。经过一番调查之后，我发现，当时关于欧阳修的研究成果非常少，不仅日本这边数量不多，在中国也因为改革开放初期，新的学术体系还没有建立，关于欧阳修的研究也只有寥寥数篇。经过一番调查和考虑之后，我选择了欧阳修作为我的研究课题。

韩淑婷：您觉得九州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的学术环境如何？这样的环境对您的学习和研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能具体说说您接受了哪些专业方面的训练和指导吗？

东英寿：九州大学的中国文学研究室，学习氛围非常浓厚，当时对我产生了极大的触动。直到现在，前辈们默默无闻刻苦钻研的身影还浮现在我眼前。虽然他们看上去都不苟言笑、只专注于自己的研究，但如果向他们请教，他们又会非常热情地给予回应。那时我就立志要像前辈们一样，踏踏实实地把研究做好。

专业方面，印象最深的是冈村老师的《文选》课。这门课是大家一起读《文选》，当然不是泛泛而读，而是细化深入，把其中涉及的典据全部挖出来、吃透，不放过每一个细节。那个年代互联网还没有普及，不像现在点一点鼠标基本上就能获得需要的信息。当时都是实打实地一本一本地翻阅、查找，非常花费时间和功夫。冈村老师要求严格，容不得半点偷奸耍滑。比如有的同学偷懒，关于某个词的意思和用法没有查找最原始的典籍出处，而只是翻阅了《大汉和词典》之类的工具书，冈村老师就会针对工具书上的内容，质问词典上的引文是否在原始典籍上核实过了，如果没有，是要重做的。冈村老师上课的时候喜欢抽烟，面前总会放一个烟灰缸，我们通过他弹烟灰的频率可以判断他的情绪。如果他慢悠悠地吐着烟圈，偶尔弹一下烟灰，那说明我们做得还不错，他是赞许的；如果他焦躁不停地用烟戳烟灰缸，我们就知道这下完了，大概要重做。所以每次准备这门课，都要花费大量时间。而且那时研究室晚上10点就关门了，如果想要继续使用，是要提出申请的。我记得经常提交了申请之后，查找到半夜，有时甚至就直接在研究室合眼休息。虽然辛苦，但过目了大量的典籍，掌握了典据查找的基本方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于研究者来说，这是受益终身的事情。

  积跬步以至千里：版本研究漫漫之路 

韩淑婷：您是如何开始关注《欧阳文忠公集》的版本问题的？在发现欧阳修96篇书简之前，您主要做了关于欧阳修哪些方面的研究？

东英寿：学生时期我主要关注的是欧阳修倡导古文运动方面的相关问题，考察了欧阳修的夷陵贬谪对古文运动的影响等；之后在古文运动这条线上继续细化，开始关注宋代文学作品的文体、注释等具体问题，当然也是以欧阳修为中心进行考查的，比如对“太学体”的考查、对欧阳修《五代史记》里徐无党注的考查。毕业后我到了鹿儿岛大学任教，关于宋代和欧阳修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科举改革、古文运动以及诗文特色等方面，比如对北宋初期行卷的考察，对欧阳修洛阳时代的关注，对其诗文、散文、骈文特色的考察等。相关论文发表于《中国文学论集》《日本中国学会报》《人文学科论集》等学术期刊。

对版本问题的关注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南宋时期，周必大在孙谦益、丁朝佐等人的协助下，于绍熙二年（1191）到庆元二年（1196）花了6年的时间编纂刊行了欧阳修的全集《欧阳文忠公集》，共153卷。最开始，我对欧阳修全集各个版本的差异并不敏感。博士阶段时，主要使用了刊本《国学基本丛书》，因为觉得四部丛刊本没有标点，使用起来不太方便。同时还参看了日本出版的一些选集，主要是京都大学清水茂先生编著的朝日文库版《唐宋八家文》和明治书院出版的《汉文大系》系列之《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在朝日文库本和汉文大系本中均提到了天理大学图书馆所藏《欧阳文忠公集》（天理本）。所以早在博士阶段，我就知道了天理本的存在，但仅仅停留在天理本被指定为国宝，且版本比较早这样一个认识层面上。

任教鹿儿岛大学以后，我用科研费入手了天理本的复印件，虽然是从胶卷复印过来的，但因为有153卷之多，花费了100多万日元。通过对天理本的分析，我发现其并非周必大的原刻本，具体来说，是在第143卷的部分，可见周必大之子周伦添加的说明。除了天理本之外，日本宫内厅书陵部也藏有《欧阳文忠公集》（宫内厅本），于是我又用科研费入手了宫内厅本的复印件。因为宫内厅本是残本，仅存六十几卷，无法知道全貌，但通过刻工等的对比，可以确定天理本和宫内厅本是不同的版本。这个时候我的脑海里就浮现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国图本）、天理本、宫内厅本，这几个版本哪个更早？它们之间又有什么不同？由于手头没有国图本，无法立即做比对。恰好当时有一位从北京来的中国老师在鹿儿岛大学做访问学者，他说可以通过国图的朋友帮我复印，我欣然拜托了他。过了一段时间，我收到了从北京寄来的国图本复印件，可打开之后发现，这并不是真正的国图本。因为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南宋本《欧阳文忠公集》共有10种，其中最善本被指定为国图本，而从北京寄过来的，是另外9种之一的邓邦述跋本。我大失所望，也没有仔细翻阅就收起来了。

过了几年，大概是2005年，中国立项建设了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影印刊行了国图本《欧阳文忠公集》，这时我才终于入手了国图本。这样，天理本、宫内厅本、国图本的资料我都收集齐全了。虽然在这些版本的目录介绍上，都写着周必大原刻本，但如同我考察过后得知天理本并不是周必大原刻本一样，目录信息是不能盲目相信的。经过一系列的考察和分析，我梳理总结了此阶段可以得出的结论：天理本并非周必大原刻本，宫内厅本和国图本是同一个版本。

  一石激起千层浪 96篇书简重见天日 

韩淑婷：可以说在关注了版本问题之后，寻找周必大原刻本《欧阳文忠公集》一直是您研究的重心，在这个过程中，您却意外地发现了不为人知的96篇书简。请您详细说一说欧阳修96篇书简的发现过程。

东英寿：进入21世纪以后，欧阳修全集多次刊行，首先是2001年中华书局刊行了李逸安点校的《欧阳修全集》（全六册），此刊本虽长于校勘，但以清代欧阳衡本为底本一事，值得商榷。然后是2007年巴蜀书社刊行的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全八册），这套刊本多见李之亮的杜撰。直到2009年，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全三册）出版发行，私以为这套全集的质量最高，唯一的遗憾是只刊行了《欧阳文忠公集》153卷的第1卷至第75卷，也就是《居士集》和《居士外集》的部分，包含《书简》部分的剩余78卷没有刊行。

2006年我工作调动，从鹿儿岛大学来到了我的母校九州大学任教。2010年，我所在的比较社会文化研究院从六本松校区迁到了伊都校区。在整理办公室时，当年在鹿儿岛大学拜托中国老师帮忙复印错了的“国图本”、实为邓邦述跋本无意间映入了眼帘。于是，我随意拿起来翻看，却意外地发现，在第20卷的部分，未见到其他版本里面补充的内容。莫非邓邦述跋本就是周必大原刻本？带着多年未决的悬案终于要真相浮出水面的兴奋感，我决定针对原刻本刊行之后添加补充的内容，对天理本、宫内厅本、国图本所有153卷的内容做一次彻底的整理和确认。

通过比对我发现，第1卷至第144卷中，虽然可见周必大原刻本刊行之后添加的内容，但这些内容在今天的全集刊本中也可查找到。但在天理本的第145卷（《书简》卷二）中，我发现有一部分书简是国图本里没有的。针对这部分书简，我查找了手头的四部丛刊本、四库全书本，也查找了前面讲到的中华书局等近年来刊行的全集，都没有发现这些书简的存在。带着疑惑我继续对天理本和国图本第145卷之后的部分也进行了对比和确认，又陆陆续续出现了许多书简，这些只在天理本中出现的书简，合计有96篇。这就是新发现的96篇书简了。

韩淑婷：新发现96篇书简时，您是怎样的心情？您是如何去印证这个发现的？另外，为什么这些书简会在日本出现？

东英寿：96篇书简刚出现在眼前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困惑和惶恐。困惑是不知道该如何去理解这些书简的存在；惶恐是因为，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声名赫赫的大文人欧阳修，自古以来都备受瞩目，怎么会出现不为人知的资料？当然这种复杂的心情，很大一部分是此事出人意料。

然而，不管是要确定周必大原刻本，还是要确定这些书简是不是新发现，都需要去中国国家图书馆实地考察。该馆藏有10种南宋本《欧阳文忠公集》，不一一确认的话，是无法下结论的。就这样，在2010年暑假，我动身前往北京。本来是为了确认邓邦述跋本就是周必大原刻本而计划的实地调查，现在重点变成了弄清楚96篇书简的真相之旅。经过为期一周左右的调查，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10种南宋本《欧阳文忠公集》其中一个版本中，竟然发现了96篇书简中的36篇。最初发现96篇书简时，我的想法是它们只存在于天理本当中，所以这36篇的出现，完全颠覆了我的假设。就在有些懊恼之时，我突然转念一想，如果96篇书简真的只存在于天理本当中，反而有了日本人作伪之嫌，而国家图书馆所藏版本中这36篇的出现，不正好是这批书简流传到日本以前在中国也存在的证据吗？

为什么会出现这96篇书简，当然最根本的原因，首先是周必大原刻本中没有收录这些书简。当时南宋《欧阳文忠公集》153卷中，《居士集》50卷、《居士外集》25卷、《易童子问》3卷、《外制集》3卷等都已经见于世面，只需将它们收入全集中就好。而最后的《书简》10卷，是周必大等人在编纂全集时才首次收集整理的，在此之前并未以集子的形式存于世上。书简通常是写给个人的，发出去的书简大多只留存在收件人处，发件人处通常没有备份。因此，文体的特殊性决定了周必大等人在欧阳修作古后百年以上，想要收集到欧阳修全部的书简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其次是明代内府本《欧阳文忠公集》的刊刻问题。虽然现在不见明代内府本《欧阳文忠公集》，但查阅该系统的版本可以得知，明代刊刻的《欧阳文忠公集》，使用的底本是藏于内阁的宋代刻本，具体来说，属于国图本系统。因为在国图本中，附加了周必大原刻本之后新出的19篇书简，这19篇书简，在内府本中却被移到了本编部分。而天理本中，在上述附加的19篇书简之后，还附加了96篇书简，因此天理本是在国图本之后增补的版本，收录的书简数量更多。南宋末期，日本镰仓幕府创建金泽文库时，从中国购买了大量古籍，在当时的购书清单中可见《欧阳文忠公集》的记载，天理本就是在这时传到日本的。96篇书简的出现，恰恰说明了宋代时期中国文化对周边国家与地区的巨大影响力，而古籍得以传承于今日也再次反映了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和认同。当然，镰仓幕府在当时可以买到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天理本在当时是流通于世的普通版本，并不是什么稀世珍本。可能由于这个原因它没有受到重视，在中国没有好好保存下来，或在明代当时没有藏于内阁，因此明代编纂内府本时没有以天理本为底本。内府本《欧阳文忠公集》编纂完成之后成为了定本，以后刊刻出版的欧阳修全集都是以内府本为基准编纂的，就这样，附加于天理本的96篇书简从此被埋没于世。

  以书简为契机 探寻《近体乐府》真貌 

韩淑婷：您的新作《吉州本〈近体乐府〉考》明晰了欧阳修词作集的版本问题，刊登在最新一期的《日本中国学会报》上，这篇论作与96篇书简的关系是什么？96篇书简在其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东英寿：96篇书简的发现，首先验证了我之前关于《欧阳文忠公集》版本传承的推测。也就是，国图本和天理本都不是周必大的原刻本，且天理本是在国图本之后增补而成的。因为新发现的书简，都出现在了“续添”或者“又续添”这样的字眼之后。“续添”的意思是后人的添加、增补，具体到《欧阳文忠公集》来说，就是增补了周必大编纂原刻本时未收录的作品，那么“又续添”也很好理解了，就是增补了“续添”之后又新发现的作品。“续添”的字眼在国图本和天理本中都可以看到，国图本的《书简》十卷中，在“续添”之后添加了书简19篇，而天理本在国图本的基础上再次增补，在“续添”和“又续添”之后一共添加了书简96篇。邓邦述跋本仅存卷二十至二十三的4卷，无法进行更为详细的考察，但这4卷应该是没有“续添”“又续添”的记载的，因为邓邦述跋本是周必大原刻本。

以96篇书简的发现为契机，从“续添”这个关键词出发，我关注到了《欧阳文忠公集》中的《近体乐府》三卷，尤其是《近体乐府》中添加增补的部分。以此为线索，弄清楚了欧阳修《近体乐府》的传承情况。《近体乐府》是欧阳修的词作集，国图本《近体乐府》中收录了词作181首，而天理本在国图本的基础上增补了13首，分别是在“又渔家傲”的记载之后添加了12首、在“续添”的记载之后添加了1首，共计收录词作194首。按照96篇书简的思路，一开始我认为这13首词作也是至今为止未被人发现的欧阳修的作品，然而经过一番比对之后，却发现13首词作中的“又渔家傲”12首被收录在了《全宋词》中，这一点让我倍感疑惑。因为这12首词作只存在于天理本系统的《近体乐府》中，由于明代内府本《欧阳文忠公集》成为定本，天理本在中国并未得到重视，那么这12首词作是如何被收入《全宋词》中的呢？经过几番考察，在活跃于清末民初的吴昌绶所编的宋元词集《仁和吴氏双照楼景宋元本词》中找到了答案的关键。原来，吴昌绶所使用的正是天理本系统的《近体乐府》，而后来唐圭璋在编纂《全宋词》时使用的，又恰好是吴昌绶编的双照楼刊本，因此这12首词作得以收录在了《全宋词》中。《近体乐府》藏于清代内阁大库，而吴昌绶身为内阁中书，收集资料多有便利。此《近体乐府》后藏于京师图书馆，而京师图书馆正是今天的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之前讲到，国家图书馆中藏有10种《欧阳文忠公集》，由此可以知道，这10种版本中是有天理本系统的版本的，也就是吴昌绶参照的版本。只不过因为是残本，所以没有人关注。

收录于吴昌绶所编《仁和吴氏双照楼景宋元本词》中的《近体乐府》，也就是至今为止被称为“吉州本”的《近体乐府》。吉州，是欧阳修也是《欧阳文忠公集》的编纂者周必大的故乡，周必大于南宋庆元二年在吉州完成了《欧阳文忠公集》的编纂，吉州本《近体乐府》一直被认为是收于周必大原刻本中的《近体乐府》。但像我刚才说的，吉州本《近体乐府》是吴昌绶参照天理本系统的《欧阳文忠公集》编纂的，并不是周必大原刻本中的《近体乐府》。2019年夏天，我再次前往北京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对10种《欧阳文忠公集》的南宋刻本进行了全面的确认和调查，证实了这个结论。

触类旁通：日本汉学和中国土家族研究 

韩淑婷：在欧阳修以及宋代文学研究之外，您对日本江户时代的汉学和中国的少数民族土家族也有过深入的探究，可以说您的学术兴趣颇为广泛，能具体说说您都做过哪些方面的研究吗？

东英寿：任教鹿儿岛大学时，我申请到了日本汉学领域的科研经费，对鹿儿岛地域的汉学进行了一些考察。主要集中在儒学方面，比如对延德四年（1492）在鹿儿岛出版的《延德版大学》的考察，当然更多的研究是围绕萨摩藩（鹿儿岛江户时代的旧称）18—19世纪的史学家伊地知季安（1782—1867）进行的，其中最大的成果，是发现了伊地知季安的《汉学纪源》手迹。起初，我对《汉学纪源》进行过一些内容方面的考察，如它的特色等，而发现伊地知季安《汉学纪源》的手迹却是一次偶然。有一天，某家古书店的新进书目上，有《汉学纪源》一书，于是我联系古书店让它们寄样本过来一看。该书一共分三册，其中两册的笔迹是一样的，另外一册笔迹有所不同。笔迹不同的那一册的跋文里，写到这是出自伊地知季安友人之手的抄本；而笔迹相同的两册看不出来。这两册，我看到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字真是奇丑无比。因为伊地知季安在萨摩藩是很有名的乡土史学家，鹿儿岛大学图书馆里面藏有他许多作品的手迹，当然最多的是历史方面的著作。我查阅这些手迹之后惊奇地发现，这个奇丑无比的字与伊地知季安本人手迹相似。于是我找到了鹿儿岛大学研究历史学、熟知伊地知季安的老师一起进行了确认，最后认定这确实是他的手迹。我马上联系了古书商，花了25万日元将《汉学纪源》买了下来。当然古书商并不知道这是真迹，否则定价就不会这么便宜了。现在伊地知季安的《汉学纪源》手迹保存在鹿儿岛大学图书馆中，被指定为珍本。之后我又陆续考察了《汉学纪源》的各种版本以及它的编纂过程、对日本儒学的影响，还关注并考察了伊地知季安与日本其他文人的交流等。这些研究大概是在2000年前后做的，与欧阳修的研究是同时进行的。

对于土家族的兴趣，来源于我的一次旅行。当时我所任教的鹿儿岛大学和中国的湘潭大学是友好交流学校，每年都向湘潭大学派遣日语教师。1993年，我参加了这个项目，成为湘潭大学日语系当时唯一一名外教。系里有一位土家族老师，送给我一本土家族民间传说的书，我读了之后被深深地吸引了，觉得非常有意思。这本书用了很多土家族当地人的口述材料，而其中一位口述人正是这位老师的母亲。我本来对民俗学就很有兴趣，虽然中国以汉族为主，但我一直不认为汉族文化就简单等同于中国文化，少数民族的风俗文化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回到日本之前，我有幸访问了那位土家族老师的家乡，在那里参加了一个小型的土家族研究座谈会，并获赠了许多土家族的资料。回到日本以后，利用收集的资料，我试着撰写了关于土家族文学的论文。之后，我再次受到那位老师的邀请，专门前往中国亲身感受了土家族的传统节日，拍摄了大量照片，进行了具体的取材和调查。除此以外，我还作为共同研究者参与到了文化人类学领域的研究课题之中，对土家族和苗族进行了实地调研，陆续撰写了土家族的摆手舞以及洪水型创世神话相关的论文。土家族民俗学研究的经历开阔了我的研究视野，直到今天，我对中国少数民族依然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有机会还想去云南感受一下那里的少数民族文化。　　

（作者系日本九州大学比较社会文化研究院特别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