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民，缅甸翻译家，中国文化译研网（CCTSS）资深会员。他致力于中国文学的翻译工作，积极向缅甸读者推广中国文学。他的主要翻译作品包括：《论语》、《围城》（钱锺书著）、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长篇小说《蛙》、《生死疲劳》、《红高粱家族》等。即将出版的译作：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他曾获得2008年缅甸国家文学奖翻译奖、2015年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青年成就奖。

一、阅读是翻译的开始

作家通过文字打破了时空交错的壁垒，使他们的整个人生连同其创作的作品在不同时空里，依然会被人们一次次地翻阅，作者和阅读者们就在这来回翻阅纸张的指尖相遇。作家的经历以及他笔下的故事，也通过这一张张来回翻阅的白纸黑字，对人们的现实人生带来了或大或小的影响。 

对杜光民（Kaung Min）而言，正是从阅读开始，他一步一步走上了翻译之路。童年时读到柯南·道尔的作品，不仅让他遇见了文学，也让他自己有了最初的梦想，医学和文学像两粒种子在心底慢慢萌芽。“我上大学的时候是学医学的，我从小就非常喜欢福尔摩斯侦探小说，并羡慕其作者柯南·道尔，梦想长大以后要像他一样既是医生也是作家。” 读大学时，一所缅华图书馆不仅能让他打发闲散的时间，也更让他接触到了许多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尝试翻译中国的文学作品也就成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在仰光，我家附近有一所缅华图书馆，我上大学时，经常会到那儿看一些中国的图书。那里收藏了一些中国的四大名著及鲁迅、老舍等大作家们的作品，当然，还有钱锺书的《围城》。我翻译的第一部和第二部中国图书就是在那儿发现的。”在这所缅华图书馆里，杜光民肆意享受着阅读带给他的欢欣和愉悦，也感受着不同作家通过文字勾勒出的中国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众生万象。对他而言，这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度，身虽从未踏入半步，心却早已徜徉万里。正是因为阅读，他开始了自己的中缅翻译之路，尝试着将中国作家的作品翻译成缅甸语，让更多缅甸人了解中国的文学作品。

2015 年，杜光民获得了中国政府颁发的 “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青年成就奖”，这是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设立的一个政府奖项，每年都会评选出在介绍中国、翻译和出版中国图书、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那些外国翻译家、作家和出版家。杜光民因为出色地将中国当代作家莫言的作品翻译到缅甸而受到中国政府的这一嘉奖。他通过翻译莫言、余华等人的作品，让更多的缅甸人认识和了解到中国当代的作家在思考什么，当代的中国人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什么。从汉语到缅甸语，这种文字之间的转换，不仅是文学作品的流散和传播，还代表了人与人、国与国之间更深入紧密的认识和了解。

当代作家麦家在一次针对翻译家的活动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所有的冲突都是因为误会，所有的误会都是因为不了解，所有的了解都是从你们（翻译家）手上开始的。” 作为一名翻译工作者，语言转换的表象背后，不仅是翻译工作者的兴趣和热爱，还要有严肃和认真的责任意识，从事翻译工作的杜光民也不例外。开始接触翻译确实是兴趣使然，但真正开展文学作品翻译时，许多复杂的问题都会牵涉其中。所以，对杜光民而言，虽乐在其中，但仍需脚踏实地、伏案思索、苦心经营。

二、阅读者与翻译家 

一个好的翻译家首先应该是一个好的读者，而一个好的读者应该对生活有着细致入微的观察和体验，可以用一双灵动的眼眸捕捉到事件背后的某种深意。对杜光民而言，他首先是一个阅读者，然后才是一个翻译工作者。

当作家用自己的生命体验去创作时，无数的读者也会凭着自己的生命体验去阅读，对于一个翻译家而言，面对一部小说，阅读者的身份无疑是先于翻译者的身份而存在的。每个被作家创作出来的故事都会面临一段心灵旅行，从某个人的内心出发，途经其他千千万万人的内心。就一部外国作品而言，这段旅行只有借助翻译家的工作，才可以跨越语言和阅读的障碍，抵达另一世界的彼岸，才能让故事顺利地飘落到人们的心中。 

当谈及“作为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体悟以及对自己翻译工作的影响” 这一话题时，杜光民也分享了自己在阅读余华的《活着》时的一些感想。他说《活着》这部小说极具戏剧性的故事情节让他回想起多年前他在政府医院工作时的一段经历。杜光民大学毕业后，曾在政府医院工作过一段时间，当时是被派到缅甸西部的一个医院。“一天晚上，有一位病人因突然晕倒被送到医院，是一位老太太。医护人员给她采取了及时的治疗，然后让她住院。稍后，又一名死者被送到医院，他是一位踩三轮自行车的师傅，送来的人说他是在载一位乘客回家时，在半路突然死亡的。” 在医院这个治病救人的场所，接连发生生重病和死亡之类的事件并非稀奇之事，但对于那位三轮车师傅搭载的乘客而言，就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巧合事件。杜光民紧接着讲到了这个事件中最戏剧性的一幕，蹬车师傅搭载的乘客恰巧就是先前那位患者的女儿，因为老太太需要住院，她原本想回家安排一下家事，以便在医院好好照顾母亲，却不曾想在回家的路上，送她回去的蹬车师傅突发不幸。生活本身就极具戏剧性，波澜壮阔、百转千回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随时上演，这位女乘客一不小心就成了故事里的主角。

有时候，不是作家笔下的故事太戏剧性，而是生活带给我们太多的意外和惊奇，这些生活中的偶然和巧合被有心人拾起来，摇身一变，或许就成了某个人手中捧着的一本小说。当一个人在阅读文学作品时，现实的生活场景与虚构的叙事场景就会重叠在一起，它会让人的思绪暂停，进入某种静止的思考和反思，生活像极了一场不会暂停和重来的表演剧目，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角，又都是他人的观众。杜光民最后也感慨地说：“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乐极生悲。还有死亡，当它还没想找上你的时候，你怎么样也不会死；当它真的想找上你的时候，你怎么逃也逃不掉。其实人生很短，所以人在活着的时候应该更加好好珍惜。” 

除了对世事无常的感慨，杜光民也对作家创作出来的作品有了更深的体悟，对自己现在所从事的翻译工作也有了更多的认识。他表示，这段经历对他的翻译工作有一种无形的助推力，激励着他不断阅读、不断翻译，不停地寻找生命中更多被作家定格下来的生活景象。他意识到，翻译小说一方面是发生在语言层面上的文字转换，这个层面不太牵涉情感，更多指向翻译的方法和技能，另一方面更是人们越过语言的差异后，对生活本身的把握和反复感受。 

对于杜光民而言，翻译小说就是要学会在生活里观摩人生，在小说里寻找生活，并在翻译的过程中把作者想要表达的生活用另一种文字还原呈现在人们面前。

三、在生活中感受文化 

虽然杜光民从小就学习华文，并在成长过程中阅读了许多中国作家的作品，但是直到 2015 年，他才第一次身临其境地将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与现实感受的中国合二为一。“2015 年夏天，我第一次到中国，是到北京去领奖的，那一年我获得了 ‘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青年成就奖 ’。”2015 年至 2018 年，杜光民总共来过五次中国，不仅感受到了中国四季分明的天气，体会到了惬意的凉风拂面吹来，而且还更加切身地了解了中国悠远博深的文化底蕴。“截至目前我已经到过中国五次，其中三次是北京，另外两次是贵阳和广州。我居住的地方仰光属热带气候，全年长夏无寒冬，即便是冬天，有时候出到户外也会流汗，所以我每到一个气温比较凉爽的地方，就会有深刻印象。我到北京和广州虽然都是在夏天，但这两个城市都给我留下很多美好的回忆。到贵阳去的时候，刚好是秋天，天气凉爽。当时我是去参加在贵阳孔学堂举办的一个活动。除此之外，我还到了王阳明先生居住过的阳明洞。贵阳之行虽然短暂，但我感受到了中国儒学的魅力。”这种亲身游历的感受，不仅刷新着杜光民对中国当今社会生活的认知体验，而且，通过接触这些被浓重的传统文化晕染、浸润的人和事物， 他也更能体会到中国作家笔下的中国。 

缅甸与中国的云南、西藏一带接壤，两国山水相连，文化交流更是源远流长，两国之间在文化上有很多相同点，也有着各自鲜明的文化特征。谈到两国之间相似的文化特质，杜光民表示：“我所见过的中国人和缅甸人都很重情重义。还有，中国人和缅甸人一样，对长者都很尊重，孝敬父母师长，这是很好的传统美德。”  杜光民曾用四个月零三天的时间翻译了莫言的《生死疲劳》一书，他表示，选择将这本书翻译成缅甸语，除了小说本身的阅读魅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中缅文化观念中的相似性，这部作品中有很多佛教六道轮回的观念性文化背景。虽然缅甸是南传佛教，中国是大乘佛教，但相比于西方读者，拥有佛教信仰的缅甸读者更能感受到《生死疲劳》里说的一些事，也更容易体会这其中的深意，比如西门闹死了，轮回成牛、狗、猪等，缅甸读者比较容易懂。谈到两国文化之间的差异，杜光民表示：“ 我第一联想到的是，中国人吃饭用筷子，缅甸人吃饭是用餐匙和叉，或者，要依照传统的话，是用手吃，当然吃前首先会把手洗干净。其实缅甸人，尤其是在城市居住的大多数人也会用筷子，我们到中国餐厅用餐的时候也会用到筷子。在缅甸，我们管筷子叫 ‘tu’，是从 ‘箸’ 的闽南话发音（tu）演变过来的。” 其实，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在我们日常化的生活中最能淋漓尽致地体现，也是我们能直接感受和体验到 的地方。除此之外，在谈论自己翻译过的《蛙》与《活着》这两本小说以及其中的女性形象时，也间接提到了两国文化之间的一些差异性：“《蛙》是我翻译的第一部莫言作品，《活着》也是我翻译的第一部余华作品。从这两部作品中我深深感受到，无论是在哪一个国家，每个时代都需要有像‘姑姑’ 这样的政策执行者，还有像‘福贵’ 这样活着并且还记得自己所经历过的时代，然后肯把自己经历过的这一切告诉下一代人的，像活生生的一部史书一样的人物。至于女性的 ‘生育’ 与 ‘死亡’，缅甸有一句俗语，叫作 ‘男人乘筏，女人生娃’，意思是说男人当木筏工人，女人生孩子，这两件事都是要冒着生命危险去做的。所以在缅甸人的眼里，母亲比父亲伟大。‘父母’ 这个词的缅甸语，如果要直接翻译的话，是 ‘母父’，母在前父在后。中国人称呼自己的父亲与母亲为 ‘ 父母 ’，缅甸人称呼自己的母亲与父亲为 ‘母父’。”

谈到中国文化及文艺作品在缅甸的传播，杜光民更是以一个从小生活在缅甸的普通人的视角，为我们讲述了他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种种中国印记。“ 其实早在20 世纪 90 年代，缅甸电视台就开始播放中国的《西游记》及《包青天》等电视剧，孙悟空、包青天等角色在缅甸可谓家喻户晓。” 这些由古代经典文本改编成的电视剧，让生活在缅甸的人们以更直观可见的方式感受到了浓郁的中国特质。除此之外，杜光民还谈到缅甸人也非常喜欢中国的传统书籍，如四大名著等，其中把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翻译为缅甸语的翻译家，还因此获得了缅甸国家文学奖翻译奖。虽然缅甸人对《三国演义》《西游记》也较熟悉，但让人颇感遗憾的是，这些中国的古代长篇章回体小说至今仍没有完整的缅甸语翻译本。不仅是传统文学，以鲁迅、老舍、 郭沫若、茅盾等为代表的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作品在缅甸也广受欢迎。如老舍的《茶馆》、郭沫若的《屈原》，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被缅甸的作家和翻译家介绍给缅甸读者。后来钱锺书的《围城》在缅甸出版，也受到关注。当谈到现如今缅甸的读者希望能读到中国的哪些文艺作品时，杜光民表示，缅甸的青年阅读群体比较向往中国 的武侠小说。

杜光民是缅甸人，但同时，他还有一个身份——华裔。杜光民自然也谈及了一些有关华人在缅甸的生活状况。他表示，缅甸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缅甸的华人与其他各民族人民，都相互尊重对方的文化，同时也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与全球的华人一样，缅甸的华人也过春节及其他的传统节日。“我居住的城市仰光，每逢春节唐人街节日气氛非常浓厚，会有很多的舞龙舞狮表演，非常精彩。” 此外，他还提到，缅甸在最近几年实施了改革开放，这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谋而合，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因此日益活跃起来，因为频繁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很多教华文的私立学校也相继在缅甸创办起来。

四、用心良苦：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 

杜光民对中国及汉语的接触和熟悉从他的幼年就开始了，因为他的华裔身份，父母在杜光民的幼年就有意识地让他接触和学习汉语：“我小时候在课余时间，父母就会送我到华文补习班去学习华文。于是我从小就开始与中文结了缘。”这样的学习经历让杜光民在阅读中文图书时少了很多陌生感和疏离感，也因为这样，他从一名医生到一名翻译者的身份转变也更加顺畅和自然：“起初翻译对我来说还只是业余的爱好，但随着翻译并出版了多部作品，我更加爱上了文学翻译这个工作。当我阅读到一部我很喜欢的作品时，我就会想要去翻译它，分享给其他人。” 翻译对他而言首先是兴趣使然，因此他在取舍自己的翻译作品时并没有太多的强制性标准，但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标准是要先打动作为读者的自己，“由于起初翻译对我来说还只是业余爱好， 所以我从一开始到现在，只要是我喜欢的作品，并且认为应该翻译的话，我就会去翻译它。我翻译的大多数作品，都是我自己喜欢的，翻译后，才去找出版社出版。当然也有一些作品是出版社建议我来翻译的。对我个人来说，一个好的作品，最重要的是，它能够感动读者的心。” 

翻译，从某个层面上理解，就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在这个转换过程中，翻译工作者是最为重要的。因为两种语言的相遇以及分离是在他们的大脑中开始和结束的。杜光民结合自己在翻译实践中的具体问题，谈了自己对翻译这份工作的一些理解和感悟。

对他而言，翻译作品，尤其是文学类的作品，需要考虑对原著多方面的效果呈现，“这几年，我翻译的中国作品，几乎都是文学类的作品。我认为翻译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仅要忠实于原著，还必须力求传递出原著的文学风貌和精神风貌。翻译小说有时候需要考虑读者的文化习俗，不能把原文里面的东西全部都直接翻译过来，这样读者会感觉不容易接受。所以在不影响原文的基础上，需要进行润色、加工与改良”。杜光民随即举了一个实例加以说明，“我目前正在翻译的《许三观卖血记》里，许三观卖完血要喝二两黄酒。但是，如果把 ‘二两酒’ 直接翻译成缅甸语的话，缅甸读者不会一看就懂，他们会觉得奇怪。因为在缅甸，酒不是按两卖的。在缅甸，一两酒的概念相当于一pak 酒。说一两酒，缅甸人会觉得不熟悉，但一pak 酒就熟悉了。所以我就用了缅甸人熟悉的，一看就会了解的缅甸名词 pak（发音：/pɛɂ/）来取代两。刚好缅甸的 pak 和中国的两的量也差不多 ”。量词 “两” 对于无法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普通外国读者而言，确实有阅读和理解上的困难，如何让本国读者更贴合文意来理解这些中国的文学作品，是杜光民一直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当谈及如何处理原著作品中的人名、地名等细节性问题时，杜光民也给出了相当详尽的解释和回答。在他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问题会牵涉音韵学方面的理论知识，以及汉语和缅甸语音系统的差别。杜光民先是讲了些有关地名翻译的例子：“之前我就听一位朋友提到过，委内瑞拉（Venezuela）这个国家的名字写成中文怎么变成了 wei nei rui la 的发音。我想他指的可能是为什么把zue 发音成 rui。这可能是效仿音译 ‘瑞典’ 和 ‘瑞士’ 这两个国名的音译法，‘瑞典’ 和 ‘瑞士’ 在早期音译成汉字时可能受到闽南语或粤语的影响，因为‘瑞’在这些方言的发音里的辅音是 /s/（闽南语：/sui/；粤语：/sɵy/），而不是像普通话里的发音 /ɹ/。我说这些想表达，中文在音译外文名的时候，有些地方会依然保存以前的音译方式。我们在将中文翻译为缅甸语的过程中，基本上是以汉语拼音的发音为标准来转写的，但有些中国的地名却不能完全按照拼音直接转写成缅甸语，而是会依然保存以前的音译方式。例如，云南省的中缅边境城市瑞丽，在缅甸语里叫作Shweli /ɕwe-li/。将缅甸语音译成中文时，也有同样的音译法，例如，缅甸的前领导人丹瑞 Than Shwe  /θaɴ-ɕwe/，中文的这个瑞字，它用在音译外语时，通常代表 /s/ 辅音。在音译缅甸语的时候‘瑞’除了代表Shwe/ɕwe/ 之外，它也代表 Swe/shwe/ 辅音。所以丹瑞的瑞，虽然它的缅甸语发音是Shwe/ɕwe/，但按照传统的音译方式，就会写成‘瑞’（rui）。现任的缅甸副总统敏瑞Myint Swe/mjɪɴ-shwe/ 的‘瑞’在缅甸语的发音则是 Swe/shwe/。所以音译成中文‘瑞’的缅甸名会有两种，一个是 /shwe/，另外一个是 /ɕwe/ ，这两个发音音译成中文时都写成‘瑞’（rui）。” 杜光民列举的这些翻译实例，说明有些地名的翻译并非完全依据汉语拼音直接转写成缅甸语，而是采用以前传统的音译方法。而以上提到的这两种 音译方法在人名翻译中也并行不悖，“有一些中国的人名，音译成缅甸语的时候，也会依然以缅甸人已熟悉的发音来写。像毛泽东的‘泽’和江泽民的‘泽’，音译成缅甸语的时候，前者的发音是/si/，后者的发音是/zi/，虽然发音很相似，但在缅甸语的拼法却不一样。因为毛泽东的'泽'是依照以前的威妥玛拼音 tse 加上缅甸人习惯的发音方式音译的，江泽民的‘泽’则是依照现在的汉语拼音 ze 加上缅甸人习惯的发音方式音译的。为什么我后面要强调缅甸人习惯的发音方式呢？这是因为缅甸语没有/ɤ/ 这个元音。”

谈到缅甸的翻译现状以及中国作品在缅甸出版等问题时，杜光民指出：“ 在缅甸，要出版一部不是从英语翻译的翻译作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出版从英语翻译或转译 的翻译作品的出版社比较多，而从中文直接翻译的翻译家也相对比较少。这也许可以说是中国作品在缅甸翻译、出版中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虽然缅甸的出版行业更青睐那些从英语翻译或转译的作品，但是杜光民在翻译中国作家的作品时，仍然坚持选择以汉语作品为原本来开展工作，他认为，这不仅是对使用这一语言的作家的尊重，也是对翻译这一工作的认真负责。杜光民当前的工作重心主要还是放在对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翻译工作中。短短几年的时间，他已经将莫言的《蛙》《生死疲劳》《红高粱家族》这三部小说以及余华的《活着》翻译成缅甸语，目前正在翻译余华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谈及自己接下来的翻译计划，杜光民表示，他计划将莫言和余华这两位作家的更多小说翻译并介绍给缅甸的读者。

五、遇到更好的自己与他人 

杜光民从事专门的翻译工作虽然只有短短若干年的时间，之前自己也并未受过专门系统的翻译训练，但是凭借自己对中国文学的极大兴趣，以及自己对翻译工作认真严谨的态度，毅然走上了这条翻译之路。这是一条让人颇感孤独的路，一个人、一张桌、一盏灯、一把椅，没有欢声笑语，没有把酒言欢，只是安静地思索和琢磨。陪伴他的，可能是夜晚的月光、徐徐的暖风、明媚的春光，当然，还有白纸上一个个灵动的汉字。但走在这条路上，杜光民满心欢喜。正是因为阅读，他认识了自己，又因为翻译，他一步一步遇见了更好的自己和他人。对杜光民而言，他的翻译之路才刚刚开始，未来，他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而我们，除了期待，就是安静地等待着他带来的惊喜。

本文转载自《汉风》辑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