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9日，由大连外国语大学、中国新闻史学会全球传播与公共外交专业委员会主办的2022第六届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大连论坛聚首云端。来自海内外从事中华文化研究的300余位专家、学者和3000多名社会各界人士集聚云端，围绕“数字媒介与国际传播：新特征 新理念 新方略”这一时代课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

开幕式合影 （潘婧妍摄）

论坛开幕式上，大连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王伟辰首先致辞。他指出，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数字媒介与国际传播：新特征 新理念 新方略”。之所以将主题确定于此，是因为随着互联网的全面普及和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各行各业都面临着数字媒介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作为一种新型工具，数字媒介代表着最新的媒介观念，其传播主体的多样化、传播内容的互动化、传播渠道的整合化、传播对象的细分化、传播效果的智能化等特点，为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更为崭新的视角。

在开幕式上，中国新闻史学会全球传播与公共外交专业委员会会长、浙江大学吴飞教授代表论坛主办方致辞，并做了题为《数字传播时代的信息掌控力的理念与对策》为主题发言，他以俄乌战争、海湾战争为例，提出在舆论战中，应加强战时舆论战的建设，提升中国真正的国际话语权；以世道人心为标准来进行传播，站在正义的高度赢得舆论的共鸣；加强官方机构和个人的发布能力，充实后备力量，提升发布直接性和可近亲性。

在主旨演讲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胡正荣做了题为《以文化人：国际传播的价值与意义》的演讲。他指出，中国国际传播的文化内容是很丰富的，但是传播做得还不足。。他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对中国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中国文化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他以《媳妇的美好时代》、李子柒、TikTok等具体案例，提出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要在视野上由“中国”转向为“世界”，在传播主体上由“我”转向“我们”，在传播重点上从“历史”转向“现在”与“未来”，在叙事策略上由“宏观大场面”转向“微观细节”。

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院长于运全做了题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数字化新进路》的演讲。他认为，中国文化数字化出海的发展机遇，在于疫情对文化消费方式的改变，促使中国文化产业业态发展格局发生变化，信息技术的快速变革与发展，代表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新方向。中国文化数字化出海的优势特色，呈现为规模快速增长，六大业态百花齐放；深耕国风，文化影响落地显效；整合全球资源，走向中国创造三个层面。而对于中国文化数字化出海的主要短板，他认为主要存在主题内容深耕不够、地缘因素阻力较大、版权保护成为痛点以及产业人才缺口较大等问题。对于中国文化数字化出海的新方略，则应强化文化内核，丰富数字文化国际表达；聚焦优势业态，壮大数字文化全球产业；完善法律法规、健全数字文化产权保护机制；针对行业需求，加强人才培养和队伍培训。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院长，《现代传播》主编隋岩做了题为《国际传播中的巧传播》的演讲。他以香奈儿5号的广告和《巴黎竞赛》封面两个典型的案例，说明意义移植在传播领域具有重要的作用。从商业到意识形态，都是价值观的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没有变化，但随着符号性的增强，可以使商品价值增强。传播领域中有很多技巧，成功的传播都是成功的意义移植。他指出，隐喻和换喻隐藏在人类的深层思维，能够通过熟知的经验理解未知，有效的意义移植可以形塑人们的价值观，可以借助人类思维承载更多的意义、更加丰富的感情。在国际传播中，有效借用语言学领域的修辞技巧，也可以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院长李本乾做了题为《中国对外传播的路径与策略》的演讲。他认为，中国对外传播的困境主要呈现在四个方面：传媒整体出口规模不断波动，增长率在下滑；海外互联网视频平台的中国内地主流媒体影响力相对较低；外媒涉华的负面报道较多；海外互联网视频平台上，各国媒体影响力排行榜上中国频道的缺失。针对以上困境，他提出中国对外跨文化传播模式应侧重于三个方面：基于共同利益的对外传播研究；跨文化传播的冲突区与融合区诊断，重视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差异，基于共同利益的对外跨文化传播。提升中国对外传播策略，要做到：从正面报道向负面报道结构调整；从完美中国向完整中国战略转型；从虚拟中国向真实中国战略转型；从被动他塑到主动自塑战略转型；从宏观叙事到具体趣味战略转型。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中国故事创意传播研究院院长陈先红做了题为《“走进去”与“走出去”：儒释道思想国际传播战略研究》的演讲。她结合儒释道思想，认为文化的国际传播涵盖“走进去”与“走出去”两个层面。所谓“走进去”，即建构儒释道对外话语体系，讲好儒家“治世”故事，构建“治国理政”政治话语体系；讲好道家“治身”故事，构建“中医养生”民间话语体系；讲好佛家“修心”故事，构建“慈悲包容”宗教话语体系；讲好儒释道“三教合一”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公共话语体系。所谓“走出去”，即儒释道思想国际传播的整合策略：建设儒释道思想多语种语料库的策略；聚焦儒释道思想返本开新学术交流策略；儒释道思想跨媒介叙事参与策略；儒释道思想仪式生活体验策略；儒释道文化关键词对外传播策略。

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徐宝锋做了题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本土化效应》的演讲。他结合“中外汉学家翻译家人才动态数据库”等工作成果，提出了国际传播能力本土效应的三个要素：内容要素。要打通国外的真正需求，做到有针对性的内容国际传播；语言要素。在西方语言作为主导的语境下，进一步提升中文的影响力；市场要素。中国图书的上架率、购买率、阅读率仍然不高，要将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的平衡落实到位。他指出，目前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本土化效应存在三个误区，即中华文化的普遍适应性；社会接受的无差别理解性；汉学家群体的广泛代表性。因此，本土化效应的强化路径主要有三：实现内容选择的双轮驱动；建设本土化解码的专业化人才队伍；强化市场引擎的推广机制。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出版社副社长张毓强做了题为《移动性、全球数字生活、液态社会与国际传播的机遇与挑战》的演讲。他以移动性与流动性视角，引出“流动即传播，传播是流动的意义和价值所在”的结论。全球流动性与国际传播的情况，仍然存在着物质性扩散网络及其控制（传播物质性与暴力）；移民与迁徙（文化间传播）、舆论斗争（意义的流动性组织与对抗）、文化走出去（文化空间的突破）等困境，因此流动性的问题势必会带来国际传播的问题。而全球数字交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则推动全球进入数字化生存和数字化交往的新阶段，将呈现“液态现代性”的特征。信息流动性增强带来的不稳定性，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数字文明时代到来，弥补了工业文明时代以来的落差。中国国际传播面临着新的挑战，在信息容量倍增的同时，带来沟通的倍增与沟通障碍的倍增，既往的完美社会、理想主义的“形象范式”将面临调整。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国际传播研究所副所长沈国麟做了题为《表达共同体：国际传播中的全球民族性》的演讲。他结合全球各国的电视传播网，提出了“媒体民族性”的概念。在国际传播中媒体不仅传递着民族的语言，代表着民族的文化和价值观，其存在本身就是民族的一种象征。在表达的政治层面，全球传播结果的不平等情况依然存在，发展中国家需要联合起来应对媒介帝国主义，共同体表达的是自己的利益和文化，共同体的表达希望被国际社会所关注和认同，表达形式本身也会成为民族国家的标志。“国际传播中的全球民族性”，指的是媒体在进行国际传播时，用全球化的方式呈现和表达民族性，体现出来全球性和民族性的联结。全球电视新闻网是一种表达方式，这种表达兼具全球性和民族性，民族的声音越是想被全世界听到，则越是要以全球性的方式来表达。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新时代网络舆情与情感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徐明华做了题为《从传播主体到传播效果：国际传播中共情层次的理论建构和实践路径》的演讲。她以“共情层次”为视角，认为亟需建构情感视野下的立体传播体系，并采用差异化共情策略。在国家叙事层面，应减少意识形态排斥性，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打破二元对立思维框架，凝聚共识，求同存异，关注人类共性诉求，保持价值中立。在媒体叙事层面，应回归传播本位，通过与国家叙事和民间叙事的“和声共振”，广泛融情，实现从“独白式”到“复调式”的传播格局转换。在民间叙事层面，积极寻找情感契合点，关注不同国家作为世界公民的相似性，通过技术赋能，实现以受众为中心的精准共情，打造情感共同体。

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贾鹤鹏做了题为《科学如何作用于国家形象建设——基于美英德日韩泰调研的反思》的演讲。他以详实的数据为基础，深入研究了科学如何作用于国家形象建设。研究显示，各国公众对中国科学的好评度，超过了其他大多数领域。尽管在事实上科学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因素，但在我国对外宣传工作中，科学传播工作还未得到足够重视。西方公众对中国科学的认知，一直以本国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为主，我国亟需在这一领域进行系统性布局和顶层设计。科学促进国家形象的机理可分为四个方面：各国公众对一个国家科学水平的评价显著影响了其对该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公众主要通过科学营造的能力感知来认识国家形象；公众对科学与政治相关性的认知往往会显著影响欣赏水平；对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认可则会促进公众对该国治理水平的赞赏。

大连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郑敏做了题为《“守成”与“创新”：数字媒介下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发展趋势》的演讲。她提出，21世纪以来，通过海外互联网视频平台等各种媒介传播中国文化已经屡见不鲜。数字媒介下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是数字媒介对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渠道的技术化消解，使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非专业化加剧，这种表现形式越来越娱乐化。数字化语境中的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事业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数字媒介的深度融合与实时互动，从而使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有效地向数字媒介延伸，使数字媒介真正成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有益补充。

在本届论坛上，中国日报网与大连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研究中心、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发布了《2021-2022年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十大案例》。大连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唐润华介绍，本次评选由大连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研究中心、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中国日报网共同举办，评选对象为2021年3月至2022年2月间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重大活动和项目、热点事件、优秀作品、先进典型等，以期总结经验，鼓励创新，树立典范，更好地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经过评委会的遴选及评审，十大案例已经揭晓，获得2021-2022年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十大案例的分别是：北京冬奥会传播中华文化独特魅力；三星堆考古新发现震惊全球；云南野象迁徙吸引全球媒体和民众目光；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特色鲜明受关注；汉服风从中国刮到世界；“洋网红”成为讲述中国故事新力量；元宇宙拓展博物馆文物文化传播新空间；《典籍里的中国》引发海内外观众强烈共鸣；美国共产党员探寻百年大党成功密码；网络新媒体助力中国各地文化走出去。

本届论坛还评选了优秀论文，《叙事视频化与跨文化话语调适：国际传播的“和”“美”破局》（周勇 周梦雪）、《中外合拍乡村纪录片中的乡土中国形象对外传播研究》（王珂璐 王超群）、《日本学界贵州研究的学术脉络与热点主题》（刘毅）、《国际中文教育短视频内容质量评价及优化策略探析》（徐丹 范婧仪 梁路）、《信息地缘政治：信息技术、空间与地缘政治的互动模式分析》（靳旭鹏）、《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战略传播机制》（张景云 徐光亮）、《空间、共情、分身：微观视阈下航天传播中三重路径与国家叙事》（马志强）、《 <补江总白猿传> 在日本的传播及影响研究》（赵成昊）等论文获奖。

5月29日，由大连外国语大学、中国新闻史学会全球传播与公共外交专业委员会主办的2022第六届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大连论坛聚首云端。来自海内外从事中华文化研究的300余位专家、学者和3000多名社会各界人士集聚云端，围绕“数字媒介与国际传播：新特征 新理念 新方略”这一时代课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

开幕式合影 （潘婧妍摄）

论坛开幕式上，大连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王伟辰首先致辞。他指出，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数字媒介与国际传播：新特征 新理念 新方略”。之所以将主题确定于此，是因为随着互联网的全面普及和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各行各业都面临着数字媒介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作为一种新型工具，数字媒介代表着最新的媒介观念，其传播主体的多样化、传播内容的互动化、传播渠道的整合化、传播对象的细分化、传播效果的智能化等特点，为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更为崭新的视角。

在开幕式上，中国新闻史学会全球传播与公共外交专业委员会会长、浙江大学吴飞教授代表论坛主办方致辞，并做了题为《数字传播时代的信息掌控力的理念与对策》为主题发言，他以俄乌战争、海湾战争为例，提出在舆论战中，应加强战时舆论战的建设，提升中国真正的国际话语权；以世道人心为标准来进行传播，站在正义的高度赢得舆论的共鸣；加强官方机构和个人的发布能力，充实后备力量，提升发布直接性和可近亲性。

在主旨演讲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胡正荣做了题为《以文化人：国际传播的价值与意义》的演讲。他指出，中国国际传播的文化内容是很丰富的，但是传播做得还不足。。他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对中国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中国文化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他以《媳妇的美好时代》、李子柒、TikTok等具体案例，提出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要在视野上由“中国”转向为“世界”，在传播主体上由“我”转向“我们”，在传播重点上从“历史”转向“现在”与“未来”，在叙事策略上由“宏观大场面”转向“微观细节”。

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院长于运全做了题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数字化新进路》的演讲。他认为，中国文化数字化出海的发展机遇，在于疫情对文化消费方式的改变，促使中国文化产业业态发展格局发生变化，信息技术的快速变革与发展，代表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新方向。中国文化数字化出海的优势特色，呈现为规模快速增长，六大业态百花齐放；深耕国风，文化影响落地显效；整合全球资源，走向中国创造三个层面。而对于中国文化数字化出海的主要短板，他认为主要存在主题内容深耕不够、地缘因素阻力较大、版权保护成为痛点以及产业人才缺口较大等问题。对于中国文化数字化出海的新方略，则应强化文化内核，丰富数字文化国际表达；聚焦优势业态，壮大数字文化全球产业；完善法律法规、健全数字文化产权保护机制；针对行业需求，加强人才培养和队伍培训。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院长，《现代传播》主编隋岩做了题为《国际传播中的巧传播》的演讲。他以香奈儿5号的广告和《巴黎竞赛》封面两个典型的案例，说明意义移植在传播领域具有重要的作用。从商业到意识形态，都是价值观的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没有变化，但随着符号性的增强，可以使商品价值增强。传播领域中有很多技巧，成功的传播都是成功的意义移植。他指出，隐喻和换喻隐藏在人类的深层思维，能够通过熟知的经验理解未知，有效的意义移植可以形塑人们的价值观，可以借助人类思维承载更多的意义、更加丰富的感情。在国际传播中，有效借用语言学领域的修辞技巧，也可以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院长李本乾做了题为《中国对外传播的路径与策略》的演讲。他认为，中国对外传播的困境主要呈现在四个方面：传媒整体出口规模不断波动，增长率在下滑；海外互联网视频平台的中国内地主流媒体影响力相对较低；外媒涉华的负面报道较多；海外互联网视频平台上，各国媒体影响力排行榜上中国频道的缺失。针对以上困境，他提出中国对外跨文化传播模式应侧重于三个方面：基于共同利益的对外传播研究；跨文化传播的冲突区与融合区诊断，重视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差异，基于共同利益的对外跨文化传播。提升中国对外传播策略，要做到：从正面报道向负面报道结构调整；从完美中国向完整中国战略转型；从虚拟中国向真实中国战略转型；从被动他塑到主动自塑战略转型；从宏观叙事到具体趣味战略转型。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中国故事创意传播研究院院长陈先红做了题为《“走进去”与“走出去”：儒释道思想国际传播战略研究》的演讲。她结合儒释道思想，认为文化的国际传播涵盖“走进去”与“走出去”两个层面。所谓“走进去”，即建构儒释道对外话语体系，讲好儒家“治世”故事，构建“治国理政”政治话语体系；讲好道家“治身”故事，构建“中医养生”民间话语体系；讲好佛家“修心”故事，构建“慈悲包容”宗教话语体系；讲好儒释道“三教合一”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公共话语体系。所谓“走出去”，即儒释道思想国际传播的整合策略：建设儒释道思想多语种语料库的策略；聚焦儒释道思想返本开新学术交流策略；儒释道思想跨媒介叙事参与策略；儒释道思想仪式生活体验策略；儒释道文化关键词对外传播策略。

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徐宝锋做了题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本土化效应》的演讲。他结合“中外汉学家翻译家人才动态数据库”等工作成果，提出了国际传播能力本土效应的三个要素：内容要素。要打通国外的真正需求，做到有针对性的内容国际传播；语言要素。在西方语言作为主导的语境下，进一步提升中文的影响力；市场要素。中国图书的上架率、购买率、阅读率仍然不高，要将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的平衡落实到位。他指出，目前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本土化效应存在三个误区，即中华文化的普遍适应性；社会接受的无差别理解性；汉学家群体的广泛代表性。因此，本土化效应的强化路径主要有三：实现内容选择的双轮驱动；建设本土化解码的专业化人才队伍；强化市场引擎的推广机制。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出版社副社长张毓强做了题为《移动性、全球数字生活、液态社会与国际传播的机遇与挑战》的演讲。他以移动性与流动性视角，引出“流动即传播，传播是流动的意义和价值所在”的结论。全球流动性与国际传播的情况，仍然存在着物质性扩散网络及其控制（传播物质性与暴力）；移民与迁徙（文化间传播）、舆论斗争（意义的流动性组织与对抗）、文化走出去（文化空间的突破）等困境，因此流动性的问题势必会带来国际传播的问题。而全球数字交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则推动全球进入数字化生存和数字化交往的新阶段，将呈现“液态现代性”的特征。信息流动性增强带来的不稳定性，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数字文明时代到来，弥补了工业文明时代以来的落差。中国国际传播面临着新的挑战，在信息容量倍增的同时，带来沟通的倍增与沟通障碍的倍增，既往的完美社会、理想主义的“形象范式”将面临调整。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国际传播研究所副所长沈国麟做了题为《表达共同体：国际传播中的全球民族性》的演讲。他结合全球各国的电视传播网，提出了“媒体民族性”的概念。在国际传播中媒体不仅传递着民族的语言，代表着民族的文化和价值观，其存在本身就是民族的一种象征。在表达的政治层面，全球传播结果的不平等情况依然存在，发展中国家需要联合起来应对媒介帝国主义，共同体表达的是自己的利益和文化，共同体的表达希望被国际社会所关注和认同，表达形式本身也会成为民族国家的标志。“国际传播中的全球民族性”，指的是媒体在进行国际传播时，用全球化的方式呈现和表达民族性，体现出来全球性和民族性的联结。全球电视新闻网是一种表达方式，这种表达兼具全球性和民族性，民族的声音越是想被全世界听到，则越是要以全球性的方式来表达。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新时代网络舆情与情感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徐明华做了题为《从传播主体到传播效果：国际传播中共情层次的理论建构和实践路径》的演讲。她以“共情层次”为视角，认为亟需建构情感视野下的立体传播体系，并采用差异化共情策略。在国家叙事层面，应减少意识形态排斥性，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打破二元对立思维框架，凝聚共识，求同存异，关注人类共性诉求，保持价值中立。在媒体叙事层面，应回归传播本位，通过与国家叙事和民间叙事的“和声共振”，广泛融情，实现从“独白式”到“复调式”的传播格局转换。在民间叙事层面，积极寻找情感契合点，关注不同国家作为世界公民的相似性，通过技术赋能，实现以受众为中心的精准共情，打造情感共同体。

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贾鹤鹏做了题为《科学如何作用于国家形象建设——基于美英德日韩泰调研的反思》的演讲。他以详实的数据为基础，深入研究了科学如何作用于国家形象建设。研究显示，各国公众对中国科学的好评度，超过了其他大多数领域。尽管在事实上科学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因素，但在我国对外宣传工作中，科学传播工作还未得到足够重视。西方公众对中国科学的认知，一直以本国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为主，我国亟需在这一领域进行系统性布局和顶层设计。科学促进国家形象的机理可分为四个方面：各国公众对一个国家科学水平的评价显著影响了其对该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公众主要通过科学营造的能力感知来认识国家形象；公众对科学与政治相关性的认知往往会显著影响欣赏水平；对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认可则会促进公众对该国治理水平的赞赏。

大连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郑敏做了题为《“守成”与“创新”：数字媒介下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发展趋势》的演讲。她提出，21世纪以来，通过海外互联网视频平台等各种媒介传播中国文化已经屡见不鲜。数字媒介下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是数字媒介对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渠道的技术化消解，使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非专业化加剧，这种表现形式越来越娱乐化。数字化语境中的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事业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数字媒介的深度融合与实时互动，从而使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有效地向数字媒介延伸，使数字媒介真正成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有益补充。

在本届论坛上，中国日报网与大连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研究中心、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发布了《2021-2022年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十大案例》。大连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唐润华介绍，本次评选由大连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研究中心、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中国日报网共同举办，评选对象为2021年3月至2022年2月间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重大活动和项目、热点事件、优秀作品、先进典型等，以期总结经验，鼓励创新，树立典范，更好地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经过评委会的遴选及评审，十大案例已经揭晓，获得2021-2022年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十大案例的分别是：北京冬奥会传播中华文化独特魅力；三星堆考古新发现震惊全球；云南野象迁徙吸引全球媒体和民众目光；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特色鲜明受关注；汉服风从中国刮到世界；“洋网红”成为讲述中国故事新力量；元宇宙拓展博物馆文物文化传播新空间；《典籍里的中国》引发海内外观众强烈共鸣；美国共产党员探寻百年大党成功密码；网络新媒体助力中国各地文化走出去。

本届论坛还评选了优秀论文，《叙事视频化与跨文化话语调适：国际传播的“和”“美”破局》（周勇 周梦雪）、《中外合拍乡村纪录片中的乡土中国形象对外传播研究》（王珂璐 王超群）、《日本学界贵州研究的学术脉络与热点主题》（刘毅）、《国际中文教育短视频内容质量评价及优化策略探析》（徐丹 范婧仪 梁路）、《信息地缘政治：信息技术、空间与地缘政治的互动模式分析》（靳旭鹏）、《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战略传播机制》（张景云 徐光亮）、《空间、共情、分身：微观视阈下航天传播中三重路径与国家叙事》（马志强）、《 <补江总白猿传> 在日本的传播及影响研究》（赵成昊）等论文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