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学西渐”中，有两个人值得注意的：一个是卫礼贤(1873-1930)，一个是翟理斯(1845-1935)。

——季羡林

卫礼贤

(Richard Wilhelm，1873-1930)

卫礼贤翻译出版了《老子》《庄子》和《列子》等道家著作，还著有《实用中国常识》《老子与道教》《中国的精神》《中国文化史》《东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变迁》《中国哲学》等多本著作，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学西播"的一位功臣。

有人誉他为“伟大的德意志中国人”，也有人誉他为“德国的孔夫子”。但他自称山东人。这个“他”指的是德国汉学家卫礼贤。  

1930年3月1日，德国图宾根热带研究所，著名汉学家、青岛礼贤书院创办人卫礼贤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56圈的年轮上。

他被安葬于巴德波尔一处墓地，球状的墓碑上镌刻着：“卫礼贤，1873年5月10日至1930年3月1日”。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易经》的基本要素——八卦环绕着他的坟墓。

曾以传教士身份在中国生活了25年，“不曾为任何人洗礼”，却以在青岛创建礼贤书院兴办新式教育，翻译以《道德经》《论语》《易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而声名远播。入土为安时，八卦环绕身边，这或许是卫礼贤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落叶归根”的另一种解读吧。

走进中国人内心深处

1873年5月10日凌晨1点半，卫礼贤出生于德国斯图加特。“之所以命名为理查德·威廉，是因为妈妈崇拜狮心王理查德。”在孙女贝蒂娜·威廉拍摄的纪录片《沧海桑田—卫礼贤与〈易经〉》中，“他”自述道。

1898年，德国和瑞典组建的同善会登报招募派往新取得的胶州保护地（即胶澳租借地）的传教士，在布鲁马哈德特鼓励下，卫礼贤提出申请。

他在申请信中写道：“我想告诉你们，我随时愿意动身，到遥远的地方宣讲耶稣的福音。”

4月4日，卫礼贤从意大利北部港口热那亚起程，乘坐蒸汽轮船向中国进发。在香港短暂停留后，他到达了上海。5月12日，卫礼贤以同善会传教士身份由沪赴青。

卫礼贤和家人

“我乘坐的是一种往返于上海与北方外港海岸的小火轮。一日，烟雾笼罩的崂山忽然升起在海面之上，不一会儿小火轮抵达青岛”——在1926年完成的《中国心灵》一书中，卫礼贤写道。

初来青岛，卫礼贤协助“他慈父般的朋友”法伯（又译福柏，汉文名“花之安”）博士打理差会事务。

“一开始，法伯就鼓励我学好汉语，他那宝贵的汉语翻译作品及他对汉语的理解，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

卫礼贤甫抵青岛时，就与有的欧洲人不同。比如，殖民统治者说，中国苦力懒惰，满嘴谎言，不愿配合。

“我意识到，这根本没有什么，他们也是人，不得不通过自己的小聪明和忍耐来谋生，走正路也走歪道，他们在自己人身上也使用这些手段，很开心，并无害人之心。这一发现为我打开了走进中国人内心深处的道路—如果你把对方当成人来看待，没有为自己谋得利益的私心，不谋算他们的钱，不剥削他们，那么，他们对待你再友善不过。”

平等、尊重，卫礼贤拿着这把钥匙，穿越东西方文化、思想、习俗的迷雾，开启了中国人的心灵之门。

创办新式样板学堂

在青岛生活22年，卫礼贤留给这座城市的重要遗产是创办新式学堂——礼贤书院。

1901年6月20日，卫礼贤在家中创办了一所新式学堂，以其中文名字命名为“礼贤书院”。

1902年，在瑞典同善会资助下，卫礼贤在胶州街（今胶州路）柏林会教堂旁建立讲堂、宿舍各一所，定名为礼贤书院，提出“有教无类、一视同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方针，学程七年（前三年是小学，后四年为中学），课程设置德文、中文、科学和商业技能等。

是年岁末，山东巡抚周馥莅临礼贤书院，对其新式教育颔首，并允诺学生可直接升入山东大学堂读书。

1903年，礼贤书院移至小鲍岛东山（今上海路），有讲堂、宿舍数十间，招收学生60余人，增设德文高级班，其余按清政府钦定高等学堂课程授课。

1904年，礼贤书院潍县籍学生谭玉峰参加山东大学堂考试，以优异成绩选拔为优贡。这对起步期的礼贤书院而言，无疑是一件大喜事，教职员与谭玉峰在书院门前合影以示纪念。

自此，青岛礼贤书院声名鹊起，山东各地学子竞相报考。

1905年，礼贤书院增设以卫礼贤夫人中文名字命名的美懿（女子）书院，该校后来与文德女子中学合并。

“祖母办女校时23岁，已有两个孩子。祖母教德语，她的妹妹欣德教体育。除了教学，她们还积极宣传，不让中国女孩裹脚。”贝蒂娜·威廉在《沧海桑田——卫礼贤与〈易经〉》片中解说。

是年9月2日，晚清重臣袁世凯、张之洞奏请立停科举，以便推广学堂，咸趋实学。清廷诏准。

卫礼贤翻译的《论语》

“废科举，兴新学”，闻名遐迩的礼贤书院无疑为新式教育提供了极好的样本。1906年，山东巡抚杨士骧莅临礼贤书院考察，对卫礼贤兴办教育极力推崇。事后，他专章奏请清廷为卫礼贤颁赐四品顶戴，以彰其功。

“1906年腊月初八，礼贤书院举行第一届毕业典礼，卫礼贤身穿清廷赏赐的官服出席。”1984年6月，青岛市政协文史委编辑出版的《青岛文史资料》中，曾在礼贤书院任科学教习的邵次明撰文回忆说。

潜心翻译中国儒家经典

在兴办新式教育的同时，卫礼贤潜心于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研究、翻译。

在《卫礼贤传略》中，吴素乐称，1902年，卫礼贤在上海一家德文画报上发表第一篇译作《三字经》。

1903年起，他在同善会主办的《传教学与宗教学杂志》、青岛报纸和其他杂志上，发表各种古汉语文献译文。

1904年起，卫礼贤对翻译中国最重要的古典作品以使之流行于德国产生浓厚兴趣，他和另外两个德国人计划在北京建立德中文化研究所，并打算以李希霍芬的名字命名。

1914年8月，日德青岛之战突然爆发打破了这一计划。在翻译儒家经典《论语》时，卫礼贤说，要想真正了解像孔子这样陌生的人物，只有充满爱心深入他的著作，不带有任何偏见。

“穿越了世间诸多时代，我遇见了孔子；穿过凌乱的岁月和欧洲种种关于他的蹩脚资料，他现身在我的面前，活灵活现，笼罩他的仁爱的伟大，我翻译他名言的时候，常常为他在场而感动。”

接下来，他还翻译了《道德经》。

受卫礼贤“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感染，1913年秋叶飘零时节，在青岛做寓公的周馥向其推荐了自己出任两江总督时的幕僚—后任晚清学部副大臣、京师大学堂监督劳乃宣—个真正的中国学者，由他来引导卫礼贤探讨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深刻之处。

在所著《中国心灵》第十一章《青岛的故人们》中，卫礼贤详细地解释了周馥向他荐师的原因：

一直和我保持友好关系的前巡抚周馥说：你们欧洲人只了解中国文化的浅层和表面，没有一个人明白它的真正含义和真实深刻之处。原因在于你们从未接触过真正的中国学者。你曾拜作老师的乡村教师，他们也只了解些表面东西。因此毫不奇怪，欧洲人有关中国的知识只是一大堆垃圾，我给你引见一位老师，他的思想真正根植于中国精神之中。你觉得怎么样？你就能翻译各种各样的东西，自己也写一写，中国也就不会总在世界面前蒙羞了。

“当然，没有人会比我更高兴。”卫氏直抒胸臆。

在劳乃宣指点下，青灯孤影，卫礼贤“理解确切而透彻”地翻译起《易经》。

劳乃宣

1914年暮春，“尊孔文社”建起拥有3万册图书的藏书楼。

“我们希望通过翻译、讲座和出版的方式，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康德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中国的经典也被翻译成德文……”在《中国心灵》一书中，卫礼贤如是表述。

然而，是年8月初，骤然而起的世界一战枪炮声打碎了卫礼贤和寓居青岛耆老硕儒们的美好愿望，“战争终于爆发了，就像是一声号叫撕裂了天空，所有花季一样的生活结束了”，人们开始了仓皇逃难的日子。

8月21日，卫礼贤收到了山东劝业道萧应椿发来的邀请电报，希望他将家人转移到济南府。

“我们从这封电报里嗅出了今后到底该做如何打算。”在当天的日记中，卫礼贤写道。

次日，夫人莎罗密及孩子、妻妹跟随最后一批中国熟人踏上了赴济南的旅程。卫礼贤选择了留下。

8月中旬，日本人开始围攻青岛，德军及城中留守人员面临重大伤亡的危险。寓居青岛的晚清驻德公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吕海寰，青岛商界大腕傅炳昭等13人发起组建红十字会青岛分会，卫礼贤任会长，会址设在已停课的礼贤书院，同善会医院（花之安医院）和礼贤书院西偏房作为伤员养护、治疗之所，美懿女子学堂作为妇幼避难所。

身为红十字会会长，在整个日德青岛争夺战中，卫礼贤组织会员庇护妇女儿童、救治伤员、掩埋死者尸体……

战事乍起，劳乃宣即退避曲阜，闲暇之余，续写《共和正解》。

在自订年谱中，劳氏记载：“青岛战事起，迁济南小住，又迁曲阜赁屋寄居。辛亥曾作共和正解，至是复作……”

“欧西风云波及东亚、世外桃源青岛，八月初间匆匆出境，在济南勾留月余，不欲即归故乡，于八月下旬移家曲阜。”在给罗振玉的信中，劳乃宣亦提及离开青岛的背景。

就在卫礼贤担心“（翻译《易经》）恐怕永远也不会完工”时，出乎意料地收到了劳乃宣的来信，“说他想返回青岛，完成《易经》的翻译，问是否能够提供膳宿。当他真的到来时，可以想象我心中的高兴”。

斯时，青岛已被日本人占领，礼贤书院所处的吴淞街易名为带有日本地理标志元素的“町”。

1919年6月28日，《凡尔赛条约》把德国在华租界转让给日本，卫礼贤一家颇为沮丧。

1920年，莎罗密带着四个孩子返回斯图加特。不久，卫礼贤追随而去。是年3月，在卫礼贤介绍下，前来中国游览写生的奥国画师郎亚文，作了劳乃宣的画像后携之离青；卫氏以欧洲战事已结束，提出回国一趟，并“期明年来”。

1921年7月，劳乃宣在青岛病逝，终年79岁。“期明年来”——这一计划落空。自此，两人阴阳相隔。

卫礼贤曾带着传播福音的使命来到中国，但在中国的25年中，他没有给任何人洗礼。因为在他看来，在一个已经具有自己文明的国家，不应当向当地人强迫灌输宗教思想，而应让其自主选择。

对此，一些中德学者的解释是，卫礼贤认识到传统布道团体的阴暗面：它依赖于其帝国主义祖国的“炮舰外交”，急功近利地轻信当地伪君子，因而助长了对宗教的滥用。并且，由于蔑视中国的社会与结构而把欧洲标准强加给那些改变信仰的人，这就不能不导致中国教徒与那些未洗礼的同胞们发生冲突。“于是，他开始怀疑自己的使命了。”

最后的人生岁月

纪录片《沧海桑田——卫礼贤与〈易经〉》叙述，回到德国后，卫礼贤忙碌着到处为东亚传教所作报告，他遇见了心理分析大师荣格博士，荣格被他翻译的《易经》深深吸引。

1922年1月，卫礼贤独自一人返回中国—这次不是当传教士，而是在德驻华使馆当科学顾问。此时的北京，给卫氏的印象是：虽然军阀为权力而战，但学术依然繁荣，“最近几年变化令人吃惊，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充满新思维的世界”。

1922年夏，应校长蔡元培之邀，卫礼贤前往北京大学作报告。

受经济危机影响，1923年11月，德国对外交服务人员进行精简，不属于外交官序列的卫礼贤被解雇。此前，他签订了一年合同担任重组的北大德语系教授，因此继续留在北京。

第二次逗留中国期间，卫礼贤和蔡元培、胡适、张君劢等新派中国学者建立了密切联系。卫礼贤一度计划翻译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但未能实现。最终，这本书由他的儿子、曾在北大任教的卫德明译出。

1923年3月，徐志摩作了一首名为《小花篮》的诗，副题是“送卫礼贤先生”。此前，徐志摩与陈源曾由卫礼贤陪同游历魏玛和耶拿，访问了歌德和希勒的故居。

在北京的日子，除了教学，卫礼贤继续翻译《易经》，深入研究它的哲学思想，但也用它算卦。他还开始撰写童年回忆录。

1924年初，德占青岛时期胶澳民政官、青岛第一部土地法规制定者单维廉，应孙中山之邀，自德国起程赴广州出任城市建设顾问。5月初，单氏乘西伯利亚火车经莫斯科、哈尔滨、沈阳至北京，并看望了好友卫礼贤。

“尽管他很乐观，但是家庭问题和经济压力，迫使他决定回国。”

离开中国前的这个夏天，卫礼贤还来到青岛，专程拜访此前在此结交的鼓吹孔教会的“新圣人”康有为，康有为赠送了他几部《大同书》和其他一些著作。

“他最终离开中国时，已成为中国文化最热烈的西方鼓吹者，一位从思想到情感都融入了中国的儒家信徒，将东方之光一同带回了欧洲。”《卫礼贤之名——对一个边际文化符号的观察》评价说。

回国后，在法兰克福大学，卫礼贤成为汉语研究的首任教授，自此，他脱离教会，进入了德国正统学术界。一些人对此表示欢迎，也有学界人士反对，认为他的作品不够科学，“人们互相攻击，我介入其中不知所措，那些攻击并不限于指出翻译错误”。

这一年，卫礼贤耗时11年翻译的《易经》出版，成为西方最权威的版本。随后，荣格将其中的大部分内容转译成英语；它还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文字，在世界上广为传播。

1925年11月，卫礼贤在法兰克福大学创建中国学社。法兰克福大学医学博士、回国后曾两度出任同济大学校长的丁文渊作为副社长襄助，他们出版《中国学刊》，专门介绍中国文化，由此架起了中德文化交流的桥梁。

1926年，卫礼贤出版《中国心灵》。在前言中，他写道：“我有幸在中国度过了二十五年的光阴。像每一个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许久的人一样，我学会了爱这个国家，爱它的人民。”

1930年3月1日，油枯灯尽，卫礼贤辞世，海内外中国文化界均深表痛惜。

“不管在新中国还是在旧中国，有一个因素是共同的，那就是处于进化过程中的中国人的心灵，这种心灵尚未失去它的文雅与冷静，并且我也希望，永远不要失去它。”这是卫礼贤在《中国心灵》中的独白。

如今，这段文字萦绕在不少中国读者的耳畔。通过它，人们也走进了卫礼贤——一个宽厚仁者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