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与融合已历经数千载。在这跨文化对话的历程中,我们的文化被丰富、视野被拓展,我们的文明日益彰显出世界性的意义。孕育于中外文明交流史中的海外汉学,也渐成“显学”。那些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留下足迹的汉学家,以及围绕他们的研究与对话,都值得被详尽梳理。
中国文化译研网(CCTSS)自2015年成立至今,已与全球103个国家开展文化合作交流;汇聚5000余名汉学家、翻译家等资源。为梳理各国的汉学史知识与优秀的汉学家们,丰富海外汉学研究,助力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中国文化译研网(CCTSS)特依托现有资源,以国别为单位,开辟“世界汉学档案”系列专栏。截至目前,“世界汉学档案”系列已整理发布尼泊尔、蒙古国、罗马尼亚等12个国家、共计17篇的国别汉学档案。
为更好地厘清各国汉学发展脉络,“世界汉学档案”将以世界汉学的发展历程为基础,分国别对各国的汉学发展脉络进行梳理,搜集、汇聚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汉学家们,以致敬他们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今日推出的国家是印度:《印度汉学档案》。
中国和印度都是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两国共享神山圣水,人文精神相互交织。两国互相学习,互相影响,互鉴共进,共同为人类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印度对中国最早的记载来源于印度的古老诗歌——长篇史诗《摩诃婆罗多》,其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4世纪,这部史诗中反复提到“Cina”一词,许多学者将“Cina”翻译为秦。
《摩诃婆罗多》残页
佛教的东去西行是中印文化交流中不可回避的议题。中印两国相互接壤,赋予了两国接触交往的契机,而佛教则是其中重要的桥梁。千余年间,既有梵僧东来,也有华僧西去,据统计,从摄摩腾开始,共有百余位梵僧来到中国,他们或翻译经书,或开坛讲法,是最早的“汉学家”。中印交流并不是单方面的,如著名高僧玄奘在求法过程中,应“鸠摩罗王”的请求将《道德经》翻译成梵文。
鸠摩罗王
宋元以后,由佛教东传主导的中印文化交流逐渐式微,开始逐步转变为经济物质层面,郑和便是其中的标志性人物,他为发展中印贸易、宣扬中华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些在中印交流史上做出杰出贡献的使者,客观上也塑造了印度对中国的基本认知,为印度现代汉学的发生和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明 丁云鹏 白马驮经图(局部)
1918年,加尔各答大学开设以东方学为研究核心的“中国语言文学”课程,这标志着印度现代汉学的开端,也是将印度汉学推向学术层面的重要里程碑。诺贝尔奖获得者、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是印度汉语教学与中国研究的先行者,1921年,泰戈尔在家乡圣迪尼克坦(Santiniketan)创办印度国际大学(Plastindi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并设立汉学研究部。同时期,印度南部城市浦那的费尔古森学院(Fergusson College)也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汉学的机构,印度汉学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期。泰戈尔在中印文化交流史和印度汉学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1924年他访问中国,打破了清末以来中印文化间的隔阂,促进了两国学术界的广泛交流,并为中印学会的建立提供了有力支持。印度中国学研究开始突破语言的隔阂,走出以英语为媒介的尴尬境况,走向以两国语言直接交流的现代汉学。
加尔各答大学
1937年,泰戈尔在其创立的国际大学设立了中国学院,并邀请中国旅印学者谭云山主持学院工作,这是印度汉学研究和汉语教学史上最悠久的学院之一,至今仍然受到广泛关注和赞誉。谭云山是“现代玄奘”和现代印度汉学的先驱,也是中印文化交流的重要推动者,他为构筑中印文化桥梁、传播中印文化付出毕生精力。
国际大学中国学院
谭云山担任中国学院的院长期间,培养了大批学习中国语言、研究中国文化的印度专家学者。他自己多年来致力于教学和学术研究,深入探索了汉语(或藏语)与梵语佛典之间的差异,并将许多汉文或藏文佛教经典翻译成梵文,其学术贡献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中国学院的建立和发展对于促进南亚和东南亚地区汉学的发展和汉学人才的培养也具有重要意义。
泰戈尔
谭云山肖像,徐悲鸿绘制
1956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时,特地参观了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高度称赞他“为促进中印文化交流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印度总理英·甘地夫人对他的赞誉不绝于耳,称他为一位伟大的学者,一位真正具有文化素养的人,为印中两国文明的更好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56年周恩来总理参观中国学院
中国学院和中印学会等文化交流和学术研究机构的设立大大促进了印度汉学的发展。被称为“汉学三博士”的师觉月(Prabodh Chandra Bagchi)、戈克雷(Vasudev V.Gokhale)和巴帕特(V.P.Bapat)活跃在印度的汉学领域。中国学院也先后培养出包括白春晖(Vasant V.Paranjpe)、南希珍(KVankata-ramanan)、泰无量(Amitendranath Tagore)、慕克吉(PMakherji)、苏季子(Sujit Mukherji)和谭中在内的一大批印度汉学家。
中印学会理事长蔡元培
1934年中印学会成立。此学会先后向印度的印中学会与印度国际大学赠送了10万多册图书,并在印度的大学中设立中国国学与佛学讲席。
巴克木(中文名师觉月,Prabodh Chandra Bagchi)是印度著名汉学家,被称为“印度第一个专门研究中国学的学者”。师觉月承袭法国汉学传统,他跟伯希和(Paul Pelliot)研究中亚地区印度文化古迹,跟马伯乐(Maspero)研究中国佛教文学,跟布洛克(Jules Bloch)研究巴利文古典文献,跟安东尼·梅耶(Antoine Meillet)研究阿维斯陀偈颂,以扎实的史料重现中印“双向交流”。1947年,师觉月在北京大学担任讲座教授,任职于东方语文学系和哲学系。1948年末回国出任国际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1954年出任国际大学校长。其著述颇多,包括《印度——中国丛书》《印度与中国:千年文化关系》《菩提伽耶的宋代中文碑铭考》《密教研究》等。
师觉月
巴帕特(PVBapat)和郭克雷(V. V. Gokhale)也是印度著名中国学家,郭克雷先在国际大学学习后到德国海德堡大学学习汉语和藏语,巴帕特则在美国学习中文。他们都曾在费尔古森学院(Fergusson College)中国研究中心工作,从事梵文巴利文和汉语藏语佛教典籍的比较研究。在中国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梵学研究、印度文化研究家金克木的协助下,戈克雷校勘了梵本《集论》,而巴帕特则用汉文与巴利文互译了《解脱道论》《清净道论》和《善见律》,还对《佛说义足经》的汉语与梵语版本进行了对照研究。
《缘起心论》的梵文写本,郭克雷于1955年将此写本校勘出版,包含了5 首偈颂和前2颂的注释。
除了中国学院外,印度著名学者拉古·维拉(Raghu Vira)创立的印度国际文化研究院(ItermationalAcademy ofIndian Culture)也是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机构。维拉曾于1955年与女儿一同到访中国,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周恩来称其为“中印文化的使者”。维拉在中国期间到访敦煌莫高窟,受到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敦煌守护神”常书鸿的热情接待,并一同探讨学术问题。维拉著有《罗摩衍那在中国》一书,后又出版了有关中国诗歌和绘画的论著。他的儿子钱德拉(Lokesh Chandra)子承父业专心于中国文化研究,成为享誉全印度的中国学专家。
以上图片分别为:周恩来总理接见拉古·维拉;班禅十世接见拉古·维拉;拉古·维拉与常书鸿;拉古·维拉
潘尼迦(Kavalam Madhava Panikkar),他出生于英属印度西南部,是印度著名的学者、记者、历史学家、官员和外交官。曾任印度驻中华民国大使、印度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大使,是中印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将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写就了1954年出版的《在两个中国:一名外交官的回忆录》(In Two Chinas: memoirs of a diplomat),在他卸任外交官之后的生涯里,他回归学术道路,成为了迈索尔大学(University of Mysore)的副校长,一直到逝世。
1950年5月20日,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向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呈递国书
萨瓦帕利·拉达克里希南(S.Radhakrishnan)是印度著名哲学家,政治家,中国学学者。1944年曾到重庆讲学,写成《印度与中国:1944年5月在中国的演讲》一书,被中村元评价为“世界上第一本对印度与中国思想进行比较研究的书,拉达克里希南还推动了鲁迅文学作品在印度的传播。他曾担任迈索尔大学和加尔各答大学的哲学教授、安得拉大学和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的副校长、牛津大学斯波尔丁东方宗教和伦理学讲座教授。印度独立后,1946-1950年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印度代表团团长,1948年任印度大学委员会主席,1949年他担任印度驻苏联首任大使,1952年任印度共和国副总统。
萨瓦帕利•拉达克里希南与周恩来
M.N.罗易,出身于印度一个婆罗门家庭。1920年,他接受列宁的邀请,率墨共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担任要职,从此参与共产国际的重要事务。1926年,罗易衔命到中国,以共产国际特使的身份“指导中国革命”。《罗易回忆录》记述了他在1915年—1923年期间的革命经历,对研究中国大革命期间中国革命有重大价值。
《罗易回忆录》
1945年,在谭云山推动下,中国政府设立了资助中印学者的奖学金,为印度学者前往中国学习深造创造了机会。在第一批远赴中国学习的印度学者中,后来很多成为印度的著名中国学学者,如泰戈尔的侄孙安尼坦·泰戈尔(中文名泰无量,Amitendranath Tagore)和担任过尼赫鲁访华时中文翻译的白春晖(Vasant V.Paranjpe),以及印度著名的汉学家沈纳兰(Narayan Chandra Sen)等。
尼赫鲁、泰戈尔与谭云山
印度国际大学教授、著名学者沈纳兰(Narayan Chandra Sen),曾在北京大学学习中文和汉语文学,是20世纪50年代首批前往中国交流学习的印度学生之一。他曾将多本中文书籍译为印地语。1962年中印冲突结束后,沈纳兰于1963年参加了“德里-北京友谊进军”,从新德里来到北京,在中国担任孟加拉语专家,促进了中印两国的友好关系。沈纳兰是印度汉语教育界的先驱,拥有多年的实践经验。他在中国文学、经济、政治等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目前正致力于深入探索中国历史上的印度文化,以及印度文化如何影响中国文化的发展。
沈纳兰(后排右一)与家人在北京家中
白春晖(Vasant V.Paranjpe)是印度资深外交家,印度著名古梵文研究专家。他曾于1947年到北京大学学习藏传佛教,1950年学成回国,后在印度外交部从事外交和文化工作,曾担任印度外交部负责东亚事务的联合秘书,1954年作为翻译随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并会见毛泽东主席,1996年,白春晖在新德里见到了江泽民主席,成为为数不多见过三代中国领导人的印度外交家,他亲身见证了中印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经历过许多中印关系中的大事件。
白春晖与饶宗颐
泰戈尔的侄孙泰无量是印度著名的中国学学者,原印度中央美术家协会主席,他毕业于印度国际大学,后来也受惠于中印之间文化交流,是首批赴中国的印度留学生,1948年至1950间,他在北京大学读书,专攻五四以来的文学研究,师从杨振声和沈从文。1950年,他在北京大学获得了中文硕士学位。他于1961年任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客座教授,1964年加入奥克兰大学,任中国语言文学副教授。泰无量在中国期间研究了“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文学的不同流派,并出版《现代中国文学论战:1918—1937》,与新中国第一位孟加拉语女翻译石真合作翻译了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用孟加拉语译过《道德经》,用英语选译过一本宋代的山水诗——MOMENTS OF RISING MIST。
泰无量
总体来看,从中国学院和中印学会建立到20世纪50年代,印度汉学家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中国文化、文学、历史、宗教等方面。1962年,中印冲突后,印度的中国文化和宗教层面的汉学发展开始受挫,但这一时期,印度德里大学、瓦拉纳西大学、尼赫鲁大学开设中文课,印度国防研究与分析所、中国研究所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展开研究。1988年,拉吉夫·甘地总统访问中国,使得中印两国关系开始破冰,并且大量关于中国文学、社会和宗教的研究成果重新回到印度汉学研究的视野中。这一时期,以谭中为首的老一代汉学家依旧在学术领域发力,嘉玛希、玛妲玉、狄伯杰、沈丹森、墨普德等中生代与新生代汉学家也迅速成长起来。
1988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
图为邓小平会见甘地总理
“现代玄奘”和现代印度汉学奠基人谭云山之子谭中(Tan Chung)是这一时期的集大成者,他在印度教学研究40余年,曾任德里大学、尼赫鲁大学、新德里英迪拉日地国立艺术中心东亚主任。出版有包括《印度地平线》杂志“印度和中国”特刊、《印度与中国:20个世纪的文明交流与激荡》和《喜玛拉雅呼唤:中国与印度的起源》等中英文著述20余种。《跨越喜马拉雅的鸿沟:印度寻求理解中国》将视野延伸到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多个领域,它对中印两国人民了解印度的中国观提供了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一种视角。2006年,谭中与耿引曾合作出版了中文版的《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荡》。2010年,谭中荣获印度政府颁发的二等莲花奖,并在新德里从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手中接受“中印友谊奖”;2014年荣获印度国际大学最高荣誉学位,是继周恩来、谭云山、巫白慧以后获得此荣誉的第四位中国人;2015年荣获第6届《世界中国学论坛》颁发的“中国学杰出贡献奖”。
谭中
洛克什·钱德拉(Lokesh Chandra)是印度对外文化关系委员会(ICCR)主席,是印度中国学、敦煌学的泰斗,著作等身。钱德拉精通英语、印地语、梵语、孟加拉语、八里乡语、阿维斯塔语、古波斯语、汉语、藏语等多种语言。钱德拉与父亲拉古·维拉(Raghu Vira)是近现代南亚“梵藏研究”的领军人物。钱德拉著有《藏梵字典》《西藏佛教图像》等多部研究中印文化的大作,同时他还在致力于中印两千年文化交流史的写作和研究。其所著《敦煌绘画》是印度第一部有关中国敦煌的学术著作。
洛克什·钱德拉
哈拉普拉萨德·雷易是印度著名汉学家,曾就职于尼赫鲁大学,后任加尔各答亚洲学会高级会员。他被称为“印度中国语言和历史研究学者”,著有《印中关系中的贸易和外交:15世纪孟加拉之研究》,翻译有《中国典籍中的南亚史料译文:印中关系史研究资料》等。
自80年代以来,印度学术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尼赫鲁大学教授马尼克是当代印度研究鲁迅的第一人,也是世界汉学界鲁迅研究不可忽视的人物。从1978年11月至1980年7月,他在北京语言学院深入研习中国现代文学,并因其对鲁迅作品中原创性过程和革命性话语的深入探究而获得尼赫鲁大学的博士学位。他不仅将孟加拉语的《孔乙己》和《文化偏至论》翻译成英语,而且还在学术界发表了一系列有关鲁迅的研究论文,包括《阿Q与国民性质疑》《鲁迅的“人”的概念》《一个作家的辉煌高度:我的鲁迅观》和《一个作家的辉煌高度》。
著名中国研究专学家马尼克、墨普德、狄伯杰等参加郁龙余教授讲座
嘉玛希(Kamal Sheel)印度贝纳勒斯印度大学人文学院前任院长、中文教授,曾参与编写《中印文化交流百科全书》。他早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导师为美国著名中国学家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1989年,嘉玛希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其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民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方志敏和信江地区革命运动的起源》。嘉玛希还主持过一些关于印度的中国认知的项目,发表过一些相关的论文。
中印文化交流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India-China Cultural Contacts)
墨普德(Priyadadrsi Mukerji)是印度尼赫鲁大学教授,也是印度当代最著名的汉学家和翻译家之一。墨普德通晓多国,语言多年来致力于中国文学、文化和汉学的教学工作,出版著述十部。2013年11月他翻译的《胡志明在华的“狱中日记”》(孟加拉语译本)在印度加尔各答出版。这是胡志明的《狱中日记》第一次被译成孟加拉文。书中包括胡志明所著的121首诗及诗歌的注释。他翻译出版了大量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著作,如:《鲁迅诗集》(孟加拉文译本)、《中国当代诗歌集》(印地文译本)、《汉藏社会反映于民间文学》(英文)、《艾青诗歌、寓言》(孟译本)、《跨文化的印象:艾青、巴勃罗·聂鲁达、尼克拉斯·桂连诗歌集》(英文)、《伟大民众领袖苏葩士·崭德若·鲍斯在东亚的印度解放运动:中国、印度档案馆销密的文件》(英文)等,为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墨普德
邵葆丽(Prof. Sabaree Mitra),印度当代著名中国学家,多次出任尼赫鲁大学中国和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印度著名智库“中国研究所”的重要成员。目前担任《中国印度文化交流百科全书》(两国政府合作项目)印方召集人。1988年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的她,如今在尼赫鲁大学担任教授,长期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中国文化,并通过教学、研究以及翻译等方式向印度民众介绍中国及中华文化。主要著作有:《印度和中国:跨文化视角》《东方地平线诗选:三位当代中国诗人简介》等。
邵葆丽
玛妲玉(Madhavi Thampi),德里大学东亚研究系的教授,她的出版物包括专著《印度人在中国,1800-1949》,以及《来自印度、日本和中国的亚洲叙事》(与Brij Tankha合著)和《中国与孟买的形成》(与Shalini Saksena合著)。她还编辑了《殖民世界中的印度和中国》一书。目前,她正在对印度国家档案馆的现代中国资料进行编目,其为“超越泛亚主义:中印联系,1911-1949”项目的一部分。
狄伯杰(deepak)是印度著名的中印关系专家、汉学家、翻译家。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思考印度》(THINK INDIA)季刊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印关系,中国文明、文化、历史、文学和翻译。1991-1993年,狄伯杰在北京大学做了2年访问学者,专门学习了文言文、中国古代史和近现代史;1996年他再度来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中国文化与文明的高级研究。狄伯杰在北京师范大学、英国爱丁堡大学和英国兰开斯特大学进行了深入学习与研究。狄伯杰就中印关系和相关领域发表l30 多篇较有影响的论文,并将《论语注释》《孟子》《中国诗歌:从诗经到西厢记》等作品翻译为印地语,并荣获2011年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此外,他还编写了《汉印词典》《中国文学史》。
狄伯杰
《中印情缘》中印文版书影
沈丹森(Tansen Sen)是印度著名知华派学者沈纳兰的儿子,他曾在北京大学学习汉语多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任上海纽约大学历史学教授、环球亚洲研究中心主任;纽约大学全球特聘教授 。多年来致力于亚洲历史和宗教的研究,对中印交流、印度洋纽带以及佛教等问题尤为关注。其代表性著作包括《佛教、外交与贸易:600—1400中印关系的重整》 , 与梅维恒(Victor H. Mair)合著的《亚洲与世界史语境中的传统中国》等。
沈丹森
黎明(Prabhat Kumar),印度青年汉学家。黎明曾在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学习中文,并获得了中印两国政府国家奖学金,在2007—2008年赴北京外国语大学进修汉语。黎明现任古吉拉特邦中央大学教师与研究人员,是第一批加入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并担任创始协调员的教师。黎明作为该中心的教师和关键人物,在中文、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中英翻译与中印翻译方面有多年的教学经验,他曾翻译过中国著名作家茅盾所著的《子夜》。
黎明
百年来,印度汉学获得了长足发展,研究领域宽泛,涉及中国历史、宗教、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和当代中国研究等诸多方面,并逐步走向多元化。中印两国毗邻而居,拥有悠久的友好历史。自建交以来,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日益加深。目前印度约有20所大学设有中文课程,8所设有中文专业。印度汉语教学以国际大学、尼赫鲁大学、德里大学和贝拿勒大学为核心,建立起一套完善的体制化的中文教学机构,以满足当地学术界的需求,以提升汉语教学水平。随着中印两国各层面交往的深入,“汉语热”在印度兴起,而且其教学正呈现出规模化、商业化和本土化趋势,为印度汉学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更加深厚的人才基础。
注:部分图片文字资料来源于网络,参考文献略。
2024-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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