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以“‘一带一路’与世界汉学发展”为主题的世界汉学与中国学研究大会在世界汉学中心成功举办。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汉学与中国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中心主任黄卓越在大会开幕式环节以“后全球化时代的文明对话：也谈汉学研究的新面向”为题发表主旨演讲。

应学界业界同仁所盼，特对黄卓越教授主旨发言视频进行整理分享，并附演讲全文如下，供参考研悟。

很高兴今天能在美丽的黄海之滨与各位相会，参加主办方发起的“一带一路与世界汉学发展”国际学术论坛，我给大家带来的演讲题目是“后全球化时代的文明对话：也谈汉学研究的新面向”。关于这个由来，如大家所知，近些年以来，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场合下不断述及的一个议题就是世界各国间的文明对话与互鉴；进入2023年后，对之的阐述就更为密集了，比如今年2月份在给四位希腊学者的回信，以及7月份在给“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致信等之中，习主席都以不同方式表达了这一愿景。这样一种提法，当然有其基于的现实背景，与全球化在目前遭遇的严峻挑战是有密切关系的，扩展地看，也涉及在当代语境下如何看待汉学研究在文明对话中的角色、意义与作用等的问题。借此机会，我想结合自己长期接触汉学的体会对之做些学理上的阐发。有不当之处，还望得到各位与会者的批评与指教。

如果从汉学研究的视角来切入眼前讨论的问题，有必要对汉学史的历程做一空间地理上的追溯。据之，可将汉学的发展大体上分为几个段落。最初出现的无疑是在中国周边发展起来的，以汉字文化圈为中心的东亚古典汉学，其中包括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对中国典籍与文化的研究。这里提到的 “汉学”，还属于一种笼统界定，因为早期这些东亚国家使用的也是汉字，并在某些方面还与中华本土享有着共同的文化，因此似乎并不存在着一个界限上十分清晰的“内外之别”的概念，这些国家或地区对汉籍等的研究有时也被看作他们自己的学问。然后是自16世纪下半期开始，伴随着早期全球化的步伐，西方人开始陆续进入中国并从事对中国的研究，由于在语言与文化上存有的鲜明差异，汉学遂被当作一种带有明显内外之别的知识形态。虽然十月革命之后出现了在形态上较为特异的苏联与东欧汉学，但中国学者多还是习惯于将之归在一种十分泛化的“西方”学术的范畴中。除了少数例外的情况，西方汉学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几乎成了“汉学”的代名词，也由此可见其在国际汉学中占据的特殊分量。但是，原有的这一格局在近20年来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冷战结束以及在此后启动的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从而在多个方面为中国与世界，特别是与广大第三世界的接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并在此趋势中出现了我们所称的“一带一路汉学”，为汉学研究“全域化”景观的形成又推进了一大步。目前我们使用的这个由中国方面提出的“一带一路”的概念，大致有狭义与广义两种解释，在狭义上，它用以指称欧美以外的世界各地区与国家，在广义上，则偏向于取一种开放与动态的界义，将参与其中的西方世界也囊括在内。它的总体上的目标，是为实现全球在经济与文化等方面的互通互联与资源共享提供一源自于中国的方略与平台。也有其他一些国家有类似的方案，与中国提出的方案可以互相补充，不一定矛盾。

在以上对汉学地理学所做的描绘中，我们看到，汉学在地理景观上的扩张与全球化拓展的趋势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两者是如影相随的。然而大约自2018年始，这一态势却发生了出乎大多数人意料之外的折转，具体的情况大家都已经很熟悉，包含了贸易、政治、战争、甚至病疫等综合起来的缘由，我就不在这里展开说了，但它毕竟带来了一个明显的后果，即将全球世界日益推向一种分裂与分化的边缘，世界也为之而步入了一个与之前大为不同的时代，在此，我将之称为“后全球化的时代”，其他学者也曾用另一些类似的词语来表示之，角度虽异，但大意相通。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们再来看文明对话这一倡议所包蕴的内涵，便会对之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知，这既不会是一种无缘无故的声言，也不会是一种无的放矢的独白，而是基于对当前世界危机的深刻体验与认识提出的一种期望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困境的方案，虽然这一想法的源头还可再向前追溯，但放在眼下的局势中看，却是有鲜明针对性的。

“文明对话”的要旨，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加以解说。首先的一点是，既然在此突出的是对话的概念，那么就不再将单一文明作为某种预设性的普遍主义标准，而是将所有历史上发生过的文明都纳入到共同关心与聚焦的范围内。在此前提下，通过追溯这些文明的来源与进程，便可发现其原有的多样性及各擅其美等的特征，顺之，也就自然而然地会得出文明之间需要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的结论，进而将“同情与理解”当作不同民族间交往的主要践行方式。很显然，“文明对话”这一提法也明显地是针对某些西方政治家所持的“文明冲突”论而发的，对话论与冲突论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哲学。对话论是建立在交往伦理之上的，并实际上又根植于一套性善论与“心有所通”的观念，因此而认为或相信所有的对话者，都会像自己一样把相互间的“合作”视为一种践行良好人性的机会，及可由此出发去解决可能出现的各种分歧。冲突论则相反，更多地会基于人性恶或某种自利性的假定，因此在面对与他人的矛盾时多会倾向于采用脱钩、断裂，或争斗、霸力、霸凌等的方式，甚至于以打败、打倒对方为后快。借此，我们也可回顾下始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全面冷战，其实就是在这种冲突论思维指导下引发的，往深里看，与某种哲学文化有脱免不了的干系，这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深刻反思。而倡导文明对话，则可以让我们避免重蹈故辙，落入为少数政治家特意设计的“修昔底德陷阱”之中。再有一点，也可将文明对话视为是从“文化”的角度入手来思考国际间交往的一种重要途径，关于这点，我在之前的几个场合中也曾讲过。虽然经济与技术等的流通可以使各国都能参与到利益共享、协同发展的互惠中，它是基础，也极其重要的，但在另一方面似也应该看到，“物”的方式与手段最终还是无法解决观念上、思想上，特别是意识形态上形成的隔阂与分歧的，后者更属那种存在于人们脑子里的东西，它既是一套思想符号体系，也是因不同文明长期演化并蓄积以成的一种思维、情感等的模式，对这些方面带来的隔膜的疏通需要有更具针对性的方式，因而，还是要回到文化的维度上，通过在这方面形成的良性接触与对话，以及相互间的理解与同情，才有可能拆除“脑袋”中的隔离带。因此在这些年来，我们在对一带一路的阐说中也更增添了文化沟通的内涵。

回到汉学，那么我们如何看待汉学在文明对话中的意义呢？虽然文明对话的管道还有不少，但汉学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这个道理似乎已不需要多做解释，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正是有赖于汉学，才使世界各国获得了有关中国的系统性、深度性知识，尽管对这些知识的意义取向还可以再做评估。如果从大的方向上来看，也可以将之前出现的大部分，或绝大部分汉学成果都归在发现型或探索性的研究中，即其属于“investigation”这一范畴，主要体现为一种从单向度出发的研究。而对话或对话性研究，则至少需要引入另一个对谈者，以至变成双向或多向度的“交谈实践”——conversation。这个对谈者可以是隐含的（比如在一些比较研究中），也可以是处在正面现场的。不管怎样，对话总是发生在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始终会有一个他者在你的视野之中跃动；我们不仅是说话者，同时也是聆听者，既需要说出自己的意见，也需要兼虑与尊重他人的想法，以及包含在他人想法中的处境与逻辑等等；不是总是在自说自话，或欲将自己的条理强加给对方，而是需要遵循交往的规则，在思想的对流中发现一些新的问题，在互动与协商中提出解决问题的尝试性方案。以这样的方式来看，汉学也会获得一种新的面向，它不再单纯作为一种对象研究，也可以进而成为一种思考中国与世界如何关联、如何联动的方法论路径，即“以汉学为方法”。

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就将之看成一种全新的模式，这些年来，也有一些学者在这一面向上投入了自己的思考；同样，也不意味着原来的从单向度入手的“investigation”就是不重要的，无论过去还是将来，它都依然会是汉学的一种主要研究形态。在这里我想重点表述的是，汉学也可以以另一种方式介入到我们当前与未来的智性生活之中，在跨文化实践的领域中担荷起积极的调解作用，尤其在文明冲突变得愈益加剧的后全球化时代，这样的倡导是具有重大时代意义的。除了那些看似不及物的工作，也可以将汉学的某些部分转换为一种可及物的方式，使之在“述是性”（constative）之外，兼备某种“述行性”（performative）的功能。在这一话题之中包含的道理还有很多，我们可以再行讨论，鉴于时间关系，我只是先提炼出一些要点，供大家参考与批评。如果这一思路可以就此确立起来的，那么毫无疑问，“汉学何为”这个陈旧的命题也会因补入更为丰富的含义而被重新改写。

（演讲全文转载自“汉风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