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北外国际汉学，作者李佳

　　摘要：彼得堡学派是俄罗斯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圣彼得堡为中心形成的彼得堡学派在整个俄罗斯汉学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俄罗斯汉学的引领者，为俄罗斯汉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彼得堡学派与欧洲汉学有着密切联系，虽研究侧重领域存在一定差异，但彼此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当代彼得堡学派所取得的成就依然显著，从共时层面研究其发展现状具有重要价值，可为我国世界汉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俄罗斯汉学；彼得堡学派；欧洲汉学

　　一、引言

　　俄罗斯汉学发展至今已有300余年，是世界汉学的重要组成之一，与欧美汉学和以日韩汉学为代表的亚洲汉学构成世界汉学的主要格局，正如我国学者张西平所言：“从历史上说，除日本外，俄罗斯汉学研究和法国汉学研究难分伯仲，即便在今天，俄罗斯的中国研究也是名列前茅的。”俄罗斯汉学作为大国汉学拥有彼得堡学派、莫斯科学派和远东学派等，相比之下彼得堡学派尤为重要，因为它成立时间最早，为后来俄罗斯其他学派培养并输送了大量的汉学人才，并在众多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可以说，整个俄罗斯汉学前200年取得的重要成果几乎全部发生在圣彼得堡。

　　二、彼得堡学派独特的汉学研究范式

　　彼得堡学派的汉学研究领域广泛，其范式特征主要体现在其客观、中立的研究取向，尊重中国历史传统与文化价值观，追求以平等的“他者”视角来探索中国、研究中国，而非像欧洲汉学那样，罔顾中国事实并采取“西方中心主义”的汉学研究取向。

　　在中国语言研究方面，彼得堡学派十分注重从汉语作为一种独特语言形态的视角来对汉字本体进行研究，在欧洲语言学界否定或贬低汉语时，王西里反驳道：“人和人大体上是无差别的，如果认为欧洲人和中国人的大脑都是一样的结构，那么前者的语言思维中会有语法，而后者怎么会没有，况且他们几千年一直使用这种语言交际与思考，欧洲学界对汉语的认识并不全面，没有去思考像汉语这样未被破坏的语言，可以不借用词的变格与变位来表达或理解言语内容的事实”。

　　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王西里的《中国文学史纲要》是真正的世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著作，比英国汉学家翟理斯自称为世界上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早出版20余年，其收录的典籍数量、评述内容、注释分析等都是同时代其他文学史著作不能企及的。在中国哲学与宗教研究方面，以比丘林为代表的彼得堡学派的汉学家并未像欧洲传教士利玛窦那样，把基督教信仰的神圣原则凌驾于中国人的信仰之上，以达到所谓的“驱佛补儒”与“以夷变夏”的传教目的，而是客观看待中国人的宗教与信仰，提出“基督并不高于孔子”这一理性的学术思考。

　　三、彼得堡学派学术传承与学术传统特点

　　学术传承的完整性在任何领域的学术研究中都是至关重要的，历史悠久的彼得堡学派自成立至今并未因战争、革命、国家意识形态等外界因素影响而式微，无论是传教士还是学院派汉学家都充分继承并发扬了彼得堡学派的优良传统，保障了学术研究的延续性与传承性。如罗索欣于1756年对16卷的《八旗通志》进行翻译，生前只完成了其中的五卷，虽无师承者，但其余部分的翻译工作由同时代的列昂基耶夫完成并出版。巴拉第编著的《汉俄合璧韵编》充分借鉴了比丘林的相关著作与手稿，奠定了汉俄拼音字母互译的基础。19世纪汉学家王西里成为彼得堡学派创始人，拥有众多知名汉学家弟子，如格奥尔吉耶夫斯基、柏百福等，他们都继续传承王西里的学术精神与研究方法。阎国栋认为：“该学派一直秉承着王西里倡导的多语种、多学科的综合训练，以中国语言、历史和文化为研究对象，注重原文典籍，反对盲目迷信欧洲学术权威，是具有鲜明特色的古典汉学学派。”进入20世纪，阿列克谢耶夫结合俄欧汉学研究各自的优势，规划并推进其学生参与《史记》俄译、鲁学研究、章回体小说研究等方面的工作，主要学生有谢列布里亚科夫、孟列夫、齐赫文斯基、李福清等。继谢列布里亚科夫等汉学家之后，其学生马义德、罗季奥诺夫等汉学家成为彼得堡学派乃至俄罗斯汉学的中坚力量。因此，笔者认为这种学术传承是彼得堡学派300余年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也是彼得堡汉学向前发展的精神支柱。

　　四、彼得堡学派与欧洲汉学的互动关系

　　在谈及欧洲汉学所取得的某种突出成就时，国内许多学者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俄罗斯汉学成就。俄罗斯汉学和欧洲汉学虽然相互独立，但不应将其完全割裂，彼得堡学派是俄罗斯汉学众多学派中同欧洲联系最紧密的学派，欧洲汉学的许多成果都借鉴了彼得堡学派的汉学研究，作为俄欧汉学之间学术交流的桥梁，彼得堡汉学与欧洲汉学之间的互动联系几乎反映了整个俄罗斯汉学与欧洲汉学的联系，正如米亚尼斯科夫所言“彼得堡汉学既是俄罗斯汉学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欧洲汉学的一部分。”

　　彼得堡学派的形成初期主要依赖对欧洲汉学的引进。1750年宋君荣翻译的法文本《易经》引起了列昂基耶夫的关注，在宋君荣的建议下列昂基耶夫开始对《易经》进行研究。1782年列昂基耶夫摘译了《易经》部分内容并将其作为《大清会典》附录出版。需特别强调的是，欧洲汉学的引进给俄罗斯汉学带来的并非全是益处，如18世纪许多欧洲院士掌管彼得堡科学院，俄罗斯本土汉学家无法及时发表文章或出版著作，如《八旗通志》的23年出版历程成为俄罗斯汉学家的一部辛酸史。19世纪是俄罗斯汉学崛起与俄欧汉学学术论争的时代。比丘林的汉学研究并未盲目借鉴前人著作，其著作如《西藏志》、《蒙古纪事》等不断在欧洲出版，造成与欧洲学者观点的冲突，学术论战时有发生。如比丘林同柯儒关于蒙古问题的激烈论争引起整个欧洲汉学界的关注。19世纪中期，王西里开创了独特的汉学研究与汉语教学方法，编著了中国文学史纲要》等汉学教材，使彼得堡皇家大学一跃成为欧洲汉语教学中心。欧洲汉学家德国葛禄博、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等都在该中心接受汉学教育。进入20世纪，阿列克谢耶夫游学于欧洲，师从沙畹，将欧洲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彼得堡学派乃至整个俄罗斯的汉学，从此俄罗斯汉学与欧洲汉学进入融合阶段。彼得堡学派与欧洲汉学之间经历了“列昂基耶夫时期的借鉴、比丘林时期的论争、王西里时期的排斥、阿列克谢耶夫时期的融合阶段，目前已进入相互借鉴、相互影响与共同发展的新时期。

　　五、彼得堡学派在俄罗斯汉学中的主体地位

　　彼得堡学派是俄罗斯汉学的鼻祖，也是俄罗斯汉学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18世纪俄罗斯汉学彼得堡学派已初具雏形，在300余年的发展中为俄罗斯汉学人才的培养贡献了巨大力量，为莫斯科和远东汉学研究的发展输送了大量的汉学人才，如远东学派带头人波兹德涅夫、鲁达科夫、施密特均师从彼得堡学院派创始人王西里，再如莫斯科汉学带头人之一齐赫文斯基、鲁学研究者谢曼诺夫、中国史研究者杜曼均为彼得堡学派阿列克谢耶夫的学生。彼得堡学派是俄罗斯汉学的根基，它的发展是建立在比丘林的汉学成就、王西里的汉学研究方法、阿列克谢耶夫的中国文化研究思想的基础之上。无论是对欧洲汉学的引进，还是在本土化汉学研究发展方面，彼得堡学派都扮演着重要角色。总之，18世纪与19世纪的彼得堡学派取得的成就促进了后期整个俄罗斯汉学的发展。

　　六、结语

　　彼得堡学派是俄罗斯汉学的“常青树”，历史悠久并具有良好的学术传统，其汉学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俄罗斯培养了大量杰出的汉学人才。它是俄罗斯汉学通往欧洲汉学的窗口，也是俄罗斯汉学与欧洲汉学历史发展进程中相互交流的关键纽带。我们应对彼得堡汉学乃至俄罗斯汉学给予充分的重视，客观理解俄罗斯汉学的世界地位，以及俄罗斯汉学与欧洲汉学的学术联系与互动。因此，通过彼得堡学派的分析可以对上述问题作出诠释，有益于俄罗斯汉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此推文节选自《国际汉学》2023年第5期（总第38期）刊出的《俄罗斯汉学彼得堡学派概述》一文。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汉学家口述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史：图文音像数据库建构”（20&ZD330）阶段性成果，作者为“世界汉学家口述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史”项目组成员、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李佳。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汉学家口述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史”拟对来自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拉丁美洲、阿拉伯语区、俄语区等五个主要语言和文化区域的代表性汉学家进行深入的口述访谈，通过汉学家亲历和在场的中文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经验，勾勒出汉学家所在国的汉学发展史，梳理出清晰的中文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轨迹。截至目前，已经完成了60余个国家、近400人的口述史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