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山东社会科学，作者任增强

　　［摘要］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汉籍珍本《批点聊斋志异》新见何守奇评语约六十一条并序文一则，裨补了通行六十余年之久的张友鹤《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著录何评所缺失内容。新见何守奇评语与序文，可修正此前学界成说，与王士禛、但明伦、冯镇峦等其他聊斋评点者的评论话语相加辨读，可以发现何评重在阐释《聊斋志异》的思想意涵，以同心共情式话语深度介入文本，体现出注重两性对等的思想倾向与直面现实的批评品格；何评兼及《聊斋志异》的叙事结构和语言，对聊斋故事的叙事时序有着独到发现，对叙事中羼入的诗作大胆质疑。他以对“正”与“情”的凸显，在清代聊斋评点史上较早且较为充分地揭示了《聊斋志异》的进步思想和文学价值。

　　［关键词］法藏汉籍；何守奇；《批点聊斋志异》；评点特色

　　在古典小说《聊斋志异》评点史上，重要者约有十一家评，即稿本——王士禛评、无名氏甲评、无名氏乙评三家，喻焜合评本——新添冯镇峦评一家，何评本——何守奇评一家，但评本——但明伦评一家，王刻本——王金范评一家，遗稿本——段雪亭、胡泉、冯喜赓、刘瀛珍评四家。其中尤以王士禛、何守奇、但明伦与冯镇峦四家评点影响为最大。张友鹤所辑校之《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简称“三会本”）中，辑录了上述诸家评语，作为目前通行的权威《聊斋志异》整理本，“辑校者也花了辛勤的劳动，搜集颇富”。但殊为可惜的是，“三会本”所辑录何守奇评语，所据为道光三年（1823）经纶堂刻本《批点聊斋志异》。经纶堂是位于湖南邵阳的一家私人书坊，主办人姓谷，“书牌有题‘经纶堂’、‘经纶书室’、‘经纶书局’、‘经纶元记’、‘经纶柏记’、‘经纶森宝’等者”。一方面，因其为私人刻书坊，工艺不甚精良，“经纶堂本”何评《聊斋志异》印制不精，字迹漫漶处不在少数，以致在夹评中存在大量的虚缺文字，乃至异文；另一方面，何守奇的序言以及对个别篇目的总评，一并付之阙如。

　　“三会本”最初于1962年由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刊行，后多次再版，广为传布，遂成学界研究何守奇《聊斋志异》评点的主要文献来源；202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推出“三会本”最新版。但因新文献不为人知，经纶堂刻本何守奇《批点聊斋志异》所留缺憾一直无法得以裨补。因长期以来材料方面的缺失，学界难以全面把握和充分认知何守奇《聊斋志异》评点的特色与价值。

　　新见法国国家图书馆所庋藏之汉籍珍本《批点聊斋志异》（以下简称“法图藏本”）著录了大量未见于“三会本”的新内容。这些新材料主要包括何守奇的评语约六十一条，并序文一则。何守奇的评语又可分为两种类型：文旁夹评和文末总评。通过比对发现，“法图藏本”文旁夹评，除少量异文外，其他均为“经纶堂本”所阙如者，其中又包括完全缺失和部分缺失两种情况。至于文末总评，“法图藏本”与“经纶堂本”差别甚微，且大部分已为“三会本”所著录，唯新见《石清虚》《锦瑟》两篇故事的完整总评。这些新材料的发现，为我们充分认识何守奇聊斋评点的特色与价值提供了珍贵的文献依据。

　　一、最为完善：何评“法图藏本”版本与新见内容考述

　　何守奇《批点聊斋志异》就存世版本而言，广为学界所知者有两种。第一种即上文所谓“经纶堂本”，刊刻于道光三年；此外，现代学者郑振铎曾私人藏有一部《批点聊斋志异十六卷》，为道光十五年（1835）天德堂刊本，共八册，在其逝世后，与西谛藏书一并由文化部“转送北京图书馆庋藏”，即所谓“天德堂本”，据“经纶堂本”翻刻。原刻本与重刻本，皆无何守奇的序跋。

　　“法图藏本”前有何守奇序文，落款时间为嘉庆二十一年（1816）。由此可断定，在《聊斋志异》评点史上，何守奇评点的完成时间早于冯镇峦嘉庆二十三年（1818）的评点与但明伦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评点。“法图藏本”全书四册洋装，共十六卷，以《考城隍》开篇，《花神》作为殿篇。款式为半页九行，行二十一字，左右双边，黑口，无界行，无鱼尾，行间有夹批，文末有总评，版心刻“知不足斋原本”，可知是赵起杲青柯亭本的体例。扉页左下题“一经堂藏板”，中款“批点聊斋志异”，右上题“淄川蒲留仙著”。每卷卷首镌“淄川蒲松龄留仙著新城王士正贻上评南海何守奇体正批点”，钤有法国皇家图书馆写本部（Bibliothèque RoyaleM）的藏书印。另，由避讳字考之，“法图藏本”避讳“弘”字，如《画壁》篇中“殿宇禅舍，俱不甚宏敞”，以“宏”代“弘”；却不避讳“寜”字，如《婴宁》篇中“婴宁”、《金生色》篇中的“归宁”，其中“寜”字未作“甯”或“寍”，避乾隆而不避道光名讳，那该刻本很可能刊行于清嘉庆年间。而“经纶堂本”刊刻于清道光三年，由此可知“法图藏本”可能是“经纶堂本”的源头、目前所知的何守奇聊斋评点本的祖本，其文献价值不容小觑。

　　何守奇《批点聊斋志异》于嘉庆年间刊行后，应是由法国来华人员购置并携带回国，庋藏于法国的国家图书馆内，后被著录于法国汉学家古恒（Maurice Courant）所编之《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Catalogue des Livres Chinois, Coréens, Japonais, etc.）中。古恒是法国外交官、汉学家，曾在中国、朝鲜和日本等地从事外交工作，后于1900年出任法国里昂大学汉学教授，并为法国国家图书馆写本部编纂汉籍书目。在古恒所编目录中，《批点聊斋志异》被归入“故事集”类，与“传奇”“戏曲”一同被视为“想象性作品”（oeuvres d'imagination）。据古恒描述，“全书洋装四册，半皮精装，价值16利弗尔，12开本，印有‘Louis-Philippe’姓名首字母图案”。

　　“Louis-Philippe”即法国路易·菲利普一世，是奥尔良王朝唯一的君主，1830年8月9日登基，1848年2月23日退位。翻检菲利普一世相关传记，目前尚未发现有关其藏书情况的介绍。另由“法图藏本”中仅有法国皇家图书馆藏书印，而无任何中国国内藏书机构或私人藏家印章，似可推测《批点聊斋志异》并非辗转获得，而很可能是路易·菲利普一世在位期间由法国来华人员从中国书坊购置并带回法国，成为国王藏书，而后又转入法国国家图书馆写本部，庋藏至今。

　　“法图藏本”作为目前所知何守奇评点《聊斋志异》最为完善的版本，经与“三会本”所著录内容对读，发现何守奇评语及序文等不少新材料（如表1所示）。

　　二、持之以正：何守奇评点《聊斋志异》思想意涵的逻辑主线

　　“法图藏本”所见何守奇序文与评语，重在阐释《聊斋志异》的思想意涵，兼及艺术形式。论及思想内涵时，何评以“持之以正”为评点的逻辑主线，在早期聊斋评点者高珩的基础上，以情感化的呈现方式进一步丰富了“正”的内涵。?

　　在中国文化中，“奇正”说较早见于《孙子兵法·势篇》，所谓“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而后论“奇正”者众，但以“奇正”论“文”者，则首推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篇中，刘勰提出“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在《定势》篇中指出“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正式提出了“执正驭奇”的文学批评理念，由此较早地将“奇正”命题引入了文学批评领域。而最早以“奇正”说评论《聊斋志异》者，当是首位为《聊斋志异》作序的高珩。何守奇评点上承高珩，而又进一步拓展了“正”的意涵。

　　高珩于康熙己未（1679）所作序中为《聊斋志异》的志怪特质进行辩护，并拈出一个志怪谱系：“而竟驰想天外，幻迹人区，无乃为《齐谐》滥觞乎？曰：是也。然子长列传，不厌滑稽；卮言寓言，蒙庄嚆矢”；“神禹创铸九鼎，而《山海》一经，复垂万世，岂上古圣人而喜语怪乎？”（《会》“各本序跋题辞”：1—2）何守奇显然受此影响，他在序中言道，《聊斋志异》与“盖古《齐谐》之流，志怪之书也”，并言及苏东坡谪居黄州强人谈鬼的掌故，又引用了两个典故“寓言十九”与“还读我书”。“寓言十九”，出自《庄子·寓言》篇：“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还读我书”，出自陶渊明诗歌《读山海经·其一》“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此处，何守奇依循高珩的叙述逻辑，在序中先后提及《齐谐》、“东坡强人说鬼”、《庄子》和《山海经》，同样梳理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志怪谱系，并将《聊斋志异》置于这一谱系之中。

　　为进一步证明《聊斋志异》等志怪之书存在的合法性，“奇”与“正”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高、何二人的关注点。高珩在序文中提出了“以奇辅正”这一命题。高珩言道：“古人著书，其正也，则以天常民彝为则，使天下之人，听一事，如闻雷霆，奉一言，如亲日月”；他此处提及的“正”，主要是与儒家思想相关联的，所以他进一步指出，“吾愿读书之士，揽此奇文，须深慧业，眼光如电，墙壁皆通，能知作者之意，并能知圣人或雅言、或罕言、或不语之故，则六经之义，三才之统，诸圣之衡，一一贯之”。（《会》“各本序跋题辞”：3）同样，何守奇在序文中言道：“天地间怪怪奇奇，何所不有？苟能持之以正，则虽稗官小说，未尝不可‘还读我书’。”“持之以正”成为何守奇评点《聊斋志异》思想意涵的逻辑主线，尽管何守奇在序文中并未提及儒家经典，但若进一步分析他的相关评语及总评文字，可以发现他所谓的“正”，亦有维护儒家正统思想的一面。比如讲述同性之恋的《黄九郎》篇，蒲松龄在文末的“异史氏曰”发表了长篇评论。如果说何守奇尚能容忍蒲松龄对于文史典籍的戏仿，那么对于蒲松龄调侃儒家经典，他就不能接受了。比如篇末蒲松龄评论中有“云雨未兴，辄尔上下其手；阴阳反背，居然表里为奸”一句（《会》：350—351），戏仿的是《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中的“上其手”“下其手”。作为落第文人的蒲松龄，将儒家经典拉下神坛，借用经典中的文句来描写同性之间的不雅行为。对于此处戏仿，“三会本”过录“经纶堂本”无任何夹批，而“法图藏本”新见评语则为“亦俗亦丑”，明显表现出何守奇对蒲松龄戏仿《左传》颇有微词。

　　高珩强调了《聊斋志异》守“正”，具有维护儒家正统思想、辅助教化的一面；而由新见“法图藏本”评语可以发现，何守奇评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正”的思想意涵。通过对比王士禛、但明伦以及冯镇峦等的评点话语，可以发现何守奇所谓“正”主要体现在两个向度上。就个体层面而言，何守奇对《聊斋志异》中所刻画的有悖于封建礼教的另类女性表现出理解与认同，具有主张两性对等的思想倾向；就社会层面而言，他对科举制、阶级压迫等清代社会现实问题表现出了其他《聊斋志异》评点者所不常见的强烈批判意识。在关于“正”的话语表述方面，何守奇多援用独特的深度情感话语，以传达对弱者的同情，彰显蒲松龄的创作动机与价值评判。由此，通过对“正”与“情”的凸显，何评深入挖掘了《聊斋志异》的思想意涵，在清代聊斋评点史上较早且较为充分地阐明了《聊斋志异》的进步思想和文学价值，其评点特色详述如下：

　　（一）两性对等：何评的思想倾向

　　“《聊斋志异》塑造了众多才能出众且个性独立的女性，她们才华过人，勇气可嘉且意志坚定，被蒲松龄视为与男性对等的存在。”对此，之前学界有观点认为，王士禛和但明伦对书中那些言行不合封建礼教的女性多给予理解与肯定，而何守奇“坚执传统观念中僵化、落后的一面，对人物不完全符合封建礼教的言行，表示不可理解或予以否定”，并以何守奇关于《颜氏》篇的总评“女也而男，公然仕宦，使非鼎革，则雌雄莫辨矣，不几于人妖欤？”为例加以佐证。笔者认为这一说法值得商榷，且结合“法图藏本”新见评语，可以发现何守奇对此类女性形象实际上也持有理解和认同的态度。

　　《颜氏》篇中的才女颜氏女扮男装，替夫参加科考而高中进士，先“授桐城令”，后“迁河南道掌印御史”，最终于“明鼎革，天下大乱”之际，托疾辞官，返回故里。（《会》：843）何守奇总评中有“人妖”一语，但并非贬抑颜氏。据海外《聊斋志异》研究专家蔡九迪（Judith Zeitlin）发现，“人妖”一词最初见于《荀子》，本意指的是人身体之异样与畸形，而后在《南史》中才渐有另外的用法，专指异装癖者。《南史》载娄逞女扮男装为官多年一事，并认为娄逞的行为是凶兆，因为后来国家出现了叛乱。《南史》编纂者对这一现象的解读，遵循性别错位同某种政治灾难同构的古老传统。何守奇使用“人妖”一词同样是对性别进行政治化解读，旨在结合原文“明鼎革，天下大乱”的背景，揭橥《颜氏》篇所蕴含的政治寓意，故不应理解为现代汉语意义上的“人妖”。

　　由上述内容，可以说何守奇对女性“不完全符合封建礼教的言行”并未加以贬抑，或至少是持中立态度的。除颜氏外，《聊斋志异》中尚有其他不合传统道德训诫的“另类”女性，对此何守奇表现出了认同的倾向。比如《农妇》篇中的农人妇，体格勇健如男子，经济独立，以贩卖陶器为业，为人性格豪爽，常为乡里排难解纷。蒲松龄赞曰：“世言女中丈夫，犹自知非丈夫也，妇并忘其为巾帼矣。其豪爽自快，与古剑仙无殊，毋亦其夫亦磨镜者流耶？”（《会》：1358—1359）蒲松龄所推崇的农人妇，其行为、性格与体征均突破了传统性别的界限，悖异于传统礼教对女性的规约。“三会本”中《农妇》篇无何守奇夹评著录，而“法图藏本”新见何评：“见剑侠聂隐娘。”此处，何守奇指出蒲松龄将农人妇比作唐传奇中的女侠聂隐娘，在说明蒲松龄用典的同时，“剑侠”二字的评价无疑也传达了何守奇对以才德进入公共领域的女性的赞许。

　　在上述《颜氏》《农妇》篇中，蒲松龄以男女角色的易位挑战父权社会对两性关系的规约。对此，何守奇并未“坚执传统观念中僵化、落后的一面”。今据“法图藏本”新见评语，何守奇对《聊斋志异》中两性对等关系的描写持肯定态度，反映出他朴素的民主平等意识。比如《瑞云》篇，女主人公瑞云虽为风尘女子，却希冀真挚的爱情。书生贺生视瑞云为知己，不以貌取人，在瑞云容貌毁损后，“贺闻而过之”，赎其为妻，并曰：“人生所重者知己：卿盛时犹能知我，我岂以衰故忘卿哉！”（《会》：1514—1515）对此句，“三会本”著录何评：“愤慨语亦知己语”；而“法图藏本”则著录为：“慷慨语亦知己语”。结合故事内容，“慷慨语”更为契合何守奇本意，与“有心”一并呈现出贺生的真情、心胸与气度，不论身份贵贱和相貌妍媸，始终引瑞云为知己，也体现出何守奇评点对男女人格平等意识的觉悟。

　　此外，何守奇在评点《红玉》时，虽以故事中的冯生为关注点，却凸显了两性对等意识。“乃哀邑令，求判还卫氏之骨。”（《会》：305）书生冯相如之妻卫氏，被乡里恶绅抢走，不屈而死，冯生哀求县令判还遗骨。冯生这一举动，体现出男性对女性的深情与敬重，被何守奇赞为“义”。

　　（二）直面现实：何评的批评品格

　　“法图藏本”新见何守奇评语不乏现实批判意识，这些评语与作者蒲松龄声气相应。在《聊斋志异》清代评点史上，何评最为鲜明强烈地指出了蒲松龄对当时科举制和黑暗现实的暴露与挞伐。比如《姬生》篇讲述姬生被狐所蛊而为盗的故事。蒲松龄认为“秀才为盗，亦仕进之志也。狐授姬生以进取之资，而返悔为所误，迂哉”（《会》：1803），将书生执迷科考进取与偷盗并举，暗讽科举功名蛊惑人心，令人迷失心性。对“狐授姬生以进取之资”一句，“三会本”何评有缺字，作：“□世”；今据“法图藏本”，为：“观世”。由此，何守奇评语较为准确地揭示了蒲松龄的现实关怀，以及对科举制的批判态度。

　　蒲松龄对于科考的诸多不满与批判，被何守奇心领神会并着重突出，借此表达了他自身的价值立场。比如《王子安》篇，东昌府书生王子安屡困场屋，一次在放榜前痛饮大醉，梦见自己进士及第，殿试翰林，醒后发现不过是大梦一场。对此，异史氏曰：“顾得志之况味，不过须臾；词林诸公，不过经两三须臾耳。”（《会》：1355）“三会本”何守奇夹评缺字，作：“至□”；今据“法图藏本”，则为：“至言”。此夹评可与何守奇总评中的观点互相印证，何总评曰：“齐量等观，则词林诸公，安非出于造物之戏也？世事种种色色，不必认真。”（《会》：1355）据此可以得见，何守奇高度认同蒲松龄的观点，视之为“至言”，并以佛家的“色空”观看待仕途功名。由此，可知何守奇恐非此前学界所谓的“科场得意者”。与何守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进士出身的但明伦，他“入词垣，先后典楚、浙试，皇华小憩，取是书随笔加点”（《会》“各本序跋题辞”：19）。对于《王子安》篇，但明伦的评语是“乃欲出耀乡里，认假作真，狐亦怒而去之矣。缨帽如盏，留与穷骨子自笑耳”（《会》：1355），充满了对科举不第者——“穷骨子”的讥讽与奚落，遑论批判科举制之腐朽。可以说，“法图藏本”中“至言”这一新见评语与总评前后相呼应，凸显了何守奇对科举制的强烈批判，并成为印证其身份为“科场失意者”的一则有力证据。

　　在暴露科举腐败的同时，何守奇更为着力于揭橥《聊斋志异》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批判。《罗刹海市》虚构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国度——大罗刹国，国人以丑为美，颠倒是非，所谓“我国所重，不在文章，而在形貌”（《会》：500）。对于此句，“三会本”著录何评为“即形貌尚颠倒，何况其他”，批判的意味较为隐晦；而今据“法图藏本”，则为“骂世”。而对《罗刹海市》中“嘻！游戏犹可，何能易面目图荣显”（《会》：502），“三会本”与“法图藏本”均著录何评为“骂世”。由此，何守奇以同一评语前后复现的方式，直接而有力地揭橥了《罗刹海市》对清代黑暗社会现实的批判。

　　《聊斋志异》除虚拟假托之外，还直面现实社会中酷吏对百姓的压迫以刺贪刺虐，这更体现了其社会批判价值。比如《促织》篇讲宣德年间宫中尚促织，地方官吏媚上欺下，强制百姓进贡促织，由此制造了人间惨剧。“有华阴令欲媚上官，以一头进。”（《会》：532）对此，“三会本”不曾著录何守奇夹评语，“法图藏本”则著录为“作俑”；“三会本”仅著录但明伦评“始作俑者此令也”（《会》：532）。今据“法图藏本”可知，何守奇评点在前，但评后出而受何评启发，更为详实。何评虽仅两个字，却发前人之未发，辞微旨宏，矛头直指始作俑者的酷吏，显示出了鲜明的批判意识。在现实批判意识方面，但评有所继承，然而如前所述，何、但二人身份的差异导致但评的批判力度有明显弱化的迹象。

　　（三）同心共情：何评的话语介入

　　正如海外《聊斋志异》研究专家张春树与骆雪伦所指出的，从理论层面来看，传统儒家文化以“理”为中心，倡导通过自律和修身以践行道德操守，从而构建起和谐有序的社会，但现实中封建统治阶级的精英们鲜见能达及儒家的理想标准。事实上，他们残酷地镇压下层民众，而所谓公共精神、公共服务和公共利益等崇高理念，以及其他传统价值观，都只不过是虚伪的口号和空头承诺。作为反拨，“在16世纪一种新型的浪漫与真性情的文学形式兴起，以挑战儒家长期以来所建构的‘理性人’（rational man）的形象”。蒲松龄“无意间成为了晚明‘主情说’传统的承祧者”，以《聊斋志异》传达内心的孤愤，批判专制的封建制度和走向衰落的科举制，并揭示了底层民众的凄惨境遇。

　　通过阅读评点《聊斋志异》，何守奇不仅深切体悟了蒲松龄所表达的情感与宏旨，而且以具有鲜明情感化的评语深度介入，从而以作品为桥梁，实现了与作者之间的情感交互。他的这种解读方式突破了儒家以理克情思想的规约，快意恩仇而酣畅淋漓，充分阐明了蒲松龄与下层民众息息相通的满腹深情，彰显了《聊斋志异》的艺术感染力和文学价值。相比之下，但明伦评语较为克制与理性，更注重缓和阶级矛盾，因此批判力度较弱；冯镇峦评语则偏重于《聊斋志异》作文之法，其现实批判性最弱。

　　《花姑子》中香獐精花姑子为救书生而甘愿损失七成的道行，言道：“妾不能终事，实所哀惨。然为君故，业行已损其七，幸悯宥也。”（《会》：703）对此，“三会本”著录何守奇夹评为：“惨极”；著录但明伦夹评为：“父与女俱坏道，报亦至矣”。此处的但评，依然是较为理性，重在分析原因，更在维护既有的封建秩序。而“法图藏本”中新见何评作“情极”。由篇末异史氏曰“至于花姑，始而寄慧于憨，终而寄情于忍。乃知憨者慧之极，忍者情之至也”（《会》：704），以及何守奇总评“情极乃至于无情，慧极乃几于不慧，非此中人何足以知之”。可见，“法图藏本”中的“情极”一语，应更符合何守奇本意，较之于但评，更与蒲松龄声气相应。由此，何评对情感话语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在“法图藏本”中，我们发现还有几处是“三会本”缺字、异文或不曾著录的情感化评语。如《莲香》篇中“此‘似曾相识燕归来’也”（《会》：251），“三会本”中著录何评有缺字，作“怆绝语，□如泫然可知”，而“法图藏本”著录更为完整，作“怆绝语，观如泫然可知”。另外，《吕无病》中描写悍妇“妇怒起，毒挞无算”（《会》：1217），“三会本”有缺字，为“可□”，而“法图藏本”为“可畏”。由此，再次体现了何守奇评点故事时移情于弱者的特色。这一点在何守奇对《促织》中一段悲剧情节的评点中尤为明显。如前所述，《促织》中的恶吏为献媚上官，强行向百姓征收蟋蟀，致使普通百姓家破人亡。主人公成名历经千辛万苦，方寻得一头蟋蟀，却不料成名九岁的儿子，因好奇观看，致使蟋蟀跃出盆外，再等用手扑时，蟋蟀“股落腹裂，斯须就毙”，此时“儿惧，啼告母。母闻之，面色灰死，大骂曰：‘业根！死期至矣！而翁归，自与汝覆算耳！’儿涕而出。未几成归，闻妻言，如被冰雪。怒索儿，儿渺然不知所往；既得其尸于井”。（《会》：534—535）这一凄惨情景最可体现评点者的批评眼力与价值取向，如此重要的场景，“三会本”竟不曾著录何守奇夹评语，而著录但明伦评语：“虫死则父不能生，母闻而面色灰死，儿无复生理矣”，“谁使之然？此之谓民之父母。为宰有仁心者，须常存此象于心目中”；著录冯镇峦评语：“又作险笔。得其尸于井句，捷笔。俗手则必叙其如何投井，费许说话。拙矣。友人半痴子曰：汝岂作得《聊斋志异》出人也”。（《会》：535）在此，但明伦从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出发，评语较为理性，重在分析事件原委，并注重故事的警示作用，希冀为官者以此为鉴，以缓和阶级矛盾。而冯镇峦的评点，不注重思想内容的阐发，而重在分析《聊斋志异》的作文之法，即所谓“险笔”“捷笔”。在《读聊斋杂说》这篇总纲性的序文中，冯镇峦认为，《聊斋志异》不应作为故事看，而应作为文章来看，对于“不得不补处，不得不省处”，“当以正法眼观之，不得第以事视，而不寻文章妙处”。（《会》“各本序跋题辞”：17）此处冯镇峦对《促织》篇的夹评与其评点的总体原则是相吻合的。

　　今据“法图藏本”，何守奇此处夹评为“数行不忍卒读”。循此情感逻辑，对于“但蟋蟀笼虚，顾之则气断声吞，亦不敢复究儿”（青柯亭刻本作“亦不复以儿为念”）（《会》：535），“法图藏本”新见评语为“可怜”。可见，何守奇以不忍之心读蒲松龄笔下底层民众的悲惨遭遇，体验故事人物的悲情，充满了悲天悯人的情怀。这里不同于但明伦的理性冷静，亦没有冯镇峦专注写作技巧的超然，而是站在普通民众一边，作深度情感介入，以自身之情语传作者之深情，以深度情感话语表达了对被欺凌者和被压迫者的无限同情。遵循这一情感逻辑，何守奇对弱者充满了同情，而对于那些压迫者和强梁者，他则主张快意恩仇，除之而后快。何守奇在《五通》篇总评中写道：“读前半恹恹欲绝。万生豪气，自是可人。”该篇前半部分，五通作乱，祸害百姓，却逍遥法外，何守奇读来“恹恹欲绝”，心中不快。后半部分，侠士万生现身，以刀、箭逐一斩杀五通，“刀已中颅，颅裂而踣”，“三会本”著录何评“快”，而“法图藏本”则为“一快”；“万急发一矢，首者殪”，“三会本”“法图藏本”均著录为“一快”；“一人入，剁颈亦殪”，“三会本”“法图藏本”均著录为“又一快”。以上三处细节，其他聊斋评家并未关注，仅但明伦在第一处有“黔驴技此止耳”这一较为客观化的评语，而何评却紧随万生除恶全过程，充满了情感体验与主观参与，以“一快”“一快”“又一快”这样富有节奏感的评点话语，传达出了除恶务尽、诛之而后快的酣畅之情。（《会》：1549—1550）

　　续篇《又》讲述了金生外甥女遭五通侵扰，金生哀求情人霞姑为其除害的故事。霞姑本金龙大王之女，于是遣婢女阉割了五通。此篇中有但明伦、冯镇峦多处夹评，唯独不见何守奇夹评，个中原因或许在何守奇总评中可以寻得，即“除恶未尽，故应不如万生之快”。而但明伦在《又》总评中，似是回应何守奇：“阉割五通，去其要害而已，何必诛之乃为快乎？……”他的立场依然是调和式的，主张不要激化矛盾。冯镇峦对该篇则一以贯之地偏重叙事手法，故事由金生与霞姑相爱相知开篇，逐步过渡至主题，“先是，生养甥女，既嫁，为五通所惑，心忧之而未以告人。缘与女狎昵既久，肺鬲无不倾吐”，对此，冯镇峦评：“如此入题，蹊径独别”，丝毫不涉故事的思想意涵。（《会》：1552—1555）

　　三、独具慧眼：何守奇对《聊斋志异》叙事结构和语言的评点

　　新见“法图藏本”中何守奇的评点，重在考察《聊斋志异》的思想意涵，但对《聊斋志异》的叙事结构与语言亦有所涉及，其中不乏独具慧眼之处。

　　（一）时序倒错：何评对《聊斋志异》叙事结构的创见

　　西方叙事学理论认为，言语的性质决定了不忠于时序是叙事文的规律而非例外，叙事时序与故事时序间的错位即所谓时序倒错，常见者有预叙与补叙两种，“原创性虚构作品及其它作品中的大部分倒叙和预叙或者是明显的，即由文本自己以不同的表达标志表示出来”。何守奇在《批点聊斋志异》夹评中便指出了《聊斋志异》所运用的预叙与补叙两种时序倒错手法。

　　预叙即叙事时序早于故事时序，提前交代。细勘“法图藏本”新见评语，何评指出了《聊斋志异》中预叙的三种表达手法。第一，戏语。如《莲香》篇蒲松龄借“生托词以戏曰：‘彼云前日之病，为狐祟耳’”（《会》：243），以此激化莲香与李女之间的矛盾，暗示后来所发生的桑生与狐仙莲香、鬼女李氏三者间的情感纠葛，“法图藏本”中新见何守奇批语为“逼起”。第二，占卜。《陈云栖》篇讲述了书生真毓生与女道士陈云栖、盛云眠相爱并最终结合的故事，开篇便借助占卜者之口加以预叙：“儿时，相者曰：‘后当娶女道士为妻。’”（《会》：1633）对此，“法图藏本”新见何守奇评语为“伏”。第三，谎言。《橘树》篇中，兴化令刘公之女，幼时有道士来献橘树，后刘公任满迁徙，不得不将橘树弃置，女抱树啼哭，“家人绐之曰：‘暂去，且将复来。’”（《会》：1012）后刘公女嫁庄生，庄生中进士后亦为兴化令，而橘树犹在。对此，“法图藏本”新见何守奇评语为“谶”。

　　补叙即叙事时序晚于故事时序，事后再提。何守奇发现，补叙的标志集中体现为蒲松龄所惯常使用的一个词：“先是”。比如《成仙》：“先是，黄吏部家牧佣，牛蹊周田，以是相诟。牧佣奔告主，捉仆送官，遂被笞责。”（《会》：96）对此，“三会本”著录何评为“补序法”，著录冯评“补叙法。看他用笔跳脱迅疾简劲处”；而据“法图藏本”，何评作“补法”。此外，《王成》篇“先是，南道初通，葛至绝少。贝勒府购致甚急，价顿昂，较常可三倍”（《会》：118），此处“三会本”与“法图藏本”何评皆作“补序”。

　　据“三会本”和“法图藏本”，以上几处预叙与补叙，除《成仙》篇一处“补叙”曾引起冯镇峦的注意外，其他各处仅有何守奇做过评述，由此可见何守奇在《聊斋志异》叙事理论方面的独特见解。

　　（二）诗作平平：何评对《聊斋志异》叙事语言的质疑

　　《聊斋志异》中的诗作作为其叙事语言的组成部分，历来也为评论家所称道，比如冯镇峦便认为“文笔之佳，独有千古”（《会》“各本序跋题辞”：11）。尽管何守奇未曾全面地评论过蒲松龄的语言风格，但是他对《聊斋志异》中穿插的诗作却提出了不同看法。比如在《香玉》篇中，蒲松龄借助故事人物黄生之口吟诗曰：“爱慕弥切，因题句树下云：‘无限相思苦，含情对短窗。恐归沙吒利，何处觅无双？’”（《会》：1687—1688）对于此诗，“三会本”著录何评为“平平”；而“法图藏本”著录何评，则为“诗平平”。仅“平平”二字，或许是何守奇指出黄生以诗歌传达相思情的方式平淡无奇，而“诗平平”则直接指出了此诗为平庸之作。概因诗中前两句直陈相思之苦，感情直露；后两句援用了唐代许尧佐《柳氏传》和薛调《无双传》两处典故，又颇为晦涩，由此而遭到了何守奇的质疑。

　　然而，在《聊斋志异》的经典化过程中，这些质疑声逐渐被赞美与认同的声音所淹没，以致在上文所提的《聊斋志异》十一家评中，很少看到正面质疑《聊斋志异》语言风格的观点。由此，“法图藏本”所著录评语，体现了何评独有的批判意识，别具一格。

　　四、结语

　　“法图藏本”新见何守奇序文与评语，表明何评以“持之以正”为逻辑主线，承袭并进一步丰富了高珩所提“正”的内容与意涵，较早且颇为充分地揭橥了《聊斋志异》对科举制和清代社会现实的鞭挞与批判。他情感化的激切话语不但表达了作为评点者的价值立场，而且彰显了蒲松龄对下层民众的深切同情，较之于身为封建官吏的高珩、王士禛与但明伦，何评更具社会批判的力度与悲天悯人的情怀；其评点话语虽形式简短却意涵丰富，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对后世的《聊斋志异》研究者亦有所影响。何评重在洞幽烛微，抉发《聊斋志异》的思想内容，同时也较早地涉及该书的叙事结构与语言。在艺术形式方面，何评固虽不如冯镇峦丰赡，却独具慧眼，富有质疑精神。

　　此前有学者认为在《聊斋志异》的评点中，“比起王渔洋、何守奇等人，冯镇峦、但明伦的评点却是高出一筹，称之为‘双璧’，也可当之无愧”。而综合“法图藏本”新见何守奇评点《聊斋志异》相关材料，可以说在《聊斋志异》评点史上，何评话语在批判的力度与情感的感染力方面显然更胜一筹，以对“正”和“情”的凸显而进一步揭橥了《聊斋志异》的社会意义和文学价值。何守奇的评点成就并不亚于冯、但二人，由此在清代《聊斋志异》评点史上构成了“三足鼎立”式的存在。

　　本文原载《山东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参考文献及注释参见本刊原文。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中文古籍的编目、复制与整理研究”（项目编号：17ZDA16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介绍：任增强，文学博士，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兼任文化与旅游部-北京语言大学共建“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海外汉学与域外汉籍研究，主要著作有：《英美聊斋学研究》（专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异史氏：蒲松龄与中国文言小说》（译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中国文化概要》（英文版）（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海外汉学与中国文论》（英美卷）（合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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