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3日上午，德国汉学家大会第四分论坛在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汉学中心520会议室举行。本场分论坛以“中德文化交流史与汉学实践研究”为主题，由西安外事学院居政骥、青岛大学朱轶杰先后主持。来自东南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西安外事学院、北京语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黄山学院、青岛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等高校的十位学者先后发言，议题涵盖庄子与卡夫卡的跨文化对话、中国气象学留德学者的知识流动、一战德国使团在新疆的跨文化接触、中国音乐在德国的理论旅行、姚可崑对卡罗萨的翻译、克拉邦德对道家思想的接受、奥尔默圆明园影像考、青岛德文报刊的汉学传播、西方东方形象的变迁以及汶川地震后羌族诗歌的创伤书写等。德国莱比锡大学白莎（Elisabeth Kaske）教授、维尔茨堡大学安如峦（Roland Altenburger）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谢林德（Dennis Schilling）教授等担任评议嘉宾。

　　当庄子遇见卡夫卡——从比较文学视角看卡夫卡创作中的庄子元素

　　东南大学胡继成从画作《当庄子遇见卡夫卡》切入，系统考察了卡夫卡与庄子之间的精神关联。他指出，卡夫卡在1916年的书信中曾写下“从根本上我就是中国人，并且正在回家”的语句。根据雅诺施《卡夫卡谈话录》的记载，卡夫卡明确表示“深入地研究过道家学说”，并特别指出在孔子、老子、庄子的著作中，只有《南华经》（庄子）他“算马马虎虎读懂了”。胡继成重点分析了其在阅读《庄子》德译本时所划出的段落，并指出卡夫卡对此的理解是“这里重要的问题是把握事物和时间的内在关联，认识自身，深入自己的形成与消亡过程”。在创作层面，胡继成比较了卡夫卡《变形记》中“人变甲虫”与庄子“庄周梦蝶”中的物化思想，指出英国评论家埃利亚斯·卡奈蒂曾评论卡夫卡“变化成小动物”的手法“通常只有中国人堪与媲美”。他分析了卡夫卡与庄子在寓言运用与语言反思上的共通性，卡夫卡终生与语言“较劲”，认为语言无法触及深层真理；庄子则提出“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的言说悖论。胡继成认为，庄子的生命美学以“养生”为旨归、以“逍遥”为境界，可为卡夫卡笔下现代人的异化困境提供一种对抗路径。

　　在问答环节，白莎教授提醒应避免将卡夫卡简单纳入单一民族标签，指出他生活的奥匈帝国是多民族多语言帝国，其主流文化语言为德语，应按照当时的历史语境而非二战后的民族国家边界来理解。雷立柏补充说，卡夫卡的家庭说德语与捷克语，其德语写作属于当时布拉格德语精英文化传统。

　　从新疆到柏林：1927-1945年李宪之、刘衍淮与现代气象学的全球知识流动

　　北京外国语大学胡琨以“从新疆到柏林：1927-1945年李宪之、刘衍淮与现代气象学的全球知识流动”为题，考察了两位中国气象学家在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博士期间的知识迁移过程。他指出，李宪之与刘衍淮作为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成员，在新疆进行了为期三年的气象观测，李宪之主要观测寒潮，刘衍淮研究高山降水。1927年科考结束后，经团长斯文·赫定推荐，二人于1930年进入柏林大学学习气象学。李宪之师从奥地利学派代表菲克，主修理论物理与热力学，博士论文获“良好”成绩；刘衍淮师从经验主义气象学家克诺赫，博士论文“及格”。胡琨强调，两位导师的学术风格深刻影响了学生的职业生涯：李宪之后来在西南联大开设“中国气象”课程，将欧洲气象学理论在地化应用于东亚气候研究；刘衍淮则投身空军气象培训与医疗气象应用。他们的研究成果（如李宪之对寒潮越过阿尔卑斯山后“无雄蜂现象”的观察）反哺了世界气象学，拓宽了奥地利学派模型的经验边界。在问答环节，与会者就二人德语学习方式（自学）、与在华欧洲气象台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擦肩而过的友谊——一战时期德国赴阿富汗使团在中国新疆的一次跨文化接触

　　西安外事学院居政骥以“擦肩而过的友谊——一战时期德国赴阿富汗使团在中国新疆的一次跨文化接触”为题，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1915年，德国外交官兼军官亨提希（Oskar von Hentig）率领使团经波斯前往阿富汗，试图说服阿富汗国王加入同盟国阵营进攻英属印度。任务失败后，亨提希决定取道新疆返回德国。他曾在德国驻北京公使馆任职，希望借此行与北京建立联系以争取中国支持。1916年6月，亨提希一行进入新疆，受到当地官员与民众的热情接待。然而新疆都督杨增新采取谨慎态度，喀什提督马福兴则亲英亲俄，对亨提希进行刁难。亨提希在一次骑马中成功摆脱围堵，却在喀什古城门口被马福兴部下截获。幸有瑞典传教团出面保护，马福兴不敢加害（因庚子事变后杀害洋人的官员均被严惩），最终将亨提希一行“护送”出境。亨提希经西安、武汉、上海、日本、美国辗转回国。居政骥认为，亨提希此行是一次真诚的交友之旅，此前学界对其“间谍”“煽动叛乱”的指控系受单边信息误导。此段历史提醒后人：中立国家在国际交往中对交战双方保持平等沟通的重要性。

　　白莎教授表示这个分享“收获匪浅”，并建议应在德国发表相关成果。马勊思就亨提希前往新疆的目的提出疑问，居政骥解释其一是为避免与正使走同一路线被一网打尽，其二是希望在新疆建立与北京的电报联系并与当地德奥人士等群体建立友好关系。

　　汉学视域下中国音乐在德国的跨文化旅行与当代对话

　　北京语言大学王晓冉以“汉学视域下中国音乐在德国的跨文化旅行与当代对话”为题，借助萨义德“理论旅行”框架，梳理了中国音乐在德国汉学界的传播脉络。她指出，19世纪下半叶汉学家花之安在《中国音乐理论》中首次系统向西方解释中国乐律，将“律”“吕”译为“男音”“女音”，以西方音乐学既有词汇对应中国传统术语，虽简化了其哲学内涵，但在传播初期最为有效。卫礼贤则将中国音乐提升至哲学层面，提出“五音与五行”对应，认为中国音乐是“宇宙秩序的表达”和“孔子思想中人格与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20世纪德裔音乐学家沃尔夫冈·弗兰克（Wolfgang Fraenkel）在上海任教近八年，首次提出中国五声音阶并非西方语境中“残缺的音阶”，而是具备独立审美与结构逻辑的完整体系，并将西方十二音技法传入中国。王晓冉认为，中国音乐在德国的传播经历了从技术译介到哲学阐释再到学科整合的脉络，持久有效的传播应进入全球学术讨论与思想对话之中。

　　跨时空的精神对话——以姚可崑译《引导与同伴》为例”

　　北京外国语大学夏瑞芳以“跨时空的精神对话——以姚可崑译《引导与同伴》为例”为题，考察了1944年姚可崑翻译德国作家汉斯·卡罗萨（Hans Carossa）自传体小说《引导与同伴》的出版背景与精神史意义。她指出，卡罗萨是“德国内心流亡”的代表作家，1933年纳粹上台后虽未流亡，却帮助过被驱逐的犹太诗人。姚可崑在译序中将卡罗萨定位为“变乱时代里一个最纯洁、最真实的诗人”。夏瑞芳分析了译名的选择：德语“Führung”在纳粹时期被意识形态化为“元首领导”与绝对服从，姚可崑将其译为“引导”；“Geleit”原含自愿、平等、互助之意，被译为“同伴”——“所谓引导，指的是对于作者的生活有所指示的人；同伴，是有所帮助的人”。她认为，姚可崑在战乱的中国择取卡罗萨这位代表“内心流亡”的作家，将德国19世纪“教养传统”迁移到渴望精神抚慰的中国知识界，回应了当时对精神支柱与文化重建的集体渴求。夏瑞芳还注意到该书以“国币二元四角乙种”定价（法币），实际售价需乘以通货膨胀率，说明当时购买力极低，读者仅限于知识分子阶层。

　　白莎教授认为该报告“很好很有意思”，指出卡罗萨虽非最知名作家，但在中国被记住是对德国文化的贡献。她建议进一步考察姚可崑如何选择此书以及出版社的选书策略。马勊思则提及冯志回国后参与建立中德学会及翻译赞助项目，建议查证该书是否属于该项目。

　　德国作家克拉邦德对道家思想的创造性接受与重构

　　华中科技大学张小燕以“德国作家克拉邦德对道家思想的创造性接受与重构”为题，分析了克拉邦德（Klabund）在1919年出版的《老子语录》中对卫礼贤《道德经》译本的改写。她指出，克拉邦德在一战期间经历妻子难产去世的精神危机，曾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如果不是道家哲学可能我就已经自杀了”。他将道家思想视为战后德国救赎的路径，在1919年的一篇文章中呼吁德国人“按照神圣的道家思想所宣告的方式去生活，做欧洲的中国人，开始一场心灵的革命”。张小燕系统比较了卫礼贤译本与克拉邦德改写的差异：在篇章编排上，克拉邦德打破了81章顺序，重新组织为“向内认知”“政治与和平主义”“理想人格‘智者’”“道的起源”四大主题；在措辞上，他将“圣人”译为“智者”（derWeise），弱化神圣性，强调个体修行；将“死而不亡者寿”译成带有路德圣经救赎色彩的语言；将“天下有道”直接指向当时的德意志帝国。张小燕认为，克拉邦德的改写是将道家思想作为应对当代实际问题的精神资源，其译本在1919-1922年间多次再版，进入了卡夫卡等人的阅读圈。

　　安如峦教授在点评中指出，一战后德语作家不懂中文、在译本基础上进行改写是普遍现象，克拉邦德对《聊斋志异》的改写同样值得关注。安如峦还就德国哲学为何对道家而非儒家更感兴趣的问题与张小燕进行了讨论。

　　奥尔默1873圆明园影像考

　　黄山学院朱雁飞以“奥尔默1873圆明园影像考”为题，考察了德国摄影师、建筑师、瓷器收藏家恩斯特·奥尔默（Ernst Ohlmer）于1873年拍摄的15张圆明园欧式建筑群残迹照片的缘起与意义。奥尔默1867年来华，在厦门开设照相馆，1868年被总税务司赫德聘用，在清海关任职46年，设计建造了包括青岛海关大楼在内的多处建筑，亦收藏大量中国瓷器。朱雁飞指出，奥尔默能够进入当时仍是皇家禁苑的圆明园进行多次拍摄，与其海关高级职员的身份优势密不可分。此外，其瓷器收藏家身份也是重要动机——圆明园欧式建筑群曾陈列大量瓷器，拍摄原环境有学术意义。这些照片是已知最早拍摄圆明园欧式建筑群的影像。奥尔默去世后，遗孀将底片交给德国建筑师恩斯特·伯施曼，后者著有《中国建筑》等书。中国美术学者冯固在德国留学期间发现这些照片，几经努力借回中国，于1933年出版《圆明园欧式建筑残迹》。2010年，台湾收藏家秦风重新策展并出版画册。朱雁飞认为，这组照片的意义在近百年的流转过程中经历了多次叠加与重构。

　　在问答环节，居政骥指出拍摄年份1873年正值同治、光绪两朝交替之际，历史背景特殊。谢林德追问拍摄动机的直接证据，朱雁飞回应目前主要依据侧面资料推测，正在查阅奥尔默日记（藏于科隆大学档案馆）。安如峦则提出可考虑西方“废墟美学”视角。

　　青岛城建早期的汉学研究与传播活动——以德文《青岛新报》为中心

　　青岛大学朱轶杰以“青岛城建早期的汉学研究与传播活动——以德文《青岛新报》为中心”为题，论证了近代德国在华德文报刊作为汉学史料与研究对象的重要性。他指出，1900年《青岛官报》上连载了翻译官穆兴利（E. Murz）的《孟子》德译文，标题为“中国人的经典文献”，早于卫礼贤译本十余年。穆兴利还在此报上连载了《大清律例》。朱轶杰认为，报刊具有极强的时效性，研究近代中德关系史与汉学史不能忽视这些报纸。他重点分析了《青岛新报》（中文名《青岛新报》，1904-1914）上的书籍广告与学术活动：广告中可见汉学家福兰克（O. Franke）的《东亚的重构》、卫礼贤翻译的《列子》等著作；1913年1月，卫礼贤以青岛艺术与科学协会主席身份提议成立地理学与民俗学学会，计划出版会议纪要、与胶海关合作建立博物馆、设立图书馆。该学会可视为中国最早的汉学学术研究团体之一。朱轶杰指出，这些报刊活动既是德国殖民政策的缩影，也为理解汉学家成果提供了细致入微的时代背景。

　　谢林德教授就“汉学家”的界定问题提出讨论，认为应区分汉学活动与一般性的与中国相关的活动。安如峦询问《青岛官报》是否已有中文译本，朱轶杰回应已出版八卷双语本。

　　宋代《易经》之心学与现代心理学诠释之比较

　　西安外国语大学许晶阳以“近现代西方语境下东方形象的变迁与反思”为题，基于萨义德《东方学》、格奥《亚洲的妖魔化》、杰拉德《发明的东方》及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四部著作，梳理了18世纪以来西方对东方形象建构的演变。她指出，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随着欧洲东方知识的增长与殖民扩张，东方被“他者化”为“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浪漫主义倾向叙述东方“受奴役、亟待被拯救”，将其“幼化、弱化、矮化”。19世纪帝国秩序下东方学成为一门学科，西方试图通过移情（类比）方式理解东方，但内核仍是站在东方主义视角将东方作为研究对象而非主体。20世纪二战后，随着东方国家独立参与国际事务，东方形象趋于多元，但偏见并未消除——1973年阿以战争后阿拉伯人形象“变得更恶劣、更具威胁性”。许晶阳结合个人作为德语导游四次援藏的经历指出，部分德国游客对西藏仍存在受媒体影响的偏见（如认为中国占有西藏是“为了资源”，援助政策“破坏了原生态环境”），这需要予以反驳。

　　谢林德教授指出，英、法、德等国对东方的看法存在差异，早期彼此模仿，后来因语言、文学传统不同而产生分化。居政骥补充说，中国人看西方也经历了从“看不起”到“洋鬼子”（既害怕又敬畏）的变迁，这是一个复杂且敏感的问题。

　　汶川地震后羌族诗歌中的创伤叙事与文化转型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西蒙（Simon）以“汶川地震后羌族诗歌中的创伤叙事与文化转型”为题，分析了2008年至2018年间出版的羌族诗人诗歌作品。他借助麦克·戴维斯（Mike Davis）“地震阴影”理论与德博拉·科恩（Debora Coen）“人类地震仪”理论，从社会、心理、文化三个层面探讨了地震对羌族社群的影响。社会层面：诗歌集中表达了“家的失去”（如席永君《何时，家变了恐惧之地？》）、“社会参与”与“救助英雄”（如胡有琪《谭千秋老师，废墟中的最后一课》）。心理层面：十年后仍有诗人不愿谈论此事，大部分受PTSD影响者为少数民族；一些诗人从“普通人”转变为“哲学家”，如雷子《生死朗读》、吴得严《追问》表达幸存者“无法适应地震后的生活，也无法与创伤和解”。文化层面：地震虽造成了巨大破坏，却也引发了国内外对羌族文化的研究热潮。西蒙特别指出，羌族文化中白石头的图腾象征在地震后“背叛”了族人——所有拦起白石头的高山都塌了，压死了很多人。

　　在问答环节，居政骥询问资料来源（图书馆而非田野调查），西蒙回应因不忍勾起诗人痛苦回忆而未做问卷。安如峦就“末日”概念的宗教意味提问，西蒙解释诗歌中未发现明显的宗教因素，但白石头的背叛象征具有文化意义。谢林德就末日理论的适用性与集体创伤的表达方式提出了进一步的讨论。

　　在交叉地带重构中德文化交流的历史图景

　　本场分论坛历时三个多小时，十位发言人从文学、科学史、外交史、艺术史、音乐学、出版史、翻译学、影像史学、新闻史学、灾难人类学等多学科视角，呈现了中德文化交流史与汉学实践的丰富面向。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中德文化交流绝非单向的“输出”与“接受”，而是始终在知识流动、跨文化接触、意义重构的复杂过程中生成。无论是亨提希在新疆的“擦肩而过的友谊”、奥尔默圆明园影像的跨世纪流转，还是姚可崑在战时重庆对卡罗萨的翻译、克拉邦德在一战后对《道德经》的改写，都说明跨文化相遇的意义往往超越当事者的初衷，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在全球文明对话日益深入的今天，对中德文化交流史的回望与反思，不仅有助于理解过去，也为当下的人文交流提供了珍贵的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