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中关系举步维艰的当下，我们之间的人文对话至关重要。它为一段并不明朗的关系提供了根基。我认为，尽管存在种种障碍和双方的忧虑，学者、教授和知识分子仍须克服顾虑，前往彼此的国家，不论我们对彼此国内政治抱有何种关切。

　　本文系美国波士顿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陆伯彬（Robert S. Ross）在世界汉学中心举办的美国汉学家大会上的主旨发言内容（原发言为英文，本文系编者翻译整理）。陆伯彬是美国战略学界知名的“中国通”。他长期专注于国际安全事务研究，尤其是关注中国安全政策、东亚安全以及中美关系。

　　今天，我被赋予了一项棘手的任务，即论述美中关系。我们如今应当认识到，尽管进行过种种对话，两国关系并未因此而改善。自阿拉斯加会谈开始，继而在巴厘岛，再到加利福尼亚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在所有这些对话之后，事态从未好转，反而日趋恶化。每一次对话之前，美方都示意不会改变政策；对话之后，我们继续推行与对话前相同的政策。我们正处在一个长期的竞争过程之中，虽有对话，亦有双方领导人的演说，合作却在减少。对此有诸多解释：有人称我们陷入了升级螺旋，有人说存在误解，因此需要对话；有人声称我们两国因世界政治的本质而难以合作；也有人说，美国不过是在回应中国的侵略行为。依我之见，所有这些说法都不正确。美国并非在回应一个侵略性的中国。美国的领导人说得很明确：我们回应的是中国实力的崛起，而非中国的政策。此中意涵不言自明。中国或许可以改变其两岸政策、菲律宾政策、伊朗政策和朝鲜政策，但美国的政策不会随之改变。我们正在抵制中国的崛起，因为它挑战美国的卓越地位与全球主导地位，并对美国的安全与地位造成冲击。这不是一场针锋相对的竞争，因为我们彼此都了然于胸。我们有各自的政策，有各自的目标，我们不喜欢对方的目标。因此，我们并非在盲目回应，而是在互不相容的目标上展开竞争。这也不是一个安全困境。崛起的中国自然想要更多的安全，但中国想要更多安全，美国便担心这意味着自身安全的削减。

　　那么，中国究竟在做什么？我们应该明白，自1949年以来，中国从不曾安于现状。毕竟，自1950年代初期至中期，美国通过一系列条约，以军事基地包围了中国，韩国、日本、菲律宾，到1990年代又扩展至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对一个真正的大国而言，这是不可接受的。在中国成功消除了其他大国在其周边及东亚大陆的存在后，它开始发展海军力量，并申明：美国不能再在东亚近海水域享有海军霸权，不能再凭借其优势毫无忌惮地巡弋中国的近海。中国在这方面做得相当成功。它的经济体量已在诸多方面与美国相当；它的市场是世界上实现实际增长最重要的市场；它的制造业贸易规模全球第一，并随之掌握了高技术，拥有一支实力相当可观的海军、空军和军事力量。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一方面，我认为中国的目标完全在预料之中。毕竟，任何大国，当它自视为被另一大国包围时，都会起来抵制。这种行为并非侵略，而是扩张，因为中国意在通过扩大影响力来获取更大的安全，但这既非好战，亦非侵略。这是任何一个崛起中大国都可以预见的常规行为。

　　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给美国带来了重大而严峻的挑战。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东亚的安全，便系于一个基本的同盟体系，这一体系使美国得以在西太平洋、印度洋等保持显著的存在。中国的崛起，不论其政策如何，都在挑战美国维系这一同盟体系及前沿基地系统的能力。所以说，崛起的中国决意挑战美国的同盟体系，削弱美国与东亚安全伙伴的合作，使美国的安全伙伴无法再为其提供领土或地理之便，以支撑美国围绕整个中国沿海边界维系的制海权与制空权。因此，若你思考中国在东亚的种种举措，无论是与菲律宾、越南的领土冲突，还是与韩国在导弹防御上的摩擦，我认为，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主权、领土争端，甚或导弹防御本身。中国的回应，意在向这些地区力量表明，它们不能再依赖美国来保障安全，因为美国是一个正在衰落的强国。我常对学生讲，如果你同意中国是崛起的力量，那么你就不可避免地要接受美国正在衰落，因为从来不存在没有衰落者的崛起。就韩国而言，当围绕导弹防御系统发生冲突时，中国的动作意在挑战的并非导弹防御系统本身，而是韩国与美国在中国东北亚边疆方向的同盟合作。在越南问题上，越南当时正与美国及其他国家合作，包括美越海军能力合作、海军合作的扩展，而与此同时越南也在挑战中国的领土主张。问题不在于领土主张本身，而在于越南将美国引入，并借重美国来针对中国。菲律宾的情况亦同此理。在菲律宾，我们可以把阿基诺政府时期的黄岩岛事件当作一个案例。核心问题并非主权，而是菲律宾与美国签署了一项重大防务协定，给予美国更大的准入权，同时又挑战中国的领土主张。这一点至关重要。中国从未说过，任何东亚国家都必须接受中国的领土主张。中国的立场十分清晰：你不应在与美国的合作中挑战中国的领土主张。因此，当有些国家不与美国合作，也不挑战中国的领土主张时，中国便将争议搁置一旁。故此，在阿基诺政府之后，杜特尔特政府上台，他并未承认中国的领土主张，但却表示我们不会挑战中国的领土主张，也不会与美国合作。接着，贸易来了，鲜花来了，投资来了，渔民可以自由去往任何想去的地方。在南海各争议水域，形势之稳定前所未有，简直回到了阿罗约政府时期的安定状态。对中国的未来而言，关键不在于对那些南海贫瘠岛礁的主权，而在于：你不得同美国合作来破坏中美间的安全。

　　对区域内其他国家而言，这正是中国崛起为何如此棘手的原因所在。其余国家正在迁就中国，而中国甚至不必多做什么。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都在向中心靠拢。它们为何如此？此乃小国的惯常做法。它们能看到权力格局的变动。你不想疏远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所以就会设法与之合作。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美国在东南亚的传统盟友，如今作为美国安全伙伴的可靠性正在下降。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美国回应的并非中国的政策，而是中国的崛起本身正在挑战美国在全区域的安全伙伴关系，因为小国们正试图在中美竞争中摸索前程，这种竞争反映了权力的转移。于是，中国日渐强大，美国日趋削弱。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现在还有越南，都在思忖：我们如何自处？所谓自处，就意味着如果你想避免疏远中国，就不得不更多地与中国合作。如此一来，美国就必须作出回应，而美国的回应是必然的。美国将予以抵制。很难要求美国简单地欢迎中国进入东亚水域，从而推翻自二战以来美国安全政策的基石。美国将尝试以一切可想见的方式回应中国的崛起，以维持其安全格局上的现状。

　　问题在于，美国面临一个深层困境。美国有句俗语叫“富屋贫现”（rich home, cash poor），指的是一个人或许坐拥大量财富，但都将钱投在了房子上，结果连下餐馆、度假的钱都拿不出来。他们资产丰裕，但现金拮据。这正是当今美国的问题。我们打造了基础设施，建立了军队并赢得了冷战，其中也有中国的贡献。我们扩大了社会福利体系，以致如今联邦预算的70%都流向了福利系统的法定支出和债务利息，只剩下30%是可自由支配的预算。国防开支已经占据了可自由支配预算的约55%到60%。就美国而言，它缺乏竞争的能力，因为我们缺钱，而且法定的福利支出依法必须与通胀挂钩，除非通过新的立法，否则不能削减。而我们都知道，在美国，我们已几乎不再出台什么立法了。我们有的是一个极化的体制。其次，我们的军事预算极其高昂。一支志愿兵役制的军队代价甚巨。现在，我们得为士兵提供像美国大学那样的美食广场，他们早已不再是端着餐盘排队打饭了。很多年前，我们转向志愿兵役制时，有过争论：如何吸引人参军？我们于是诉诸爱国主义，得到的答复却是：不，你是在同私营部门竞争，你必须付钱给他们。事实正是如此，美国志愿役军队的成本因此高得惊人。再者，我们已不再拥有造船业。如今，中国的造船业约占全球的48%，而美国只占大约0.5%。在这一领域，如果试图与中国展开军备竞赛，面对这种美国困境，我们将注定落败。因此，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种美国困局：能力日益不足，却仍决意竞争，因为美国依旧不愿将东亚的领导地位拱手让与中国。

　　于是，我们的防务政策就变得颇有意思。你可以看到美国正与印度、澳大利亚、日本构建防务合作。何以如此？我们从前何曾在乎过印度？澳大利亚？我们虽有良好合作，却并非至关重要。我们现在也关注起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原因何在？因为这些国家都位于东亚之外，远离中国。这就是美国海军，可以称之为正在撤出东亚。我们曾多年未见一艘航母停靠新加坡，这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如今它们驶向了澳大利亚。美国海军正在承认，自己无力在驻在国抗衡中国的军事能力。在我看来，这是非常审慎的做法，他们开始后撤，并说：让我们围绕这些基地构建能力。问题在于，虽然美国海军承认了这一点，美国政府却同时仍不情愿让渡领导地位。

　　那么，我们究竟有哪些手段？我们看到，美国国内政策旨在维系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这些天华盛顿的用语是“首要地位”。并且，在华盛顿，“遏制”一词正越来越多地被用来描述美国的政策。但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我们发动了贸易战。必须明确，是唐纳德·特朗普任内的美国挑起了贸易战，不管他出于何种原因，我甚至不知道他体内是否有一丝一毫的战略思想。拜登任内决定延续这一政策，尽管财政部长建言，这无助于美国的安全，只会加剧通胀。然而，与中国竞争并削弱中国经济的决心使贸易战得以持续。我们的科技战又是为了什么？如果你拥有的是日渐衰落的军力，你最好设法以高技术来弥补。这正是我们当下的做法。但同样，这关乎的是首要地位。与其说这是一种有选择性的政策，旨在针对最关键的产业，无论是TikTok还是华为，其要义都在于对每一个微小的成功进行打击，无论是电动汽车、风力涡轮机还是太阳能电池板。美国仍然不愿让中国经济取得成功，并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争夺主导地位。美国在东亚不断增长的存在，无论是航行自由行动、穿越台湾海峡，还是与菲律宾的合作，都旨在彰显美国抵制中国崛起的决心。

　　在各位做出选择之前，容我指出：美国必将抵制中国的崛起。我们将增加国防开支，限制中国获取美国高技术，并围绕国际体系的思想和价值与中国展开竞争。这正是美国意欲保全其在全球的角色，并进行一场在我看来无可避免的竞争的方式。这场竞争的代价对双方都极为高昂。双方都发现，彼此国家内部安全机构的力量变得愈发强大；彼此国内少数族裔群体正遭受更多猜疑；无论在朝鲜问题、伊朗问题、气候变化还是国际毒品贸易上，合作都变得愈发困难。因为身处竞争之中，你的倾向便不是去帮助对方解决问题，而是去竞争。

　　但我仍想指出，这种竞争一方面固然不可避免，但在竞争的强度上，我们两国仍都能做出各自的抉择。美国人猜疑中国不想要东亚的两极格局，而想要的是一个“双子星”格局。如果这就是美国的视角，那这的确是美国的一大关切。而中国的视角则是，美国意图阻止中国挑战其霸权，阻止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这两种视角都无助于管控这一关系。展望未来，我寄望于两件事。其一，我希望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能够保持自1979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的长期合作，我们的学术交流能够继续下去。作为一名美国学者，我深知自己从与中国同行的合作中受益巨大，珍视非常。我访问中国、从中国学习中受益的能力，我走进中国书店、阅读中文书籍的能力，都弥足珍贵。我希望这种关系能得以延续，因为这对一个学者来说至关重要，对我们两国来说同样重要，能为政治关系提供基础和支撑。其二，我希望两国政府能够找到一种兼及多端的方式。我们必须设法竞争，因为我们终将竞争，毕竟这是国际政治，而中美关系也概莫能外，竞争总是存在。其次，我希望能设法谈判与妥协，而非在每一个可能影响竞争的议题上都试图削弱对方。无论是气候变化、前沿哨所问题还是朝鲜问题，我们都设法谈判和妥协。这样，我们便可以谈判、妥协并竞争。我们还可以做到第三件事，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我们可以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