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为纪念我的父亲李霁野先生从事文学活动60周年，天津文联特地举行了一次座谈会，经父亲本人过目同意，时任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常务书记的鲍昌对他做出这样评价：五四运动锻炼出来的文艺战士，鲁迅的忠实弟子和鲁迅的研究家、宣传家，充满革命激情的作家与诗人，文学翻译园地的辛劳园丁，不断追求光明进步的革命者。而作为后辈，回顾父亲的全部文学生涯，我觉得大体上可以用三个“始终不渝”来概括。

　　笔耕

　　一是笔耕始终不渝。

　　父亲写诗著文，留下了《影》《温暖集》《马前集》《给少男少女》《意大利访问记》《怀旧集》《我的生活历程》等小说、散文，《乡愁集》《露晞集》《国瑞集》《卿云集》《琴与剑》等古体和现代体诗集和两部叙事长诗《海河岸上人家》《史湾赵平》，以及两部诗词启蒙。他晚年还曾设想选编中国古典抒情诗。

　　1984年，天津市文联为父亲祝贺从事文学活动60周年，是从他1924年翻译完《往星中》算起的，但实际情况是，1919年他就与同学合办了《新淮潮》。如果以这时为起点，到他1993年编注的《唐宋词启蒙》问世，持续时间就是65年。

　　父亲的这种坚持，完全源于他对文学的喜好和出于适应时代的需要，丝毫没有追求功名的因素。

　　如果说，《马前集》是遵循了鲁迅先生关于“遵命文学”的教诲行事的话，那么，写下《温暖集》《怀旧集》中的篇篇文字则是父亲寄托了自己对亲朋好友的思念。

　　如果说，《国瑞集》展现的是一个从旧中国走来的知识分子对欣欣向荣的新中国的良好祝愿与期望的话，那么，《乡愁集》则是真切记录了抗战期间骨肉分离的苦楚和对重聚的憧憬。这些都与时代脉搏合拍。

　　正因为如此，当这些深切真实的感受在“文革”中受到恶意歪曲和污蔑时，父亲才会全然不顾可能会遭遇的风险，进行了顽强抗争。他伏案疾书，在被“流放”的“寒舍”里，趴在不到半米见方的床头柜上，一字一句地抄录下《乡愁集》和《国瑞集》中的全部诗文，并附上抗战时期写有这些诗文的家信和盖有邮戳的信封。

　　父亲在抗战年代的六篇演讲，本是为解决当时条件艰苦、学生无书可读的困境所作，仅仅列了提纲就上台侃侃而谈了，为的是让学生“解渴”。而六篇演讲总共4万多字，并无出版打算，只是事后才根据学生留下的记录，整理成为演讲集《给少男少女》。

　　不曾想，《给少男少女》后来流传甚广，甚至是在网络盛行后不断被网民转抄，而且在父亲离世近20年后还被再度出版，对青年如何看待人生和读书仍能有所启迪。

　　“多一点知识，就容易多一点愉快的经验，也就是生活广一点”；“从以前的人手中接过火炬，再将它传给后来者。使火炬不熄灭，或更进一步增加它的光，便是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人生确是无常的，不过人生的可爱处也多半就在这无常”；“惯坏的孩子还不如早死了父母”；“小孩子有他们自己的人格，自己的生活，母亲的责任是要教养他们慢慢独立起来，不应使他们总成为自己的附属物”；“世间最美的东西往往是最脆弱的，例如花。爱是嫩美的花，需要小心的培植。所以除了知识之外，爱的艺术需要入微的体贴。不浇水，花是要枯死的。没有体贴入微的培植，爱也要枯死”；“在明了爱的艺术的人，结婚不是爱情的终结，却是爱情的延续”；“我们和十个人相交，未必有两三位可以成为朋友；从书中所得到的友谊温情，比例却比较高”等等，《给少男少女》中的这些只言片语，都曾被一些读者节选，作为指导自己生活的警句。

　　深情

　　二是怀念鲁迅先生的深情始终不渝。

　　自1936年11月鲁迅先生去世后写下《忆鲁迅先生》一文起，到1993年9月写下最后一篇忆文《在鲁迅家吃炸酱面》，父亲几乎每年撰文，留下了结集出版的《纪念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与未名社》《华诞集》等，如此坚持了近60年。

　　谈到父亲与鲁迅先生的关系，就不得不提及父亲的挚友李何林伯伯。他们都非常崇敬鲁迅先生，但表现形式却有很大不同。李伯伯注重学术研究，倾心于此项事业，是公认的鲁迅研究权威专家；父亲则是更多地把自己同鲁迅先生接触的种种亲身经历和点滴体验记录下来，给后人以启示。

　　虽然有关鲁迅先生的著作以及就鲁迅研究和各方人士的通信，在父亲的文集中占有重要位置，但是他一直不大同意别人称其为“鲁迅研究专家”。近60年来，父亲从来都是以鲁迅学生的身份来怀念这位导师的，并一直致力于弘扬这位文学巨匠的伟大精神。

　　李伯伯认为，父亲的《忆鲁迅先生》和晚年写就的《鲁迅先生与未名社》是“叙述鲁迅先生与未名社的少有的书”。后者则被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先生称之为“霁野师的亲见、亲闻、亲历，为研究中国现代社团史和文学史者所必读”。

　　在父亲与鲁迅先生的交往中，分量最重的部分要算是未名社的这段经历了，虽说前后只有6年左右时间，却不仅是父亲终生难忘的岁月，而且是他坚持走完自己漫长的文学道路的重要动力源泉。

　　未名社创办之初，父亲还在燕京大学读书，韦素园病倒，他不得不放弃继续学习和报考研究生的机会，挑起支撑未名社的重担。李何林伯伯对这段经历做了这样概括：“未名社成立后六七年间的编辑、印刷、出版、发行等大量工作，在鲁迅先生领导下，除开始半年由韦素园主持，最后一年左右由韦丛芜负责外，其余全由他无偿地负责并担当一切风险，出版了二十几种书刊和坚持编印了六年左右的半月刊（《莽原》共48期，《未名》共24期），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始终维持着鲁迅先生定下的进步方向，更不容易。”

　　上海鲁迅纪念馆前馆长王锡荣先生则在纪念我父亲诞辰110周年时做出了这样总结：“李霁野先生与未名社的关系，可以用几个与‘六’这个数字有关的数字来说明：未名社的成员总共是六名，它的存在时间是六年，而在未名社结束之后，李霁野先生又生活了六十六年。在这六十六年的岁月中，李霁野先生始终怀着一种深沉的鲁迅情结，也可以说是‘未名社情结’。也就是说，为了这六年，他背了整整六十六年的精神十字架。”

　　我的母亲则更生动地记录了她的丈夫在回忆起那些终生难忘又饱含辛酸的往事时的心境。她在《伉俪生活五十年》一文中写道：“（李霁野）也曾深尝过朋友生疏的痛苦，我看见他在写《鲁迅先生与未名社》的时候，有时伏案啜泣。我劝慰他，他只引用了勃朗蒂（勃朗特）的一句话：但愿这只‘是由于我们太高评价了他们对我们的喜爱程度和意见’。”

　　如果了解父亲写下这些纪念文章时经历的感情波折，恐怕就不会有人轻薄地对他的这些文字做出无端指责了。

　　翻译

　　三是从事翻译始终不渝。

　　自1923年编译短文起，到20世纪80年代重新校改译稿和有意再着手翻译一些英国随笔，父亲又是持续了60余年。他先后翻译了《上古的人》《简·爱》《鲁拜集》《四季随笔》《战争与和平》《被侮辱与损害的》《虎皮武士》《难忘的一九一九》《在斯大林格勒战壕中》等多国名著，结集出版了英国抒情诗集《妙意曲》、苏联及东欧国家作家的《不幸的一群》、苏联作家的《卫国英雄故事集》和《山灵湖》、英美国家的《鸟与兽》和《莱比和他的朋友》等短篇小说集以及托洛茨基的论文集《文学与革命》。

　　在这些众多译作中，除父亲特别偏好与他心境相投的《四季随笔》外，特别值得说说的是两部长篇小说。

　　一部是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茅盾先生曾写《〈简爱〉的两个译本——对于翻译方法的研究》一文，对同一年问世的伍光建译本和李霁野译本做出了中肯的评议，他认为，“对于一般读者，伍译胜于李译；但对于想看到些描写技巧的‘文艺学徒’，则李译比伍译有用些罢”，并特别赞许了李译的“谨慎细腻和流利”，在一些段落里，让读者“在‘知道’而外，又有‘感觉’”。

　　让后人更加欣慰的是，茅盾先生评论的这两位《简·爱》译者之间并无“文人相轻”的俗气，而是“十分尊重别人的成就，衷心地欣喜于这样的成就”。

　　父亲的这个《简·爱》译本几经再版，一直到“文革”期间都还有不少喜爱它的读者。“文革”后又出现了各种译本不下二十余种，父亲的译本不可避免地成为翻译和研究各种《简·爱》中译版本的一个“靶子”，他所采用的直译法也成为这些研究中经常涉及的话题。

　　正如翻译界普遍认为的那样，父亲继承了鲁迅先生主张直译的传统。其实，在翻译实践中，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直译法观”，只不过并未作过太多的理论研究。1981年4月，他在《悼念茅盾同志》一文中就曾表示，“字对字的直译容易变为死译，是不可取的。我的译文有时就有这样毛病。”

　　1983年6月，父亲在给南开大学外文系一位毕业生的信里明确表示：“我主张直译，只要中文能合规范，看得懂，要尽量保存原文语言风格特色。这点难做好，但要努力。译文晦涩难读，不能算直译，只是死译。好的直译能本身成为好文章，与意译并无矛盾，改动太多的所谓意译，与硬译同样不可取。形容词过多是一困难，可以用简练的中文达意，不一定逐个照搬。句子太复杂太长，可以适当化为简短。接联词太多，有时在中文无必要，可略。”

　　1985年底，在天津翻译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上致词时，父亲又把这种看法精炼地概括为“精心移植，尽量保存原著的文字美，思想美，风格美”。

　　在各种不同版本《简·爱》中译本开始出现的初期，也曾有出版社找到父亲询问出版其译本的可能性，并提出应该改用现在流行的风格。

　　父亲没有同意。

　　直到1982年，父亲才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经过再次校改的新版本。从表面上看，这是因为他对风格的改变不能苟同，但更深的意义，还是包含在他在新译文扉页上加上了“敬以拙作纪念鲁迅先生百年诞辰”这十四个字里。这凸显了父亲对早已故去的鲁迅先生的无限哀思。

　　为什么这样说？那是因为大概在1933年秋，父亲考虑并准备翻译《简·爱》。在开始翻译后，他接到冯雪峰的来信，转达了鲁迅先生的谈话，说未名社既已结束，父亲做了教授，就不再努力翻书了。

　　鲁迅先生表达的这种不满让父亲感到惭愧不安，由于不愿因未名社出现的麻烦而干扰鲁迅先生，他只能把这种烦恼压在自己心里。整整一年八个月，他都没有给鲁迅先生写信。

　　在得到冯雪峰转告的话后，父亲得知鲁迅先生还在这样惦念着他，于是立即写信告诉了鲁迅先生，“我正在翻译一部长篇小说”。

　　这里说的“一部长篇小说”就是《简·爱》。

　　但从我现在接触到的材料来看，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鲁迅先生见到了出版的《简·爱》单行本。据父亲自己的回忆，1936年，他最后一次在上海拜见鲁迅先生时是否提及此事，也不得而知。所以，恐怕可以说，翻译这部小说是父亲落实鲁迅先生对他期望的一个实证，但遗憾的是，鲁迅先生生前未能见到这部译著。这可能也是父亲要扉页上加上那十四个字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一种对自己导师姗姗来迟的交代。

　　在《简·爱》出版后，最能证明父亲始终不渝地沿着鲁迅指引的道路前行的，就是他着手翻译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这更大部头的名著。翻译用去了他4年半的时间，完稿时又恰逢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这也是他十分在意的。

　　父亲的想法是，“如能译完出版，对抗日战争也能贡献一点力量”。我做过一些考察，如果他的译作能够出版，至少又可以成为最早的中文全译本之一，但可惜的是，由于日寇作梗，书稿被毁。四年半的辛劳毁于一旦，这对一个热衷于文字工作的人来说，该是多大的打击呀！

　　但父亲只是心平气和地说，在战争中损失的生命财产多着了，这不过是沧海一粟。从他个人说，译文是从英文译的，恐怕质量也不佳，不印成倒是好事。这样伟大的著作，将来会有人从原文直译的。此后，他又写作和翻译了许多作品，并没有因此而气馁。

　　淡泊

　　父亲的劳动成果被毁不止这一次。他在抗战时期翻译的《俄默绝句集》（即《鲁拜集》）和在1961年写成的2000行长诗《史湾赵平》被毁，就是“文革”中发生的两个例子。前者因老友朱肇洛先生曾转抄而留下了副本，才得以收入文集，与读者见面。后者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留下的只有曾在杂志上发表过的两个片段，收入《李霁野文集补遗》之中。这部长诗是他在80岁时才根据记忆重写出来的。正如父亲自己在长诗后记里所说：“我自己知道这算不了诗，只是奉献万千先烈的虔诚薄奠罢了。”

　　我想，在这件事上，父亲想到的完全是留住对一位自己熟悉烈士的记忆，正如文章开头所说的那样，他丝毫没有追求功名的因素。其实这是他时常保持的一种心态，在其他许多地方也都可以看得出来。

　　父亲是天津设立鲁迅文学奖的倡导者，但他却一再谢绝授予此奖，“对鲁迅先生，我是尊敬的，对用他的名字设立的奖金我自然以能配得到为荣；但若觉受之有愧，那就于心难安了。”最终经过几番劝说，他才在90诞辰时接受下来，并立即作为以他命名的助学基金，赠给了南开大学。

　　父亲是自鲁迅先生提议成立的未名社以来的长期主要负责人，却断然拒绝被称为“未名四杰”之一，只愿被称作“未名社成员”。抗战期间，他每月都要从自己微薄的薪金里抽出一部分，接济鲁迅先生家中几乎断炊的两位老人 。

　　新中国成立后，在自己尚需承担大家庭生活开支的情况下，父亲还每月拿出钱来帮助一位因经济困难想要退学的学生，而他从来都不对别人提起这些事。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文革”中受到审查、批判时，他曾写过一份有关自己历史的正面材料，详细列举了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帮助过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我曾做过统计，在父亲公开发表的文章里、在别人写他的文章里，以及在别人的传记中，不同程度地提到过他帮助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事，涉及的人加在一起，不及他在那份材料里说的多。更何况有些当事人在自己的文字里提到过父亲的帮助，而他自己却忘却了。

　　我作为后代，也是在父亲离世十多年后，因为要纪念他诞辰110周年，才看到了这份文字。他把自己所做的一切都看成是平常的分内之事。

　　沉默不等于忘却。默默怀念父亲是我一直坚持的做法。虽然，在父亲去世后的这些年里，不断有人著文怀念，他的作品也不断被收入各种文集，这说明人们还没有忘记他。我也只是希望，随着时光流逝，李霁野，这个名字能和千千万万曾作出过大小不同贡献的人们名字一道，渐渐融入历史的长河。

　　李方仲，李霁野先生之子，1940年生于北京，1964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后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曾任我驻苏联、俄罗斯使馆参赞。

　　学人小传

　　李霁野，1904年4月6日出生于安徽省霍邱县叶集，入私塾附读，在明强小学、阜阳第三师范学校读书，因赞成新文化，倾向共产主义思潮而受排挤退学。1922年与韦丛芜合编《微光周刊》《微光副刊》。1923年入京，上崇光中学并发表译文。1924年译完《往星中》，往竭鲁迅先生，加入先生建议成立的未名社，坚持六年，编印半月刊（《莽原》共48期，《未名》共24期），曾因出版《文学与革命》被捕。1930年任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英语系教授兼主任，译《简·爱》，于1935年出版，以稿酬作川资赴英旅游。次年4月回国后赴上海访鲁迅先生，随后开始译《战争与和平》，用时4年半，文稿后被日寇所毁。1938年秋到北平辅仁大学教课。因日寇宪兵注意其行动，1943年初逃出敌陷区，先后在复旦大学、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任教。1946年9月应许寿裳约，到台湾省编译馆任编纂。1949年4月返回天津，到南开大学外语系任教，1950年任天津文联副主席，1951年—1982年任南开大学外文系主任。“文革”前曾任天津文化局副局长、局长。1982年被选为天津文联主席。1996年12月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1997年5月4日在天津寓所逝世，享年9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