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2日下午，德国汉学家大会第二场圆桌论坛在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汉学中心澳洲厅举行。本场论坛以“德国汉学的方法、叙事与当代转型”为方向，由河南理工大学教授姚军玲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雷立柏（Leopold Leeb）、华东师范大学紫江讲座教授司马涛（Thomas Zimmer）、中山大学副教授Anno Dederichs、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林纯洁、北京师范大学外籍专家马勊思（Folster Max Jakob）、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宋芝业等六位来自中德两国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先后发表演讲，议题涵盖德国修女在华史、跨文化理解的理论反思、中国留学生海外经验、德国国名汉译考、晚清外交官语言能力以及德国汉学家佛尔克的科学思想史建构，从微观史料与宏观理论两个层面展现了德国汉学研究的多元路径与当代关切。

　　从菏泽到青岛：1905—1955年间在山东服务的250名德国修女研究

　　雷立柏（Leopold Leeb）教授以“从菏泽到青岛：1905—1955年间在山东服务的250名德国修女研究”为题作了首场报告。雷立柏长期从事欧洲古典语言与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此次他带来了一项历时三十年的档案整理成果。他介绍，德国天主教圣神会（Steyl）自1904年起陆续派遣修女来华，主要服务于山东南部及甘肃、河南等地。据统计，共有253名德语区（包括德国、奥地利）修女在华服务，其中39人长眠于中国。她们在兖州、济宁、菏泽、单县、临沂、高密、青岛等地创办孤儿院、诊所、学校，尤其在女性教育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培养中国女性成为教师、护士，塑造了近代中国“新女性”的雏形。雷立柏展示了大量珍贵的老照片：修女们在甘肃武威西乡的孤儿院照顾麻风病患儿，在兖州制作药品，在辅仁大学创办女子中学部。他指出，由于战乱与历史变迁，这批修女的相关档案在中国境内几乎无存，而德国境内保存有约五千张照片及大量报告。他呼吁学界重视这段“完全被忽略的历史”，认为它不仅是教会史与女性史的重要篇章，更是中德民间交流的生动见证。雷立柏强调，相比男性传教士留下的丰富著述，女性服务者的历史贡献长期被边缘化，亟需通过跨学科的史料整理与叙事重构，使这段沉默的历史重获声音。

　　误解与不解之间的中国

　　司马涛（Thomas Zim）教授以“误解与不解之间的中国”为题，从自身三十余年汉学研习与在华生活经验出发，对中德相互理解的条件与边界进行了系统理论阐述。他将“理解中国”界定为“知识”与“亲身经验”的结合，指出仅凭文本阅读（即便是文学作品）无法深入把握中国现实，真正的理解需要终身学习与实践互动。司马涛区分了“误解”与“不解”两个概念：误解源于不同文化视角的差异，尤其是中德在“国家”“社会”“秩序”等核心概念上的语义差异；而不解则源于知识匮乏与经验缺失，加之中国近半个世纪的迅猛变迁与中西政治制度的巨大差异，使得欧洲人对中国的认知始终存在“缺憾”。他提出“中国能力”（China-Kompetenz）这一核心概念，认为它并非简单的语言能力或事实知识，而是包含历史与社会知识、语言文化素养、实践经验以及最重要的“判断力”的综合素养。司马涛强调，具备中国能力的人必须清醒认识自身认知的边界，既不将中国浪漫化，也不将其简单视为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方。他呼吁德国汉学从过度专业化的书斋研究中走出来，发展更具跨学科性、更贴近实践的当代中国研究。

　　中国留学生在德国的经验与期望

　　Anno Dederichs副教授以“中国留学生在德国的经验与期望”为题，分享了2020至2022年间在德国图宾根大学开展的一项人类学项目。该项目由人类学系学生与中国留学生结对，通过深度访谈与参与观察，系统收集了中国留学生在德学习、生活、社交与文化适应的一手材料。研究发现，中国留学生在德国面临多重挑战：语言障碍（尤其是德国南方方言）、疫情带来的社交隔离、对德国大学教学方式的适应困难等。同时，项目也揭示了留学生对“美好生活”的理解以及对“中国能力”这一德国政策术语的反思。Dederichs指出，自2015年起德国政府强调“中国能力”，但往往将其窄化为知识传递，而他主张真正的中国能力只能通过持续对话与直接交流获得。项目结束后，相关成果在斯图加特博物馆以“Listento Me”展览形式呈现，让中国留学生自己的声音进入公共视野。Dederichs最后表达了对当前德语学习人数下降趋势的忧虑，强调在人工智能时代，人与人之间的跨文化对话依然不可替代。

　　德国国名汉译考

　　林纯洁教授以“从日耳曼到德意志：德国国名汉译考”为题，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系统梳理了德国国名在中文语境中的译名演变。他指出，“德意志”三字被公认为欧美国家译名中最典雅者之一，“德”字天然关联道德，使中国民众对德国产生良好第一印象。据晚清驻德公使洪均考证，中文对德国最早的记载见于《元史》中的“Niemtsy”（日耳曼人）。16世纪末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使用“入尔马泥亚”（拉丁语Germania），此后艾儒略《职方外纪》采用“亚勒玛尼亚”（法语Allemagne）。清朝乾隆年间《华夷译语》中出现了“额哷马尼雅语”作为德语称谓。1861年普鲁士使团访华并与清廷签订通商条约，在官方照会中首次出现“德意志”一词。林纯洁通过考证法国外交官哥士耆（Count Kleczkowski）的汉语教材与生平，认为“德意志”译名很可能出自这位波兰裔法国人之手。此后，随着普鲁士统一德国，“德意志”逐渐取代“日耳曼”成为正式国名。林纯洁认为，这一译名演变不仅反映了中德交往的深化，也见证了中国近代对西方认知的逐步精确化。

　　晚清德国传教士中文心理学文本的知识转译研究

　　马勊思（Folster Max Jakob）以“李凤苞的外语能力与晚清外交”为题，聚焦中国第一代驻德公使（1879—1884）的语言学习与跨文化实践。李凤苞出生于上海，早期接触西学，后被李鸿章赏识，曾主持为北洋水师购买“定远”“镇远”两舰。马勊思根据新发现的一封李凤苞用德文书写的信函、其日记及当时欧洲报纸的报道，对其德语水平进行了审慎评估。马勊思指出，当时欧洲媒体对李凤苞的语言能力评价两极分化：有的说他几乎不会德语，有的则称赞他能在公开场合用德语演讲（尽管口音重、听众难以听懂）。李凤苞本人在日记中称德语为“天下最难之语”。事实上，他在40多岁时才开始学习德语，虽取得一定进展，但日常交流仍高度依赖译员——包括中国留学生和西方雇员如Carl T. Kreyer。马勊思认为，李凤苞的外语能力不应被夸大，但他深知外语在外交中的战略价值，有意识地在公共场合使用德语，将其作为外交策略的一部分。他还曾为第一本中文德语教材《德字初桄》作序，强调德语作为科技语言的重要性。马勊思的研究揭示了晚清外交官在语言障碍与文化差异中艰难开拓的复杂图景。

　　德国汉学家佛尔克的中国科学思想史体系建构与国际传播

　　宋芝业教授以“德国汉学家佛尔克的中国科学思想史体系建构与国际传播”为题，介绍了德国汉学家佛尔克（Alfred Forke,1867—1944）的学术贡献。佛尔克曾任汉堡大学汉学系第二任教授，其1925年出版的《中国人的世界观》（The World-Conception of the Chinese）被公认为中国科学思想史的开创性著作。宋芝业指出，佛尔克将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分为宋前与宋后两个阶段，并提炼出天文学、宇宙论、阴阳五行等四大分支。虽然该体系未能涵盖“道”“气”“理”“器”等核心范畴，但其优势在于直接依据中文原始文献而非二手资料。该著作早年被译为日文，深刻影响了日本汉学；李约瑟在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时曾52次引用佛尔克，评价极高。宋芝业认为，佛尔克的工作在20世纪初为中国科技思想赢得了国际学术话语权，其体系建构方法对今天的中国学术“走出去”仍有借鉴意义。

　　六位学者发言结束后，现场进入讨论环节。与会者就德国修女史料的保存状况、中德语言表达的差异性、汉学研究的方法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雷立柏回应了关于史料来源的提问，指出相关档案主要保存在德国，而他本人通过采访在世的中国老修女获得了宝贵的一手口述材料。Dederichs补充了其项目的方法论细节。司马涛就文学研究的危机与出路发表了看法，建议年轻学者拓宽研究范围，将中外理论与文学实践相结合。

　　主持人姚军玲教授在总结中指出，本场论坛呈现了德国汉学研究的三个鲜明特征：一是研究对象的多元化，从传教士修女到外交官、留学生，从国名翻译到科学思想史，体现了汉学作为跨文明学术体系的包容性；二是研究方法的多学科交叉，历史考据、人类学田野、数字人文、概念史等方法交相辉映；三是理论自觉与反思意识，多位学者对“中国能力”“理解/误解”等核心概念进行了批判性重构。她最后寄语青年学者：做好国际汉学研究，需要“根”与“魂”兼备，根植于扎实的国学与专业训练，魂系于跨文化视野与外语能力，唯有如此，方能在中外文明对话中担当起摆渡人的使命。

　　本次圆桌论坛的成功举办，不仅展示了德国汉学在方法论与叙事层面的最新探索，也为中德学术共同体的深度对话提供了富有启示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