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2日至3日，德国汉学家大会在世界汉学中心举办。本次大会以“中德对话与稳定性发展”为总体方向，聚焦“德国汉学研究的时代切面（Deutsche Sinologie: Ein Querschnitt）”这一核心学术议题，汇聚德国近20位著名汉学家以及国内40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近100名师生代表，以知识生产与跨文化阐释为中德相互理解的文化根基，共探新时代汉学研究发展新动态。在大会主旨发言环节，八位中德知名学者围绕汉学研究的经典解读、学科发展、现实困境与创新路径等议题分享前沿成果与深刻见解。

　　中方学术召集人、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汉学中心主任徐宝锋教授以“作为一种文明形态的汉学”为题发表了主旨演讲，引起与会者的广泛共鸣，并引发学界深入讨论。徐宝锋教授在发言中提出，汉学并非单纯的区域国别研究或人文学科分支，而是一种兼具整体性、连续性与交往性三大核心属性，拥有独立特质、完整结构与全球价值的独特文明形态，亦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跨文明学术体系之一。面对全球文明格局的深刻转型，推动汉学由学科研究范式向文明研究范式实现根本性革新，将为消解文明隔阂、促进文明共生、深化中德学术合作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

　　以下为徐宝锋教授演讲全文整理。

作为一种文明形态的汉学

世界汉学中心徐宝锋

　　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始终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追问：不同文明单元之间究竟应当如何处理冲突、对话与交流的关系？事实上，人类文明的演进本质上即是诸文明单元从相互隔绝走向对话、从单向认知走向互鉴共生的历史过程，而跨文明交流始终构成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核心动力。在东西方文明漫长而复杂的交往脉络中，汉学占据了一个极为独特的地位。自16世纪中西文明开启直接对话以降，汉学正式步入制度化发展轨道，先后经历了传教士汉学、学院汉学以及当代全球南方汉学的崛起，至今已迈入一个全球化的汉学时代。在这一由三个层次递进构成的发展历程中，汉学逐步凝结为一套连续稳定、体系完备且跨越地域界限的知识生产与传承机制，堪称人类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覆盖范围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跨文明学术体系之一。

　　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并未将汉学视为一种文明形态，而更多地将其归入一种学科范畴。提及汉学，论者往往将其等同于传统的中国研究，或人为地在传统中国研究（Classical Sinology）与当代中国研究（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之间制造割裂，汉学家亦被长期限定于研究中国的单一学科框架之内。例如，在诸多学术讨论场合，与会者多为专治中国古典学术的学者，而研究当代中国的学者则相对缺席，这实际上已经折射出一个无法回避的核心学术问题。首先，汉学何以能够跨越国家、民族、语言与时代的界限，在数百年间保持学术的连续性与内核的稳定性？其次，汉学何以始终以中华文明的整体为研究对象，而非仅仅聚焦于碎片化的中国议题？再次，汉学何以承担起文明解码、跨文化转译以及文明沟通的核心功能？这些追问意味着，在当前的学术语境下，我们必须超越传统的学科分类视域，客观地把握汉学的本质属性。汉学并非单纯的国别区域研究或某一学科分支，这一点在中国教育部的学科体系中便已显现出定位的困难。以北京语言大学为例，学校率先设立汉学与中国学学科，最初将其置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却发现当代中国研究的相关内容难以被有效框定；其后又尝试将其纳入交叉学科或区域国别学的范畴，同样面临着诸多问题。无论是区域国别研究，还是中国语言文学的分支学科，虽具有独立内核与稳定的知识结构，却都缺乏一种全局性的视野。

汉学作为文明形态的理论依据

　　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对汉学的学术功能、实践功能及其代际传承机制进行更为深层次的思考。在此，文明的三大核心属性，既整体性、连续性与交往性为我们提供了关键的理论参照。这三大属性不可分割，共同揭示了文明是由多重要素相互关联、有机统一的系统，而非零散的文化片段。例如，朗宓榭（Michael Lackner）教授在书写中交替使用繁体字与简体字，看似带来某种认知上的困扰，实则恰恰体现了对文明共生之整体性状态的尊重与保持。当前不少青年学者对繁体字已感陌生，这正提示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对文明整体性的把握方式。连续性别体现为文明能够跨越时空、突破政权更迭而实现代际传承；交往性别意味着文明并非封闭孤立的实体，而是与其他文明保持交流互鉴、共同发展的内在属性。汉学家的研究中时常显现出一种“远见”与“偏见”的张力：远见指向对中国文明全局的清醒洞察，而偏见则源于过度专业化所导致的对文化碎片的聚焦与域外视角下的片面认知。

　　文明并非单一维度的成果，而是一种可观察、可实证的多层次体系，具体可划分为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价值文明与交往文明五个维度，而这五个维度在汉学家的学术实践中均有明确体现。纵观汉学四百年的发展史实，可以得出一个核心结论：汉学完全符合文明的三大本质属性，且能够覆盖文明的五大外延维度，从而具备了成为独立文明形态的充分客观依据。首先，汉学的研究视域并非局限于单一领域，而是涵盖中华文明在物质、制度、精神、价值与交往诸层面的完整维度，始终以整体性的中华文明作为研究对象。习近平总书记在致2023年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的贺信中指出“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要求“不断推进世界中国学研究，推动文明交流互鉴”。这一重要论断精准把握了汉学历史与当代相统一、文明传承与互鉴相促进的内在逻辑，深刻揭示了中华文明作为“文明型国家”的整体性与连续性本质，为新时代汉学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对于汉学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其整体性恰恰是其最为宝贵的特质之一。研究传统的目的在于更好地观照当代，而理解当代又必须对中国传统的思想、历史尤其是思维范式抱有深切的体会。其次，汉学自16世纪萌芽至今，其核心使命始终是解码中华文明、推动文明对话，学术脉络从未中断，内核亦从未偏移，充分体现了文明的连续性。第三，汉学自诞生之日起便承担着中华文明与世界多元文明双向沟通的功能：它既是世界认识中国的窗口，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桥梁，彰显了文明的交往性。倘若没有汉学家群体的辛勤译介，大量中国典籍便难以进入世界视野并获得广泛接受。由此可见，汉学作为一种历史形态，其文明属性乃是对历史客观规律的符合，而非论者的主观价值预设或心血来潮的偶然讨论。

　　基于上述核心定性，汉学作为一种独特且独立的文明形态，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六项稳定且可验证的特征。其一为跨文明的对话性。作为其本质属性，汉学本身就是不同文明平等对话与双向阐释的场域，而非单一文明内部的封闭研究。汉学家的价值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例如朗宓榭（Michael Lackner）教授、顾彬（Wolfgang Kubin）教授的意义，更在于他们使德语世界的语言文明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华语言文明的价值，从而实现了双向理解与相互渗透。其二为古今贯通性。汉学始终拒绝将中华文明的传统与现代人为割裂，即便是一位专注于古典传统的学者，当其置身于当代语境之中时，其研究视野与问题意识已然与现代情绪紧密相连，中华文明应当被视为一个连续发展的有机整体，具备深厚的历史纵深。汉学家的许多研究成果，可能连当代中国人自身也已感到陌生，例如朗宓榭教授对《易经》的阐释，便是当代学人亟须补充的一门功课。其三为整体系统性。汉学以中华文明整体作为研究单元，在未来人工智能时代与数字文明日益普及的背景下，必将打破单一的学科壁垒，形成更为完备的文明研究体系。其四为开放包容性。汉学主动吸纳多元的研究视角与方法，兼容不同地域的汉学研究成果，始终保持开放发展的态势。无论东西南北，无论何种年龄层次与学科领域，均能够在这样一个开放的国际性舞台上展开对话与交流。尽管部分南方国家的汉学发展相对滞后，研究深度尚显不足，但在全球汉学整体的推动下，汉学的普遍繁荣必将实现。其五为价值解码性。汉学的核心功能不仅在于知识生产，更在于阐释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提炼人类共通的精神智慧。在与人工智能技术人员的交流中，我曾提出一个观点：未来的时代将是汉学与汉学家的时代。当前诸如DeepSeek、OpenAI等语言大模型的发展，最终必将走向基于语言价值观对齐的方向。要使中国的价值观与德国的价值观实现有效对齐，单靠普通的中国人或德国人均难以完成，唯有深谙两种文明及其解码通道与对齐规律的汉学家，方能承担起这一不可替代的价值解码功能。其六为代际传承性。汉学以学术体系为载体，实现学术传统与文明使命的连续传承。尽管当前全球范围内青年汉学家的培养面临着代际断裂的挑战，德国汉学界亦可能出现类似的传承危机，但随着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进程中作用的日益凸显，汉学作为一种文明形态的代际传承性必将愈发突出。

全球汉学发展脉络中的文明形态演进

　　在全球汉学的发展脉络中，文明形态的演进与汉学家的学术实践密切相关。16世纪至19世纪中期可视为汉学文明形态的萌芽期，利玛窦（Matteo Ricci）、理雅各（James Legge）、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等先驱在文明相遇的背景下初步确立了文明研究的原初范式，彻底超越了单纯语言考据的局限，为汉学文明形态埋下了最初的种子。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汉学文明形态进入成型期，葛兰言（Marcel Granet）、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李约瑟（Joseph Needham）等学者依据出土文献与系统考辨，从文明的肌理入手解构中国社会结构与文化逻辑，建立起完整的汉学文明研究框架，使汉学成为研究大型文明的独立知识体系，标志着汉学文明形态的正式成型。20世纪中期至今，汉学文明形态步入成熟期，涌现出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顾彬（Wolfgang Kubin）等大批文明对话的践行者，他们深耕中国思想与文学，使汉学彻底超越地域与学科的局限，成为全球共享、包容共生的成熟文明形态，完成了四百年演进的闭环。在世界文明格局深刻变化的当下，汉学作为一种文明形态肩负着全新的时代使命与发展走向，其未来发展可以概括为四个较为清晰的转型方向。第一，从区域汉学向全球汉学转型。汉学已打破欧洲、北美等传统汉学中心的地域局限，开始整合全球汉学资源，构建多元协同、全球一体的汉学研究体系，以推动中华文明与全球多元文明的多向对话。第二，从古典研究向古今贯通型研究转型。即便是以古典研究为主的学者，也已自觉或不自觉地具备了当代视野，不再局限于古典文献与历史传统的深耕，而是致力于打通古典文明与当代中国的研究壁垒，兼顾传统根脉与现代实践，形成完整的文明研究脉络。第三，从单一学科向跨学科融合转型。未来的汉学必将突破传统文学、史学等学科边界，融合数字文明、社会学、经济学、生态学等多学科方法，完善文明研究的多维体系。当前，部分高校已设立数字人文专业，世界汉学中心亦在积极布局基于汉学家数据的多语言模态神经语言大模型。若汉学家的智慧能够融入未来硅基生命的神经语言模态，则无异于为未来的硅基文明奠定重要的语言基础。第四，从精英学术向大众传播转型。未来，专业的汉学研究成果有望借助数字技术与新媒体平台转化为大众易于理解的文化内容，进而夯实跨文明对话的民意基础，使汉学文明形态真正惠及普罗大众。届时，关于汉学的讨论将不再局限于学术中心的一隅，而将借助多媒体平台实现快速而广泛的传播。

未来走向：汉学文明形态的革新

　　综上所述，汉学绝非单纯的区域国别研究或人文学科分支，而是一种具有独立属性、完整结构、连续脉络与全球价值的文明形态。这一判断完全基于客观的学术史实与严谨的学理分析，是对汉学本质属性的准确定性。汉学以中华文明为内核，以跨文明对话为核心使命，以全球汉学家群体为实践载体，历经四百年的演进，已成为人类文明史上跨文明平等对话与包容共生的典型样本，其价值早已超越单一的学术范畴，成为人类文明交互的重要纽带。从未来发展的角度看，汉学的核心价值并不在于进一步的科学化、工具化或狭隘化，而在于回归并坚守其作为文明形态的本质属性，始终以文明解码与跨文化对话为核心使命，坚守总体研究、平等互鉴、古今贯通、开放包容的核心特质。唯有依托传统根脉筑牢根基，借助时代动力创新发展，汉学才能在多元文明共生成为时代主流的背景下，彰显其日益凸显的独特价值。它不仅能够推动全球汉学实现从学科研究到文明研究的范式革新，更能够为化解全球文明隔阂、消解文明冲突风险、推动多元文明包容共生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的学术支撑与实践路径，进而持续成为推动人类文明整体进步的一支关键力量。